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论黄侃《咏怀诗补注》 ——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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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  

   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阮籍不得以出仕于司马氏,但是他对于司马氏的谲诈、残忍,特别是弑君,内心是极为不满的,对于备受司马氏欺辱的曹魏皇室则充满同情。面对司马氏的恐怖政治,阮籍不敢议论时事,被司马昭称之为“至慎”[《世说新语·德行》篇:“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他心中是非分明,他通过《咏怀》诗等作品曲折地表明了自己同情曹魏、反对司马氏代魏的立场。对《咏怀》诗微言大义,前人早有评论,清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说:“嗣宗《咏怀》,其予夺几可继《春秋》之笔削”[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册,第18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方东树《昭昧詹言》认为《咏怀》诗其十六“徘徊蓬池上”是“春秋笔法”[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第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朱嘉征评《咏怀》其四十二“王业须良辅”曰:“春秋志畏而言谨,可谓兼之矣”。[ 转引自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他们以《春秋》比阮籍《咏怀》诗,就是着眼于阮籍在诗歌中暗含对时事的褒贬态度。因此,历代注释《咏怀》诗的人都想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事,探究诗中的微言大义。

  

一、黄侃之前的阮籍《咏怀》诗注

  

   南朝梁代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说:“阮旨遥深”[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上册,第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他认为阮籍《咏怀》诗是有深意的。钟嵘《诗品》说阮籍《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即言近旨远之一。但是,他们都未能分析《咏怀》诗的具体所指。事实上,不只是他们,早于他们的刘宋文人颜延之注释《咏怀》诗,就已经“怯言其志”[ 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卷上“晋步兵阮籍”条,第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了。这说明阮籍《咏怀》诗尽管含有寄托,但是由于阮籍采用的是非常隐微的手法,致使晚于他一百五十多年的颜延之也不敢解释《咏怀》诗的微旨了。南朝梁人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三选录了阮籍《咏怀》诗十七首,唐人李善注《文选》,说阮籍《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中册,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他只注出阮籍典故,不敢推测诗意。五臣注《文选》与李善不同,他们是要努力揭示阮籍的意旨,但是许多解释流于牵强附会,为后人所诟病。比如阮籍《咏怀》诗其一: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唐吕向注曰:

   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号痛声也。翔鸟,鹫鸟,好回飞,以比权臣在近,则谓晋文王也。[ 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二十三,第一册,第5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吕向此注以为孤鸿喻指贤臣孤独在外,既未注出古典,又不指明今典;至于以鹫鸟释翔鸟,更是出于主观臆测,并无确实的依据,因此,所谓翔鸟比权臣司马昭,就难以使人信服。五臣以史证诗是不成功的。

   五臣之后,继续挖掘阮籍《咏怀》诗微言大义的还有元代的刘履《选诗补注》、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陈沆《诗比兴笺》、蒋师爚《咏怀诗注》等。二十世纪以后,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是黄节先生,他的《阮步兵咏怀诗注》是成就极高的阮籍诗歌注本,他对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四言《咏怀》诗十三首作了详细的注释,并搜集了历代《咏怀》评论多种,附以己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黄先生也是以史证诗,但是他反对主观臆测,对《咏怀》诗的注释有所发明,比如《咏怀》诗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黄节先生引用《三国志》所载魏明帝托孤于司马懿、司马昭弑高贵乡公、魏明帝太和五年诏诸侯朝聘等史实[《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曰:“(明)帝执宣王(司马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曹)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明帝纪》:“(太和五年)八月,诏曰:‘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適子一人朝。’”卷四《高贵乡公髦纪》所载司马昭奏太后加恩以王礼葬高贵乡公,和收成济及其家属付廷尉治罪。],进而得出此诗主旨:

   诗言魏以恩泽加于司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则恩泽失矣。(中略)收言司马氏不知所以报恩,而反行篡弑。亦犹倏忽之凿混沌窍而已矣。[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62-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黄先生的结论是在引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他准确地阐释了诗意,揭示了阮籍此诗的微言大义。黄先生的不足之处在于有些诗的注释尚存疑问,如《咏怀》诗其五十六等[ 参见拙作《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

   古直先生《阮嗣宗诗笺定本》也是结合时事解释《咏怀》诗,本书良莠参半,既有精辟的解说,更多穿凿附会。黄节先生、古直先生和黄侃先生同时,但他们对《咏怀》诗的注释却大不相同。陈伯君先生《阮籍集校注》虽然产生于黄侃先生之后,但是他注释《咏怀》还是主要应用以史证诗这一方法。郭光先生《阮籍集校注》和靳极苍先生《阮籍咏怀诗详解》[ 郭光《阮籍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也是这一类型的注本,他们二位尽量对每一首《咏怀》诗都编年,发掘阮籍的微言大义。但是,由于《咏怀》诗的许多篇章,不论是诗歌本身、还是史料方面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因此这些编年多半证据不足,二人对诗歌的解释也就难以让人信服。

  

二、黄侃《咏怀诗补注》

  

   刘宋的颜延之注释阮籍《咏怀》诗,就已经“怯言其志”,唐人李善注也表示《咏怀》诗“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中册,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自此之后,对于是否用以史证诗、揭示微言大义的方法注释《咏怀》诗,一直存在争议。明人冯惟讷说:“后之解者,必欲引喻于‘昏乱’,附会于‘篡夺’,穿凿拘挛,泥文已甚”,但是他接着说:“今并削之,存其灼然明著者尔”,说明冯惟讷批评的只是牵强附会,他并不反对以史证诗、揭示微言大义本身。比如《咏怀》诗其二十“杨朱泣岐路”一首,冯惟讷评曰:“言世道多端而易变,将揖让而永离去之。然于此时情念,岂但眷恋惜别而已,殆恐别后存亡诚有不可测者。赵女中山事未详,但赵女喻司马氏,中山喻君也。途上士,嗣宗自谓也。用,以也。此时忧君而复忧己也”[ 明·冯惟讷《选诗约注》卷八,明万历九年(1581)沈思孝刻本。冯惟讷此评乃取自元人刘履《风雅翼》卷十《选诗补遗》下。]。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认可颜延之的说法,批评何焯以史事证《咏怀》诗,但是方东树又说:“夫诵其诗,则必知其人,论其世,求通其词,求通其志,于读阮诗尤切”,他解读《咏怀》诗也用以史证诗的方法,比如《咏怀》诗其六“昔闻东陵瓜”一首,方东树评曰:“此言(曹)爽溺富贵将亡,不能如召平之犹能退保布衣也” [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第80页,第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总之,冯惟讷、方东树批评的是以史证诗的附会之弊,对于以史证诗本身还是信服的。

   真正抛开时事,从诗歌本身入手解释诗歌的是近人黄侃,他在《咏怀诗补注》中说:“阮公深通玄理,妙达物情,咏怀之作,固将包罗万态,岂厪厝心曹马兴衰之际乎?(中略)颜沈以后解者众矣,类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固载高叟!余甚病之。”[ 黄侃《咏怀诗补注》,章氏国学讲习社编《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页,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他批评前代注《咏怀》诗者“解嗣宗之诗,则首首致讥禅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先生的注本有两种,一是《咏怀诗笺》,出版于。《咏怀诗补注》,刊于章氏国学讲习社编《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收录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对八十首作了注解[《咏怀》诗其七十三、其八十一无注。],其中引用颜延之注八处、沈约注十处。黄先生注释阮籍《咏怀》诗,注重诗歌主旨,而不拘泥于和时事的比附。比如《咏怀》诗其三十五:

   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濯发旸谷滨,远游昆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

   蒋师爚曰:

   “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欲延魏祚也。[ 清·蒋师爚《咏怀诗注》卷二,清嘉庆(1796-1820)刊本。]

   曾国藩曰:

   “白日不移光”云者,欲使魏祚不遽移于晋也。[ 转引自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黄侃先生曰:

   荣衰无定,人道可悲,思欲上友列仙,翱翔太极,而天阶殊绝,云汉无梁,则神仙终不可冀。途穷之叹,岂虚也哉![ 黄侃《咏怀诗补注》,章氏国学讲习社编《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1页,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

   蒋师爚、曾国藩解释“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为阮籍欲延魏祚,并无确据,流于猜想。黄侃先生解为求仙无路、途穷之叹,更合此诗。

   又如《咏怀》诗其五十五“人言愿延年”,前人多认为是以求仙影射高贵乡公被杀一事,比如黄先生则不同,他说:“神仙之事,千载难期。纵复延年,终难自保。晨朝相悦,夕便见欺。方知预计明朝,犹为图远而忽近也。” [ 黄侃《咏怀诗补注》,章氏国学讲习社编《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6页,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由于高贵乡公之事仔细品味此诗,黄先生的解释是比较稳妥的。他对《咏怀》诗其五十七“惊风振四野”、其七十二“修途驰轩车”等诗的注释也突破了前人的牵强比附,就诗本身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比兴与用典是阮籍《咏怀》诗表达微言的两大手段,因此注释《咏怀》诗就关系到对比兴与用典的理解。黄侃先生注释阮籍《咏怀》诗,完全抛开魏晋史实,与他对诗歌比兴的认识密切相关。在《文心雕龙札记·比兴第三十六》中,他说:“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深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这一点确实切中了五臣等历代注解《咏怀》的弊端。黄先生认为,“虽当时未必不托物以发端,而后世则不能离言而求象” [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涉及到诗歌注释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即使诗人当时托物言志,比兴中蕴含着微言大义,但是,如果没有坚实的证据,我们也不能主观臆测。正确的做法是立足于诗歌本身来理解诗篇,按黄先生的话讲,就是“即言而求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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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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