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晖:理论建构与生命激情的交融——论孙绍振的原创性散文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18-01-29 0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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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晖  

   尽管在古代,我国的散文理论和诗论一样享有崇高的地位,其成就和影响远超小说理论。但自梁启超提出“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之后,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大规模介入,我国的传统文论特别是散文理论可以说是江河日下,日渐边缘,不仅研究散文的从业人员无法与小说、诗歌相比,其研究观念的保守陈旧,研究视野的逼仄狭窄,研究方法的单一粗糙更是有目共睹。当然,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研究的薄弱,还表现在散文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散文理论话语。虽然自新世纪以来,散文研究出现了一些转机,一些有志于散文革新的中青年研究者开始了清理地基、搭建散文脚手架的工作,并出版了一批较有质量、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专著。但从总体来看,散文研究仍远远落后于小说和诗歌,其前景仍不乐观。

   正是在这个时候,孙绍振出场了。

   他的散文研究应运而生、横空出世,虽未能与当年“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那样万众瞩目,并成为文学史的经典,但作为“我最后关注的形式”,孙绍振的散文理论研究与他的新诗理论、小说理论、幽默理论和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一样,都是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他的研究,不仅预示着散文“从文学理论的边缘向中心发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挑战”,而且以观念、方法与范畴建构为引领,以其富于生命激情的原创性、独特性的研究,拓展了当代散文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方法,提升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水准、地位和声誉。


一、散文研究的方法问题

  

   当代的散文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前后,《人民日报》等报刊以“散文笔谈”的形式讨论散文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的“诗化”以及散文是“匕首”“轻骑兵”还是“美文”等问题,这阶段关于散文的讨论基本上是印象式、随感式的,并没有触及散文的理论纵深问题。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是整理和发掘现代散文理论,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俞元桂等编)等资料汇编。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还出版了《散文创作艺术》(佘树森)、《散文艺术理论》(傅德岷)、《散文天地》(范培松)、《散文技巧》(李光连)等著作。这些著作大都偏重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探讨散文的立意构思、裁剪艺术、结构经营、景物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散文创作技巧。尽管这时期的散文研究者均有良好的艺术鉴赏力,也试图寻找出属于散文的特征和规律,但由于观念较为保守陈旧,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加之缺乏现代的研究视野以及学理修养的不足,他们的研究往往是无功而返。第三阶段为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阶段的散文研究者以学院派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一方面有较好的学理修养;另一方面有理论的自觉,尤其对构建当代散文理论话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一阶段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陈剑晖),《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王兆胜),《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情怀》(喻大翔),《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黄科安),《嬗变的文体》(李林荣)《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蔡江珍)等专著。这些著作,虽有较强的理论自觉和学术的雄心,也敢于挑战既定的散文成规,但因其学术的立足点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宽广,尤其是散文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还存在某些局限与欠缺,因此从整体看,这批有志于散文理论革命的学者尚未抵达他们设定的学术目标。

   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对现有散文秩序的超越,或者说他的独树一帜之处,首先在于他特别重视散文研究的方法。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相对主义思维和怀疑气质,加之长期受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和波普尔证伪说的影响熏陶,同时谙熟西方文学理论的各种流派和风格,所以他在进行散文研究时总能站在哲学和西方文化的高度,运用爱因斯坦所倡导的“两面神”的思维方法,将散文问题放在正反两极中检验。大体来说,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散文的历史,从原点上寻找散文的生长点和创新点,对散文进行原则性的抽象。在《世纪视野的当代散文》中,孙绍振先从哲学切入,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散文:“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这就是说,只有从当代高级形态俯视,才能发现低级形态的结构。应该补充的是,猿体解剖也是人体解剖的钥匙。只有解剖出历史胚胎(低级形态)的遗传密,当代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到说明。”而后,他一方面从当代散文理论建设的高度,具体分析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建构,考察周作人提出“叙事与抒情”散文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和西方散文的影响等因素,由此认为抒情性散文文体成为20世纪散文创作的主流,实乃历史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孙绍振又从钟敬文的“情绪与智慧”“超越的智慧” 特别是从郁达夫的“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阐述,发现并抽象出了智性散文,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另一个理论基点。应该说,回归历史原点,从五四散文的经典文献中解释当代散文发展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尽管过去有人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没人像孙绍振这样,既深入全面,又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国现当代散文历史发展的整个逻辑演绎过程。

   二是从整体思维出发,将散文置于文学的整个系统之中,在散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中来探究散文的奥秘。孙绍振认为,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在表现人的心灵世界时,只能表现其局部的侧面,或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只有在文学的系统中考察它们的同与不同,才有可能洞悉其深层的玄机。为此,他分析了李白的诗歌和他的散文《与韩荆州书》、柳宗元的《江雪》和《小石潭记》在表情写景上的不同,并比较了散文和小说在叙事和塑造形象上的区别,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诗由于形而上,故其形象乃是概括的、普遍的,意象是没有时间、地点,甚至没有性别的,那么散文则由于形而下,形象是特殊的,也就是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的。”至于散文和小说,则主要是动态的错位和相对静态的统一:“散文和小说的错位之所以如此不同,是由于小说构成情节的法门乃是把人物放在动态中,也就是人物打出常规,揭示其潜在的、深层的奥秘,而散文则基本上是把人物放在静态的环境中,显示人物的心态,即人物与人物之间有所错位,也是在和谐统一的制高点上俯视的” 这种通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探究散文的特殊规律和内在奥秘的研究方法,与以往那种孤立的、静态的散文研究相比,不但显示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深度,而且能有效推进散文这一学科的理论建设。

   三是归纳法。传统的散文研究之所以陷入困境,盖在于因循守旧和故步自封,研究视野过于狭小逼仄。此外,采用单一的社会政治批评方法,过于信奉机械反映论、狭隘功利论和内容决定形式论,也是散文研究裹步不前的原因。新一代的散文研究者试图引进当代西方的文化哲学、生命哲学和形式诗学,为当代散文理论带来新的突破和前景。不过他们所使用的逻辑方法,主要是演绎法。演绎法虽是普遍的逻辑方法,但它只能从已知到已知,不能从已知推及未知。它不能产生新知识,也不容易获得原则性的独到见解。所以,孙绍振更看重的是归纳法,即不是从推论开始,从概念定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感性上升为普遍的抽象。当然,孙绍振也清醒地看到归纳法的局限,即归纳法过于仰仗个人的经验,因而有可能带来某种狭隘性。而作为理论,它的基本要求是普遍性和普适性。这显然是一对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孙绍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掌握经验材料,对个案进行精到细致的分析解读;一方面又以演绎法作为互补,这样就较好地避免了归纳法的局限。孙绍振散文理论研究中的许多思想含量丰盈、富有启示意义和学术发现的观点和结论,大多都是这两种逻辑方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产物。

   四是艺术分析的“还原法”。这一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变被动为主动,不单要分析作品的外在形式和形象,还要将作家故意忽略,或故意排除,即作家感知世界以外的东西还原并挖掘出来。比如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他营造了一个宁静安谧、幽雅孤寂的艺术世界,但这并不是清华园的全部。实际上,朱自清先生排斥了蝉声和蛙鸣的喧闹,才获得了这样的艺术效果。那么,朱自清为什么要排斥蝉声和蛙声?这种忽略或排除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表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矛盾状态?孙绍振认为,“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蛙鸣;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一段,便是这篇看似和谐统一、自洽完整的作品的一条缝隙,只有抓住这句话展开分析,并还原作者故意排除的成分,才算是找到艺术分析的切入口,掌握了分析的主动权,并抵达解读的深度。孙绍振正是运用这种情感逻辑和思想艺术价值的“还原法”,解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从而形成了另辟蹊径、独具一格的孙氏“文本解读法”。

   以上谈的是孙绍振散文研究的方法问题。当然,科学有效、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的采用离不开观念的更新,更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就孙绍振来说,我认为深厚的哲学功底,敏捷的思维,前卫的姿态,良好的艺术感受力,以及永远年轻的思想,是他天然的优势;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拥有一种现代意识的散文研究视野,而这是大多数传统的散文研究者所欠缺的。正因拥有这种开阔的现代意识,所以他不满于传统散文研究那种谨小慎微,安于“静态”的平衡格局,敢于打破散文的华严秩序,抛开定义、本质、创作技巧,以及叙事、抒情、议论的僵硬划分,并对“形散神不散”“诗化”“真情实感”等散文观念发起挑战。同时在挑战中结合散文创作的发展,建构起新的散文理论范畴。可见,孙绍振的散文观和方法论不是封闭孤立、僵硬静止的,而是在否定之否定,在不断寻找差异和矛盾,在开放流动中前进的。唯其如此,他的研究才如此丰富多彩,而且富于生命的活力。

  

二、“审美—审丑—审智”散文体系建构

  

   如果说,广阔活跃的思维,现代意识的批评视野,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以及建立在学理上的质疑和批判,显示了孙绍振作为一个优秀散文研究者的气度和极为可贵的一面;那么,对散文理论范畴的建构,则体现出孙绍振不满足于现状,力图开创散文研究的大场面、大气象的学术雄心。

   孙绍振不是那种摸着石头过河,仅仅满足于狭隘经验的学者,他的散文范畴的建构既有哲学资源的支持,又有历史的坐标。就哲学资源来说,他将康德的审美情感论与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结合起来,提出散文的“审智”范畴。就历史坐标而言,孙绍振认为,现代散文“审智”的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发生了关于幽默散文的论争,郁达夫写了《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一文。提出散文幽默需“以先诉于智,而后动及情绪者,方为上乘”。郁达夫特别强调散文的评论均以个人、个性为准则。在这里,他提出个人、个性需有一种约束,那就是“智的价值”。他甚至断言:“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智的价值,并不等同于理性价值和实用价值。他明确说智的价值“不在解决一个难问题(如国家财政预算书之类),也不在表现一种深奥的真理(如哲学论文之类)。”“而是要和情感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可惜在以后的散文发展中,郁达夫的散文的“智的价值”被人们忽视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占据中国散文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抒情散文。不过到了90年代,随着大量学者的介入,当代散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这就是智性的递增,与之相应的是抒情的消褪。孙绍振的“审智散文”研究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绍振进一步指出,在散文写作中,感情与智性,是缺一不可的,它是达到散文内在平衡的需要。散文艺术不一定要用感情来打动读者,冷峻地从感觉越过感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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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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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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