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春 陈友华: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将形塑M型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 次 更新时间:2018-03-09 0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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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春   陈友华  

   【摘要】生育政策的调整在为人们带来更多生育选择空间的同时,也可能释放被压抑的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借助对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化历史及其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现有的相关研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或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生育率的结构性差异也将作为推动因素之一,导致“M”型社会的出现。

  

   继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对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重大调整,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这一政策实施的后果将是怎样的?现有大量研究关注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的规模与结构、生育率水平影响,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将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出发,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对这一政策的可能反应,以及他们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可能差异。

  

持续低生育率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生育水平持续减低,直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有学者测算,到2028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可能降低到1.3的超低水平。低生育率及其可能的社会经济影响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针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及其后果,人口转变模型的提出者汤姆逊早在1929年就指出了生育率下降这一趋势的可能危害,低生育率将对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等造成极大的威胁。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长期低生育率是日本经济20多年持续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中国开始出现的低生育率及其可能的弊端,已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在某些学者的眼中被视作是一种“近喜远忧”,持续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不容忽视。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发展前景将不堪设想。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将会导致过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最终影响到中国的长期发展。

   针对中国人口发展形势,中央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调整。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似乎并没有太明显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二孩”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话题。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政策调整能否改变生育率水平?又或者政策的松动会带来哪些政策预期之外的后果呢?有关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在人口学界早有争论。有人担心政策调整会带来出生人口规模的严重堆积,如翟振武等在2014年撰文指出,“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5左右”。但也有学者认为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的“不反弹”,强调政府不能由于担心短期反弹,而丧失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适当水平的机会,建议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生育行为受到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政策松动只是为生育率回升提供了可能性,生育率的变化还受到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的规模及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前述有关生育率变化可能的影响的讨论,主要是建立在生育政策调整的目标人群的规模的基础之上。本文将从符合政策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构成,来分析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作用及其对人口结构变动的长期影响。在笔者看来,剔除体制差别和城乡差别之外,以往的独生子女政策压制了生育率的阶层差异,而“全面二孩”政策或将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压抑的阶层差异。总结发达国家人口转型过程中不同阶层生育行为的差异,并结合国内已有的关于不同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笔者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进而导致社会结构表现出“M”型的特征。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变化及相关理论探讨

  

   谈到生育率的变化不得不提及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变理论是针对工业化之后西方人口变化而提出来的,指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演变过程。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关系,人口转变可以分为多个阶段,譬如前工业化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阶段、成熟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但从发达国家人口变化的总体趋势来看,人口转变的各个阶段都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美国和欧洲在19世纪后半期都经历了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对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的普遍下降,有着众多的解释,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与之相伴的是婴儿成活率的提升)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主要的解释变量。譬如,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通过减少子女数而获得的收益,子女养育成本的增加,养老金制度及养老服务的发展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育率水平就会表现出普遍下降。

   本文关注的是生育率变化的阶层差异,或者说,生育率的变化跟人们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在人口转变早期,社会上中层的生育率开始下降,而农民等社会下层最后改变其生育行为。由此形成一个共识:生育率的变化经历了与社会经济地位正相关向负相关的转变,这一转变被认为是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率先降低生育率的结果。但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其实也有另外一种现象被一些研究者关注到,那就是中产阶级生育率的特殊表现。

   对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中第一和第二阶段生育率变化及其阶层差异的解释,通常会涉及死亡率(婴儿成活率)、避孕知识和技术使用的差异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婴儿成活率和避孕知识与技术已经不再作为人们讨论生育率差异的主要因素,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则成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根据经济理论,生育抉择是一种经济理性决策(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一决策受到个体经济条件和偏好的制约。按照这一理论,降低孩子生育成本,或增加养育孩子的收益(如提供生育津贴、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减免等)都会增加人们的生育意愿,很多发达国家其实都依据这一假设调整相关政策以提升生育率。

   具体来说,借助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释生育率的阶层差异。

   其一,机会成本。对于职业女性而言,职业收入越高,时间成本就越高,因此其生育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此外,职业女性也可能会放弃或减少生育以促进其职业生涯的发展,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女性越倾向于低生育率。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进而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被称作替代效应。但是,高收入同时也会降低或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有研究表明,收入因素对男女生育决策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对女性而言,表现为上述替代效应;而对男性而言,经济收入或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生育率具有正向的作用。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延伸,就涉及到家庭经济资源来源差异对生育率的影响。一项针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在相同区域消费水平下,比较相同学历层次的妇女,会发现女性的生育率会随着丈夫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即生育率水平与男性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其二,家庭经济资源来源差异。家庭资源的差别使得不同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不同。如前所述,经验研究表明妇女的时间成本越高,其生育率也越低,这是因为女性工资的价格效用大于其收入对生育率的效用;相反,当家庭收入的增加是来自财产收入、商业收入、土地、自然资源,那么收入的增加不一定会影响到家庭因养育孩子产生的机会成本,并且这类收入增加会带来更高的生育率,即非工资类收入与生育率正相关。

   其三,质量与数量权衡。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以便他们将来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而这限制了一些家庭的孩子数量。因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减少子女的数量,可以确保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现有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即通过减少数量来提升质量。这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的生育率低于工人阶级,与此同时,上层阶级拥有充足的资源,因此不受此影响。中产阶级家庭通常比工人阶级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比上层阶级少,如果不减少子女的数量,则其平均每个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减少。

   其四,生活方法、价值观念与相对成本。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其实假定人们对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等相关信息有着充分的把握,即人们的生育决策建立在人们对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都明了的基础上。而实际上人们很难充分把握成本和收益的信息,人们的决定通常是建立在自己能够感知到的有限信息(无论准确与否或充分与否)的基础之上。就养育孩子的成本而言,其实是人们自己感受到的成本,而这种感受到的成本实际上跟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子女的期望(如教育期望)等相关,因此就有了所谓的相对成本的概念。换言之,养育子女或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是相对的,这与人们隶属的阶层的生活水准相对应。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高于社会底层,其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要求也高于底层,因此其养育子女的相对成本也高于底层。

   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就可能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上层和下层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社会中间层的生育率最低。有研究表明,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生育率最低,而精英阶层、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则有着较高的生育率。就美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古特马赫研究所的研究表明,非计划怀孕在穷人女性当中的比例非常大,这使得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生育率差异变得异常明显。而且,在专业技术人员当中,丁克的比例也非常大。此外,当前养育成本也成为制约美国中产阶级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生育意愿及其阶层差异

  

   生育率的阶层差异,按照前述经济理性的视角,实际上是人们依据自身条件的生育决策差异所决定的。长期的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育决策变得相对简单,对多数家庭而言,生育决策恐怕主要表现在生育时间的决策上。就生育子女数量而言,一方面是生或不生,丁克现象在中国还不是很流行;另一方面就涉及超生问题。大量研究或媒体报道所谓之超生群体,主要涉及富人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的农民。也即,在政策约束的前提下,即便存在高生育率,那也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的两头。

生育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为中国人的生育决策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但以往的研究以及“单独二孩”政策推行之后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生育政策的松动不足以带来生育率的普遍提升。2006~2007年“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当拥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权利时,妇女的理想生育数量也远远低于两个,仅为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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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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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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