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4 次 更新时间:2015-09-22 09: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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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一 导言:从“救亡压倒启蒙”谈起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出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无论这一认同在初期是多么肤浅,无论把这一模式看成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段”(“资本主义”),还是看成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一个“他者横移”(所谓“西化”),也无论实现这一认同是要通过渐变改良还是激进革命的方式,这个趋势似乎是明显的。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却出现了一大变数: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似乎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激进批判前所未有,而且对“西学”的认识也明显深化,从几十年前先觉者泛泛地“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礼义富足”、“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发展到细究“群己权界”,对“法意”、“自繇”、“民权”、“个人”等概念都有了切实的领会,并且使“法治”、“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等等成为流行话语;从过去笼统的“西学”,发展到西方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我们也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国家主义都曾大行其道。从这方面看,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启蒙”。但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乃至由运动中激进者带入的国家走向,却愈来愈既与“传统派”的意志对立,也与“启蒙派”的初衷相悖,以致几十年后在“全盘性反传统”的礼崩乐坏之中,我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反而出现了一面“打倒孔老二”,一面又“东风压倒西风”之局,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一度造成“浩劫”悲剧中的文化荒漠。

   这是为什么?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反思,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典型的说法是:“夭折的宪政”应归咎“倒退的五四”{1}。另一说则相反,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篑,该启的蒙没能启成{2}。

   这两种说法都看到了一些现象,但逻辑上其实都难以自圆。最典型的矛盾,就是1980年代倡言“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李泽厚,到了1990年代又成为“告别革命”论的巨擘,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3}。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卢梭学说真被“压倒”了,怎么还会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应该被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当然,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运动”只是指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enis Diderot)一支而排除卢梭于外,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换言之,“启蒙”包含庞杂的内容,“激进”亦有不同的方向。如果说法国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而卢梭式的启蒙却“过份”了,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却缺乏伏尔泰式的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笔者并不以为法国的历史就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但显然,把“启蒙”和“激进”一锅煮更会把人弄糊涂。

   就以“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有一点却类似,他们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但对于中国革命后来的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革命”,一直走到“浩劫”年代结束。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在曲阜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了“启蒙”的复杂性。虽然当时论者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对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这与所谓“小五四压倒大五四”(“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主义而忽视了自由主义,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4}。

  

   二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但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也面临很多解释困境。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差别,以及中国知识份子对这一差别的认知,本文暂且不论,而下文只涉及列宁主义。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而著称的。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5},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虽然掌权后的列宁又一转而变为极端地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这就不难理解在后来的三十年里,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1929年苏联军队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似乎符合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尤其是晚近金观涛和刘青峰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分析以数值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一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提及次数就更少了。而在《新青年》关于一战的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强烈的期待。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愈来愈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6}。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首先,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的“小五四”时期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导定位的《新青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7};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刘青峰据此分析曰: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份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8}。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并愿申而论之。我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由于美日国家利益的竞争、尤其是“海约翰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坚持门户开放、列强均势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与日本侵华意图的冲突,不可否认也由于此时美国外交思想中“威尔逊主义”(以“公理战胜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为内容的美国式理想主义)而非“汉密尔顿主义”(不讲道义的国家利益至上){9}正居主流,美国在巴黎和会中本倾向于抵制日本对华企图,虽然因为英法等盟国迁就日本而没有实现,但美国人对此也很不满,美国国会因此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中国的拒签和美国的拒批,使得亚太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巴黎和会后仍然悬而未决。在“小五四”中体现的中国人民的愤怒、“海约翰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下美国的不满,加上战后英日同盟的解体、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都使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了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在尽量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也对日本形成很大压力,最终使《凡尔赛和约》中惹怒中国的主要错误(把德国的“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得以纠正,并延及中国参战前日本对华最无理的逼迫(“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也被追究,即后来史家所谓的“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10}。尽管美国也有私心和对日绥靖的一面,中国也作了若干妥协,但总体上中国仍是赢家,不仅成功收回了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实际上也被废除,而且开启了对战胜国列强改约维权{11}之路,在关税自主、撤退外邮、收回租借地、限制乃至分步骤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如今不仅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前沿学者对华盛顿会议给予正面评价,就连代表中国官方主流学术的集体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也承认华盛顿会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国人在会议上“得到了大体可接受的结果,从而与巴黎和会的空手而归形成了对比”,因此对华盛顿会议的成果“应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12}。

   如今,国际上通常把由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一战后远东格局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显然,如果仅看“凡尔赛”,中国作为战胜国几乎一无所获,国人的被欺负感是明显的。但从这个体系的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只要看看以当时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却能在此后几年里先后收回青岛、胶济路、威海卫和原则上收回广州湾,而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统一和国力相对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却用了6年才收回旅顺、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才收回澳门,就能理解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再考虑到中国在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战所付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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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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