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53 次 更新时间:2018-02-23 00: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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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如何思考革命及其“失败”?

  

   如果说19世纪是由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界定的,那么,20世纪则是由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所界定的。这两场革命不仅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创造一个新社会,而且也将各自的革命道路理解为全世界探索未来的伟大尝试,从而激发起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俄国与中国的赞扬与诅咒、支持与遏制、热爱与敌视。从1917至2017,天地玄黄,在两场伟大革命的诞生地,革命的面貌早已模糊。1990年代,伴随苏东的解体,中国知识领域盛行的是“告别革命”的口号,这是美国版的“历史终结”命题的亚洲版表述。在俄国以及西方知识界,“十月革命”常常被视为预伏在苏东解体过程中的“原罪”,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已经转化为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能的讨论。1994年11月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夫·菲拉托夫就断言:“从形式上说,1917年10月俄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其结果是政权为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所篡夺……1917年的十月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由19世纪的伟大改良的俄国向工业化民主社会的逐步转变过程中断了。1917年的二月成了国家民主发展路线的终点,二月革命后经过八个月俄国就确立了集权主义的镇压体制。”[2]在苏联解体前,各种反对的和修正的观点已经复苏,而在后冷战的氛围中,甚至修正的观点也已过时,盛行一时的是通过“解密档案”,将早已被批驳的故事重新编造(如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故事),通过西方(如德国《明镜》周刊)和俄国媒体,广为流布,不胫而走。

   在这一对于革命的反动大潮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对于正统叙述进行修正的观点。例如资深的十月革命专家亚·叶·拉比诺维奇一方面承认革命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认为存在着为十月革命所错失的其他可能选择,即“建立多党制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以苏维埃为基础,它必须实现刻不容缓的深刻变革和争取实现和平。”[3]探讨1917年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实际上提出的是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具体的历史判断,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关系问题。例如,阿·伊·福明通过对列宁的《四月提纲》的解读,重申了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的观点,即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但他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死敌的立场,而是站在拯救一个革命传统的立场,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开创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纪元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有理由认为,十月革命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它巩固了工业化社会的胜利,有助于确立后工业化社会文明的基础。”[4]换句话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将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一个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5]从经济的角度说,这一专政就是列宁曾经说过的那个“真正民主革命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6]。这一诠释实际上是用列宁在1905-1907年间形成的对于俄国革命的阐释否定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重新界定。

   与这一判断直接相关的,便是重新探讨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亚细亚式的社会革命”,它所开创的苏维埃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已经隐伏在有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关系的讨论之中了。早在苏联解体前夕,E.T.博罗金就论定:“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使命。”[7]为了将十月革命的使命界定为确立“国家资本主义”,作者从经济的角度将这一进程解释为类似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农民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从而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让劳动者(农民与工人)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的各种尝试。

   普京时代的到来让种种修正观点找到了弥合其冲突的契机。十月革命在战争中拯救了俄国,曾经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们长期指责的布列斯特和约也因为德国战败而被苏俄政府宣布废除。[8]十月革命后,即便在流亡的白俄分子中也发生了有关十月革命的争论,其起因是部分白俄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在面对西方列强压力下的一个曲折的、保留自身力量的步骤,从而不能完全否定。十月革命主张的民族自决最终通过联盟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扩展了沙俄帝国的领土、人口和权力。总之,对于现代化论者而言,十月革命为工业化扫清了封建障碍;对于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言,苏联的卫国战争为抵抗和粉碎纳粹德国的进攻建立了不朽功勋;对于当代欧亚主义者而言,十月革命正是重振俄罗斯帝国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不可能被整体地否定。

   一个世纪之后,这一革命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对它所创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否定。这是既不容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与当代俄国的政治道路大相径庭的政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复杂而矛盾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暧昧的纪念方式:普京总统于2016年12月19日颁布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的筹建措施命令,“责成俄国历史学会组建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委员会,在一个月期限内筹建班子并提出纪念方案;俄罗斯政府文化部具体负责实施;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机构、社会和学术团体及有关科研、教学人员等参与这个工作。”[9]但同时指出纪念活动不限于十月革命,也包括二月革命;俄罗斯政府文化部部长梅津斯基在筹备会议上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我们的先辈尝试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的努力。这不仅仅是改变了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也是给全世界各民族发展以巨大影响的决定性事件。”[10]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的解读,“梅津斯基部长所指由俄国革命建立、并给全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新的公正社会’,就是指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而不可能是二月革命后短短几个月存在的临时政府。这应当看成是俄罗斯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肯定评价。”[11]

   然而,普京的目标不是为了重申十月革命的政治价值,而是为了实现“白色的”后代与“红色的”后代的和解,这一“肯定评价”除了在维护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之外,不可避免是暧昧的。事实上,普京早在2016年初就对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夏天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及其奴仆,同年对神职人员的镇压,以及真伪存疑的列宁致莫洛托夫的信发表过批评看法,并引起了俄罗斯学术界就相关问题而展开的考证与讨论。[12]2017年5月25日,普京明确指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0年留给我们的主要历史教训就是防止社会的分裂,达成社会的和谐。”[13]为了平息国内外对于纪念1917年革命的疑虑,普京在2015年9月30日[14]、2016年9月3日[15]相继颁布总统令,签署“建立受政治迫害遇难者永久纪念碑”的法令,但“在内容中都没有指出这是‘在俄国历史什么时期发生的迫害行为’,更重要的是,法令中完全没有指出谁是加害的‘主体’、谁是被害的‘客体’”。[16]尽管如此,建立纪念碑的政治暗示是清晰的,即纪念1917年革命并不是重新确定俄国的未来方向(向俄国人民表示),也不会违背普遍的“人权原则”(向西方各国,也向俄国的自由派表示)。

   2017年10月30日,普京在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式上发表讲话,以一种毋庸置疑却又包含了上述多重省略的方式说:这一天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纪念政治清洗受难者的日子”,最后引用索尔仁尼琴夫人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索尔仁尼琴娜的话结束他的演讲:“‘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可能原谅,’我完全赞同这句话。是的,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记住大清洗的悲剧,记住它的根源。但这不意味着清算。不允许再次将社会推向危险的对立境地。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信任和稳定。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它是我们的唯一。”[17]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媒体报道将纪念碑“悲伤之墙”的建立视为对于十月革命的审判,但普京的讲话没有提及十月革命,更没有将大清洗与十月革命直接挂钩。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仍然值得人们重新探究。这是一个模糊的纪念方式,但其战略含义却是清晰的,即在模糊中让历史冲突的各方在当代俄国的社会关系中各得其所。

   对于经历分裂、动荡、解体和战争的社会而言,呼吁社会团结反映了某种社会共识,绝不可以轻率加以嘲弄。但是,对于十月革命,这类暧昧的表述法并不能将其驯服: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围绕这些“改变”而产生的激烈争辩和斗争遍及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其中也包括追随这一革命并坚持革命理念的左翼及其理论上的后代。历史的巨变,尤其是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改变了各种纪念的调子,但没有改变的是围绕这一事件的各不相同的、难以调和的激烈态度。我们不妨结合对于中国革命的总结和思考,回顾那些因时代差异而存在的有关十月革命的不同解释方式。

   第一种方式源自革命家自身。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战略不同,但分享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即便不属于一个国家,也自认属于同一场运动。他们在革命的现实进程中探寻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战略战术。在1917年革命爆发的时刻,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议和分歧也是尖锐的。例如加米涅夫和《真理报》对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的看法与列宁迥异,普列汉诺夫嘲笑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梦话”。在这场思想争论中,斯大林也曾短暂地站在列宁立场的对立面,但稍后转而支持《四月提纲》。十月革命前夕,无论在是否参加全俄民主会议预备会议的问题上(这直接关系应该阻止还是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还是在是否进行武装起义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不仅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而且也包括托洛茨基),都曾发表过反对起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很快转向支持武装起义,并成为这场起义著名的领袖之一),并与列宁发生激烈的冲突。

这些战略和战术的分歧与当代思想中对于革命的指责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根本上并不是一回事。这是来自同一营垒的策略分歧。1918年,罗莎·卢森堡在尖锐地批评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同时,用这样的语句为革命辩护:批评不是对奇迹的期待,“因为在一个孤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筋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次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是一个奇迹。重要的事情在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她一面指责十月革命的严重缺陷甚至错误,另一面礼赞“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革命毅力,社会主义本身的取得政权的意志。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惟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18]就像巴黎公社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卢森堡的眼里,十月革命未经仔细筹划就突然爆发了,却如同种子一般包含着属于未来的本质。卢森堡对于革命的批判正是从我称之为“不成熟的革命所蕴含的本质的未来性”出发的。对于革命者而言,正是有赖于这一内在于现实革命的本质的未来性,革命的困境和革命者的战略错误,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和批判,才不致于将对革命进程的揭露和批判转换成为对革命的背叛和诅咒。卢森堡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从内部的视角打开了重新检讨这场革命的可能性,即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非无可挑剔,应该打破革命者为了当时的需要而编织的必然性叙述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正由于此,她将更大的篇幅留给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认为他们将在特定条件下(即时代状况、力量对比、理论准备和战略策略讨论尚未成熟)“被迫采取的行动”[19]当作革命的样板推荐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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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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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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