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18-03-13 23: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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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  

   摘要:在经济学史上,真正把价值和劳动联系起来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提出了以 “劳动创造财富”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财富”为核心内容的“劳动价值论”,这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自身难以逾越的“两个教条”。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两个教条”的富有内容的批判和超越,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从而实现了从“劳动价值论”向“剩余价值论”的转变,最终找到了解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和经济学最复杂问题的“钥匙”。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不是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剩余价值论”,而是用“剩余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劳动价值论”。正是借助“剩余价值论的逻辑”,《资本论》才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关键词:《资本论》  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革命

   作者白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没有“政治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作为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就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这一标题后来又成了马克思“倾其一生”的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不是致力于阐明如何建构共产主义的经济学,而是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缺点和问题,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和暂时性。而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变换和革命性变革,主要就是通过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向“剩余价值论的逻辑”转变实现的。对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曾专门强调自己的《资本论》一书“最好的地方”有两点:一是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二是研究了作为一般形态的“剩余价值”。由此可见,《资本论》的真正创建并不在于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并以此为基础改造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进而将“劳动价值论”升华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特殊规律的“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富有内容的超越和根本的逻辑转换,由此才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彻底的革命”。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财富的标志,作为货币来源的“流通领域”是财富的源泉。而其后的重农学派虽然有所进步,否认流通领域是财富的源泉,认识到“生产领域”才是财富的源泉,但它也只是把农业生产当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否认其他形式的生产的意义。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真正把商品的价值和劳动联系起来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其实质是产业资本代替了商业资本的统治,也即是“生产”而不是“流通”成为了财富的基础和源泉。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通过批判重商主义而确立自己的基本理论的。不同于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流通”从其在商业资本统治时期的一个独立的经济现象,看成是生产的从属因素,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和货币观被重新探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不再是外在的“货币”,而是内在的“生产”。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代表产业资本家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在重商主义者所描述的流通领域的货币现象背后,去寻找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其内在规律。就价值问题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有必要透过重商主义的市场价格这个“流通表象”,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寻求其形成的“自然基础”。在此基础上,它才发现了作为一切国民财富源泉的“劳动”是决定价值的最终因素,“劳动价值论”终于代替“货币财富论”出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出现,既标志着经济学理论探讨从“流通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过渡,也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言:“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在劳动价值论创建之前,“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好像和财富(价值)无关。如货币主义就把财富看成自身之外的“他物”,看成是完全客观的东西存在于货币之中。同货币主义相比,重商主义的很大进步在于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因此,他们只是抓住了劳动的假象,而不能发现劳动创造财富的本质。同重商主义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生产——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和劳动一般的成果了。在重农学派这里,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已经要呼之欲出了,但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既不是农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工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或者干脆就是劳动本身。“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所以说,正是以斯密为创始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真正开始了从“流通过程”向“生产过程”的过渡,开了从“劳动”而不是“货币”来探讨国民财富性质和来源的先河。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步迈得虽然艰难,却是意义巨大。由此,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科学得以诞生:“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在经济学史上,亚当·斯密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他第一次撇开了具体劳动的特殊形式,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劳动一般,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圣经”的《国富论》中,斯密明确提出了自己“劳动价值论”的两个规定:一是劳动创造财富,“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二是等量劳动获取等量财富,“一定劳动量的价值”交换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斯密完全站在产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一方面批判了重商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观点,强调“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也即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另一方面又矫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偏见,强调商品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商品所有者)能够购买或支配的“一定劳动量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价值量”的分析几乎吸引了斯密的全部注意力,所以他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在探讨商品和商品之间交换的“量”的比例关系下,也即在探讨什么是“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下展开的。然而,斯密根本不能、也无法明确区分和说明“投下的劳动量”和“交换的劳动量”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但与先前的经济学学派不同,斯密已开始在“效用”和“购买力”的意义上自觉区分作为“物品效用”的使用价值和作为“购买力”的交换价值,初步认识到商品具有“二重性”,这是斯密的巨大历史功绩。但“效用”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因此斯密的“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所意味的恰恰就是商品的“购买力”。对此李嘉图曾指出:“亚当·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可见,在斯密这里,劳动价值论是具有“投下的劳动量”和“交换的劳动量”这“双重来源”的。在此意义上,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甚至也被称为“二元论”的。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斯密虽然超越了其前人,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的劳动及其数量关系,但他并不了解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仍然缺少对其进行深入的“质”的区别和分析,因而他在进一步考察是什么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劳动怎样衡量商品的价值时,就陷入了不可避免的混乱。由此可见,斯密无法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和“衡量价值的劳动”区分开来:“斯密仍在迷宫般未经区分和未加消化的思想中犹豫不定地摸索着前进。”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两个规定”,却成了其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难以逾越的“两个教条”,一直在左右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从斯密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这“两个教条”虽然是抽象的和概念化的,但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遵循的“最高原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李嘉图是在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他坚持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最高原理,但一直反对斯密把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应劳动量与劳动的报酬混同起来。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李嘉图明确强调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而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对这一决定商品价值的“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李嘉图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一切商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拥有生产资料之人的“较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生产资料之人的“较大量劳动”。在这里,李嘉图把决定商品价值的必需的劳动量,主要归结为雇佣劳动者的“较大量劳动”,而不是物化为生产资料的“较小量劳动”,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斯密“投下的劳动量”和“交换的劳动量”一起决定商品价值的“二元论”,同时又比较明确地区分了生产耗费的劳动和购买得到的劳动,认识到在生产过程中,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通过转移和直接生产耗费劳动一起决定商品的价值。所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其不可逾越的发展界限内的虽不充分但是最好的分析”。但是,李嘉图和斯密一样,过于迷恋劳动和价值的数量关系,最终还是把不同种类的劳动间质的差别归结为量的差别,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仍缺乏深入分析。正是由于“李嘉图对于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姿容,它的特殊的决定性,即劳动的性质,没有去研究??在他看来,自始就只有价值量成为问题。他以为诸商品的价值之比,等于它们生产上必要的诸劳动量之比”,由此导致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也仍然是徘徊不前的,在本质上,他仍然坚持和完善着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并没有比斯密高明和前进多少。

由此可见,作为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虽然体现了经济学的重大进步,但仍存在着诸多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而之所以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过多沉迷于“商品价值量”的分析,另一方面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特殊生产类型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形式”所致。正是此局限,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辩证关系,也不能在商品二重性的基础上发现劳动的二重性,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不等价交换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从而揭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的奴役和剥削本质。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只是说一些或写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而那些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也仅是指出矛盾而已,他们谁也没能解决这个矛盾。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本身不仅有量的自然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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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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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号“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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