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1 0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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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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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航海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到18世纪以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那种自外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无法被现实世界所接受。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中国学者倾向于道义论,即认为英国商人贩卖鸦片是不道德的,因而是非正义的;而英国人则倾向于自由贸易论,即认为违反自由贸易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战争的起因是林则徐禁烟,英国对华战争是捍卫自由贸易的正义战争。所以英国历史学家说:“林则徐的驱逐令显然导致了战争的开始。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国家在边界上关上大门,做缩头乌龟,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扰。实际上,这样的孤立是不被允许的,至少这对它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纪来说不是好事。”

   这种描述看上去绝对是强权和霸权的表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当时清朝实力不如人,因此只有接受一途,不接受的结果就是挨打。因为,贸易自由绝对是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时代的黄金法则,这种法则由强者制定,后来自然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到19世纪中外冲突发生的时候,源于欧洲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对此却一无所知:既不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何物、格劳修斯为何人,更不知此前几百年西方世界的巨变!面对从未遇见过的强敌,我们的应对策略依然是祖先留下的两个办法,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孙子兵法”。二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前者的逻辑指导我们要“驱逐鞑虏”,后者的逻辑指导我们“驱逐鞑虏”的具体做法。这种战略的荒谬与战术的愚蠢,导致我们在战争中不仅一败涂地,而且屡受屈辱,颜面尽失。

   在19世纪,“华夷之辨”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使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无一不是因为源于“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其实,我们本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应该彻底破除了“华夷之辨”这种不合适宜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因为那时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已经按照现代国际关系规则确立了与英国的新型关系,尽管当时是在武力的胁迫之下。连当时的英国人也长舒一口气,以为此后就可以按照规则同中国打交道了:

   《南京条约》标志着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地第一次正式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用公文的形式承认自己被“番鬼”打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观念的巨大革命,打破了排外的旧藩篱,欧洲文明开始影响这片广阔的土地。这正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关系的开始。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的理性规则却遭遇了中国“孙子兵法”的潜规则,因为中国人并没有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方式。

   关于“孙子兵法”,一般中国人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生存智慧。可恰恰这种传统智慧,导致中国人在近代中外冲突中屡屡挨打。作为中国智慧圣经的“孙子兵法”,如三十六计中的浑水摸鱼、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暗渡陈仓、空城计、苦肉计、偷梁换柱等等妙计,用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大约不失为一种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国际关系上,则不折不扣成为了不守信誉、欺骗讹诈的代名词。因为这种智慧与国际法是格格不入的!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麦吉在回忆录里,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中国人“孙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说:

   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体系漏洞百出,荒谬可笑。他们认为我们的“最后通牒”是个谎言,因为他们认为兵不厌诈,战争时说实话是不明智、不慎重的,还认为我们不会占领炮台,因为我们提前告知他们会这么做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么就和这样一个政府打上了交道?这次战役我们算是给了他们一些惨痛的教训,让他们明白我们是说话算话的,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我们是要给予惩罚的。

   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宣布“不承认之前的条约。叶名琛被派往广州,进行各种掠夺”。之所以不承认与别国签订的条约,是因为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惯性思维下,根本不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存在,而当时的英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为所欲为,并与外国人保持着距离,外国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冒犯”。很显然,这是“夷夏之辨”的传统思维在作怪。不仅如此,中国官员还利用各种“孙子兵法”的小聪明,想方设法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条约,面对对手的坚船利炮,即“当中国政府知道没有足够的能力否决我们的特权时,他们只有煽动广州的人民来反对我们”。

   比如,根据《南京条约》,英国人在5个通商口岸有经商及居住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在1857年占领广州之前,从来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权利。关于入城问题,在叶名琛看来,这是脸面和大清帝国名誉的问题;而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是否遵守和履行合约的问题。在中英双方争持的多年间,英国代表巴夏礼每每拿国际法来质问,而中国政府代表叶名琛则以“孙子兵法”的智慧来应对。亚罗号事件使两国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尽管中英双方各执一词,但英方坚主中方违反了相关合约规定,而此后中方的举措又是非常不当,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叶名琛屡出昏招,比如竟然下令无论何人,杀死英国人都给予重奖,“无论你们在哪里遇见他们,无论是在岸上或者他们的船上,都一定要杀死他们。他们的每一条人命可以换30大洋”。此事件给英法联军军事进攻制造了口实,即所谓“敌人的背信弃义是如此彻底,我们只能向北京进军,直捣政府的心脏,束缚其手脚”。

   “两国交战,不杀来使”。这个几千年来在全世界战争中通行的规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却被清朝将士当作儿戏。在敌强我弱、联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清军不仅扣押了英法使臣39人,而且对使臣进行残酷的非人性的折磨,最后居然导致21人死亡的悲剧!扣押使臣的动机让人匪夷所思。首先,扣押使臣居然是皇帝的旨意,咸丰帝曾下秘旨,称必要时可将巴夏礼及其随从“羁留在通,毋令折回”;其次,谈判破裂并非因为条约的具体内容,居然是因为递交国书的礼节问题,巴夏礼坚持公使入觐时以“敌体礼见”,“立而不跪”,载垣则坚持“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清廷拒绝英使来北京换约并残酷杀害英法使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即报复清政府的言而无信以及对待人质的非人性。

   对于联军在圆明园的暴行,英法政府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表示理解甚至赞成。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就说:“人质被扣问题从头到尾整个就是流氓行为,中国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浅,使人感到震惊胜过其行为本身的残忍性。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圆明园已被烧毁,我猜想这和人质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圆明园的悲剧值得我们反思,更值得我们反省。一味强调英法联军的野蛮不仅于事无补,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导致我们对历史的误读。

  

   2

   英法联军在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军舰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泊,他们的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岸行动,这当然与清朝边防形同虚设有关。不仅如此,中国各地民众不仅不害怕他们的到来,甚至还乐意看西洋景,非常欢迎他们。比如英国舰队到达闽江口的时候,中国当地百姓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充满了好奇,甚至是对他们的好感,因为他们看到真正的“西洋景”:“江上出现蒸汽船对没有见过的人来说是一种惊喜,他们成群结队地来看,一连好几天都围着船,以求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里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

   在战争过程中,不仅没有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众帮助联军的故事。法国一军官回忆:

   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牲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自从我们到了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国人就找不到别的领航人;在港口,他们给我们提供大量食物;在广州,他们要求得到我们的保护以抵抗叛乱分子;在上海,中国军队跟我们一起打击叛军。

   正是因为有中国人的引导,联军无论在港口还是在陆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进展顺利。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看了这些情节,让我们大跌眼镜。其实,历史的真实远不止此。

   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而两国派遣来华的只是军人。他们以为让中国百姓帮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英法联军登陆后,往往都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法军刚到达广州、澳门时,曾经因为找不到运输的马匹而苦恼,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两个城市有大量“强壮的脚夫和苦力”可以雇用,费用非常便宜,他们非常容易地雇用了1000名苦力,“让他们跟随部队,背着粮食和日常用品,干所有必要的活儿……后来的经历证明,得到这样一支生力军是件极其美妙的事情”。 “这批苦力使得对华战争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法国士兵才得以在长途行军之后免去杂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战斗。”英军雇用了更多的中国苦力,他们的军队“跟随着一支由4000名中国苦力组成的运输队”。不仅在陆地上,中国苦力还被安排到各艘军舰上,准备进攻天津的20艘英法军舰供配备了905名苦力。

   1860年8月21日,联军在攻占北塘的关键一役中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苦力冒险将云梯搬到第一线,这一点连英法联军都相当惊讶:中国苦力对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感情(他们称之为没有道德),且联军对他们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苦力不仅“忠诚勇敢”,而且还协助联军参与对清军的作战,在一次攻打清军炮台的战役中,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苦力面露惧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

   不仅英法联军雇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们还能明显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对他们,更没有碰到任何自发的抵抗。联军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要是他们有发言权,从南到北都会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当英法巡逻队来到北塘村时,发现这里“格外平静,那些中国人亲自为步兵们准备了水和棺材,甚至还有已经泡好了的茶”。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为何当时的中国人乐意帮助英法联军?根本原因,大约是19世纪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概念,当然也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愿意提及,更不会写进入教科书中。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我们回避,因为英法联军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他们登陆后肯定寸步难行。当时英法两国派出的两万多兵力,除极少数医务人员之外,全是战斗人员,诸如运送粮食及中性武器装备等,几乎全依赖中国苦力。

   可以说,除了吃饭和养家糊口之外,在前线的中国士兵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战场与洋人打仗;而英法士兵则全部明白,因为“中国违约”“中国侵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益才来中国打仗的。在这种情景下,再加上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这战争的结局还有任何悬念吗?

在关键的塘沽要塞战役中,尽管清军开始曾经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后来在联军压倒性攻势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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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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