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丽敏:历史转折中的人文知识重构——以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1-09-01 06: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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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丽敏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转折给当代中国既有人文知识体系带来了挑战,也为女性文学研究这类新领域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本文试图从文学创作、理论译介和生命经验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及其对新时期人文知识体系重构的影响,同时指出:女作家的创作及相关批评借助争议性爱情叙事,切入并转移了有关当代伦理道德变迁的讨论,为立足于情感维度的女性“个人”正当性的确立创造了契机;来自域外的“妇女文学”概念范畴,借助在正典与现实互动中生成的译介政治,参与了本土女性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女学者努力将个人生命经验凝练为知识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拓展了女性文学研究空间,还进一步探索了溢出知识生产逻辑的女性理论生成的可能。通过建立在对“女性”乃至新的“人”的理解基础上的一系列知识构造,新出现的女性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中国人文知识重构的复杂面向及其内在症候。

   【关键词】 女性文学,历史转折,新时期,人文知识

  

   在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格局中,类似“女性文学”①研究这样的新兴知识领域值得关注:一方面,借助对“女性”这一特殊的“人”的维度的强调,“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开风气之先,②较早体现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对“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变化,以及试图在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格局中重构文学/人文知识的努力;另一方面,女性文学研究在之后的发展中始终偏于一隅而未能对主流文学研究以及更大层面的社会文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情形,也表明新时期以来以新的“女性”/“人”的想象为基础的“新”的政治正确性,要想真正接通地气,改变已有的知识生产状况并介入社会文化进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可以说,女性文学研究的遭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试图回应当代社会文化语境所形成的新的探索及其问题所在,值得进一步讨论。要理解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为前提,显然需要首先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女性文学研究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现,它到底承载了当时怎样的对“女性”/“人”的理解,又是如何回应社会文化变迁对知识生产转型要求的,等等。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及其对新时期人文知识重构的介入:以张洁发表于1979年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为创作个案,结合相关文学论争,来分析文学领域如何借助爱情叙事,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强调“情感”维度的80年代女性“个人”正当性的确立;以朱虹发表于1981年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及其衍生研究为理论个案,来讨论学界如何译介域外“妇女文学”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本土女性文学研究方案;以李小江为80年代的研究者个案,来探讨女性经验如何经由文学研究而进一步被知识化和理论化,参与当代女性研究知识体系的构造。本文希冀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在上述文学事件所形成的综合性视野中,讨论女性文学研究复杂的知识构成及其所折射的新时期人文知识的多元面向和内在症候。

  

   一、“女性”正当性的确立:历史转折中的爱情叙事及其讨论

  

   要讨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作为前提,像张洁、张辛欣、张抗抗、宗璞、戴厚英、遇罗锦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表的一批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③显然是无法绕过去的。这不仅是因为,这批作品以对女性情感尤其是爱情的强调,突破了以皈依集体为旨归的“前三十年”女性作家的书写格局,更为重要的是,这批作品还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以个人主体为中心的女性文学乃至主流文学的书写大幕。那么,作为叙事符码的“女性”是如何产生出来并获得正名的,女性书写的内在逻辑转换又是如何完成的,由此形成的“女性文学”又与历史转折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等等。上述问题因为涉及了当代文学/知识转型的核心要害,值得进一步探讨。

   可以以当时最受瞩目的《爱,是不能忘记的》④为例,来把握一下“女性文学”如何在历史转折中脱颖而出并建构其正当性的。这部小说主要是从女儿姗姗的视角,呈现其母亲钟雨有点另类的爱情故事。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姗姗一开始就强调了自己“卅岁”而未婚的大龄姑娘身份,凸显其与同龄的共和国之间的反差,这一身份设定,彰显了新一代女性企图从“前三十年”致力打造的国家认同中抽身出来回到日常生活中去的愿望。在这样的叙事人视野中,钟雨的形象也就显得相当复杂:作为女性,钟雨“生得并不漂亮”,拥有“没有什么女性温柔的低沉的嗓音”,但又充满了知识分子“优雅、淡泊”的气息;作为母亲,她显然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范导者,传递给女儿的更多是“一生里总是伴着许许多多的失败”;作为作家,“文章写得也比较美”,但她真正的作品却是从未发表的私密情感记录《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看出,在钟雨身上,既有对“前三十年”的妇女解放经验的承袭,包括对传统女性气质(如温柔)的否定,对既有的贤妻良母格局所规定的母职、妻性的规避,对工作妇女身份的自觉接受等,也有与新时期性别文化观念较为一致的内容,如对知识女性的偏爱与首肯,对个人世界神圣性的建构与守护,等等。由此,钟雨的形象具有了特定历史内涵所赋予的内在张力,既被命名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而暗含了对“前三十年”乌托邦气息的一种保留,也可以被隐喻为“夹在书页里的那些已经枯萎了的花”,而代表着新时期文学对被压抑的现代知识分子浪漫传统的一种招魂。

   由这样的主人公设定出发,钟雨与老干部欲说还休的婚外恋故事也就具有了丰富的解读空间。可以注意到,男主人公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细究这精神力量的构成,既有面向公共空间的革命思想与实践,也有属于私人范畴的知识分子式的修养、爱好等,男主人公的魅力大致糅合了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革命性与筑基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性这两个不同的维度,从而体现出小说尝试整合“五四”以来分别立足于个体与社会的两种不同爱情话语的企图。男、女主人公的精神结构基本吻合,由此奠定了两人相恋的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相似的精神结构似乎并没有产生两情相悦的平等爱情关系,钟雨更多用崇拜乃至单相思式的方式,二十多年来热烈而卑微地仰视着对方,但“其实,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廿四小时”。肉身在恋爱现场“缺席”,甚至只能用文字、想象等方式来模拟事实上不存在的相恋场景,使得这场苦恋一方面以情感的自主性与纯粹性,彰显了钟雨极其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当这种主体意识是以高度克制的,甚至是无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又会因为其封闭性和静止性,使其完成度饱受质疑——这不仅是在情感世界内部,甚至还会让人怀疑钟雨作家身份的有效性——如果注意到钟雨的那篇《爱,是不能忘记的》尽管袒露了“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但仍然只是自言自语、无法面世的私人札记的话,那么,钟雨是否可以经由写作而成长为具有行动力的历史实践主体,显然也是存疑的。

   从深层次看,这一爱情故事还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道德伦理的转换问题。钟雨之所以爱而不得,并不是得不到男主人公的情感回应,而在于男主人公拥有革命时代形成的特殊婚姻——因受惠于老工人的舍命掩护,“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另一个因素则是男主人公在1969年因为质疑“理论权威”而惨死。在这样的情节设计中,钟雨残缺而凄婉的爱情故事,指向就颇为复杂:一方面,处在“第三者”的位置上,这样的爱情显然不仅对革命伦理而且对传统民间伦理都有所僭越,很难得到普遍认同;另一方面,这样的爱情因为女主人公极度克制并付出了一生的幸福,且并没有对老干部的婚姻家庭造成实质性破坏,又比较容易被谅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反思“前三十年”激进左翼思潮的历史转折期,这样的与宏大历史存在紧张关系的爱情,很容易被看作历史车轮碾压下的一种个人性代价而获得同情。正是在母亲心路历程的映衬下,女儿姗姗从个人出发的爱情选择就显得理所当然,这构成了对“法律”“道义”“责任”“义务”等面向公共空间的精神伦理规定性的一种反思甚至是颠覆,最终成为其以“告别革命”的姿态接续母亲精神遗产进而建构新的自我,开启新时期的重要依据。陈晓明因此总结为“这是对贬抑人的伦理学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张洁的感伤情调却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敏锐触角,它给‘大写的人’注入了情感内涵”。⑤

   可以发现,《爱,是不能忘记的》提供了一些关于爱情、婚姻乃至伦理道德的富有争议性的看法,这构成了1980年前后文学批评激烈交锋的焦点所在。黄秋耘比较早肯定了钟雨式的爱情的正当性,提出:“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这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⑥在他带有明显历史创伤的视野中,“爱情”作为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与阶级、集体、社会等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习俗、伦理道德等,则被看作是打上了“前三十年”烙印的“精神枷锁”,需要警惕甚至被抛弃。唐挚肯定小说“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系,渴求精神生活高度和谐、高度丰富、高度一致的纯真的爱情”,⑦进一步将精神性的爱情与世俗性的婚姻对立起来,并将婚姻与私有制勾连在一起,与作者张洁的创作意图形成了直接的呼应:“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我的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⑧。需要注意的是,从逻辑上来看,他们显然又与恩格斯的分析大相径庭——如果注意到“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这一说法,其实是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契约式婚姻所得出的结论,⑨那么,唐挚他们对“爱情”的肯定,便因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成了一种在逻辑上有问题的简单挪用。这样的挪用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爱情”可以超越特定的阶级性并指向普遍“人性”,以此为切入口,就可以指证“前三十年”社会在“德性政治”的维度上已经遭遇了危机而需要被切割,同时,可以以退回到“自然人”的方式为人道主义思潮争取浮出历史地平线的机会。

   作为讨论的另一方,有一些批评家并不认可钟雨式的爱情,而更强调建立在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婚恋的正当性。李希凡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爱情”从“道义”“阶级情”“同志爱”等范畴中抽离出来,并视为与之截然相对之物:“当年,在无产阶级‘道义’的感召下,他能够把阶级情、同志爱转化为爱情,并毅然献给‘那位姑娘’,试问,什么样的爱情能比这种爱情更高尚!”⑩在他看来,“爱情”需要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联系在一起考察,老干部那种建立在阶级情谊基础上的爱情更有现实根基。肖林则进一步指出老干部的婚姻有稳定的基础:“老干部是出于阶级情谊和妻子结合的,他们在斗争中共同亲密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基于斗争生活的婚姻有何市侩气息?有何庸俗?又在哪里镌刻着私有制度的烙印呢?”11可以发现,李希凡等人对老干部婚姻的肯定,不仅强调了爱情所应有的现实烟火气,更凸显了爱情不仅是“情”,还有与“恩”“义”等日常伦理相连通的一面,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婚姻爱情的观点,即“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前提下,才会有可能产生共同的“人性”,进而形成真正的爱情乃至平等的两性关系秩序。12在立足于阶级/集体伦理的爱情观映照下,钟雨这种偏于知识分子个人立场的爱情被认为是缺乏现实根基的,尤其是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不符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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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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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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