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 次 更新时间:2018-01-23 21:53:09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司法权  

季卫东 (进入专栏)  

一、智慧设计运动与中国司法改革的新动向

  

   2000年9月17日,巴西的艺术家埃杜阿尔多·卡茨(Eduardo Kac)在法国基因工程技术者的帮助下创造出绿色荧光兔Alba的消息瞬间传遍世界。这只奇特的转基因生物,标志持续了四十亿年的自然选择和进化体制被突破,从此人类对生命也可以进行理性设计,社会结构势必随之激变  。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在包括生物工程、机器人工程以及非有机生命工程在内的“智慧设计”运动中,人类俨然开始扮演起上帝的角色。

   若干年后接二连三传来了另一串激动人心的消息。2015年12月11日,三位研究者宣布他们共同开发的AI系统具有人类认知的弹性,通过概率程序能够区别字符的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并能从少量案例提炼出新概念  。2016年3月15日,计算机智能网络程序“阿法狗(AlphaGo)”以4:1的战绩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引起全球轰动。2017年10月19日,各大媒体又报道了美国谷歌伞下子公司开发的“阿法元(AlphaGo Zero)”程序能够无师自通、凭借自学和创造力就可以掌握人类未知的围棋下法。这几个事实相继发生,意味着人工智能反过来超越人类智能扮演上帝角色的奇点正在迫近。

   从阿尔巴到阿法狗,再到阿法元,只有十七年。加上1990年代高歌猛进的数码化、互联网化的社会结构转型,也只有不到三十年。就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司法系统获得了某种后发优势,借助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提高办案效率和透明度,使审理流程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质变和突变。其结果,不得不承认,裁定的主体、标准以及程序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法院俨然判决工厂、法官仿佛在流水作业线上进行操作的技工、审级的意义在削弱、公检法司不同角色的协同性和统一性在加强。所有这些动向,都对现代法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都很值得我们认真考察、分析以及思索。本文试图在惊呼“机器人法官来了”的社会热潮中进行一点冷思考,追溯司法体制改革的初心和真谛。

  

二、人工智能与法律数据库的进程

  

   回顾关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法(特别是审判系统)的研究历史可以知道,西德司法部早在1960年代末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计算机在法律实务中的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的设计组,并在1973年构建出被称作JURIS的数据库和社会法检索装置  。在美国,布鲁斯?布坎南和托马斯?希德里克于1970年11月发表《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  ,拉开了研究如何对办案活动中的法律推理进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处理的序幕  。不久由沃尔特?珀普、本哈德?施林克开发出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旨在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鲁特哥兹大学到1977年已经开发成功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法律专家系统――根据LISP程序语言记述的处理公司并购税务问题的TAXMAN,有利于精准和迅速处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  。就在当年,旧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也启动了自动化管理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项目   ——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通过人工智能增强计划理性和对规范实施效果进行监控的精准度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几年后,兰德公司民事司法中心的研究人员D.A.沃特曼和M.皮特森开发出了审判辅助系统(Legal Decision-making System,简称LDS) ,英国伦敦大学的帝国学院借助PROLOG程序语言的推理功能实现了国籍法实务的人机对话  。大约与此同时,日本的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现为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也以KRP程序语言编制出包括实体法和诉讼法两种规则及其相互关系在内的专利法检索咨询软件  。200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启用案件管理和电子档案系统(CM/ECF)  ,据权威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末这个系统共囊括超过十亿份可检索诉讼文档,涵盖13个联邦上诉法院、94个联邦地区法院、90个联邦破产法院以及若干联邦专门法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司法数据库  。

   在中国,运用计算机系统建立法律数据库、辅助审判业务的代表性构想,不妨追溯到龚祥瑞和李克强在《法学杂志》1983年第3期发表那篇论文“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而最早的相关实践,或许是我亲眼所见北京大学法律系留美回国青年教师张力行和几位研究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于1985年着手创建涉外法规查询系统的场景。这个查询系统的进化版本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中国法律信息检索系统“北大法宝”,记得早期它的标语是“e法律,0距离” 。1986年,上海法学研究者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课题获批国家社科“七五”研究项目。到1993年,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领衔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由咨询检索系统、辅助定性系统、辅助量刑系统三个部分组成,兼有检索法律规范信息和对个案进行推理判断的功能,曾经被一百多家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采用  。众所周知,进入1990年代后,数码信息技术的发达造成了全球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规模庞大的“网民(Netizen)”和“电子群众(the e-People)”,也使得“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国际犯罪日益活跃、黑客式无政府主义现象不断蔓延  。到1999年左右,中国公安部专门设立计算机管理监察处,并配置了在电子空间巡逻的大量“网警(cybercops)” ,利用信息检索系统侦查犯罪行为和收集证据的“电子侦探(e-Detective)”也颇见成效  。“网络社会”和“网络法”的概念也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

  

三、司法运营电脑化的技术革新

  

   互联网和数码信息技术也为中国审判方式创新和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杠杆和机遇。一般而言,传统式样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耗时费力的,需要购置和安放卷轶浩繁的法律法规、判例以及诉讼卷宗,需要相应地扩大办公面积和人员编制,但计算机系统和多媒体可以帮助原先条件比较落后的中国司法机构实现跨越式发展。司法运营电脑化(virtualising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还可以或多或少在不同相当程度上解决适格法官人数不足、司法经费匮乏、法律适用统一化程度较低、司法腐败蔓延等具体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基于这些考虑,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才把采用信息技术、树立在线审判体制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

   第一个改革五年纲要是从“加强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和法院管理水平”角度来理解信息技术的意义,强调要“审判法庭要配备安全检查、法庭文字录入、录音、录像、投影、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等相应的技术设备”,要求各级法院在“2001年底前,基本实现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庭审记录、诉讼文书制作、法院人事管理、档案管理、统计数据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应用。加快计算机信息网络和通信,建设,统一网络应用软件。用3年时间实现最高人民法院与高、中级人民法院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力争5年内建立全国法院计算机网络系统,将案件的管理、信息和统计数据收集、传输等纳入网络系统,提高人民法院各项管理工作的科技含量”。还规定“2000年底前,最高人民法院完成对各类案件的司法统计指标体系的改革工作。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管理需要的,具有快速反应和宏观分析能力的现代司法统计工作和管理体系。”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人民法院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建设管理规定》和《人民法院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建设规划》,召开了全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启动了“国家司法审判信息系统工程”。这些改革举措为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在审判过程中的大规模运用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法院改革纲要期待多媒体和数码信息技术主要发挥以下三种功能:(1)作为“审理活动的工具”,帮助法官和律师获得诉讼资料、记录勘验和询问结果、开示证据等;(2)作为“法院管理的装置”,保存和移送审判数据、及时掌握庭审实况、通过录音录像制作法院文书等,(3)作为“实况观测的窗口”,使得办案过程实现可视化、对庭审进行现场转播、舆论监督。为了确保这些功能充分发挥,各地各级法院都制定了有关规章制度。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计算机网络管理规则》(1998年4月实施)规定,各法庭必须与审理同步进行各种记录和案件数统计,输入的审判数据由院级技术室计算机组统一管理并进行信息质量的季度普查和随时抽查;为此还对法官、书记员以及行政人员进行信息处理技能测试,对过失行为设置了罚则  。另外,计算机法律专家系统和司法行政支持系统的研究开发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到2003年,“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持系统”在全国推广使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了第一个电子化、智能化法庭。不难想象,从1990年代末开始,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深入分析过的那种合理的、精密的权力关系以及微观层面的规制化、组织化、效率化、机械化的风景,究竟是如何以计算机系统和数码信息技术为杠杆在中国的各级法院渐次展开,终于蔚为大观。


四、围绕电脑量刑的试验与争论


   这种司法人工智能化趋势的最激进表现,就是山东省在2006年高调推广淄川区法院三年前开发刑事审判专家软件的经验、在当地各级法院中普遍实行电脑量刑,曾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则轰动性新闻。海外法律界人士以及公众传媒当时的主要反应是:既对中国法院在审判人工智能方面极其大胆的创新举措感到惊奇不已,同时也对用鼠标点击出来的自动化判决抱有相当程度的忧惧,因为刑事诉讼事关人命、自由、国家目标以及社会正义,与民商法相比较更需要保留基于人格修养的心证以及感化的余地,更需要加强对具体事实关系和语境的全面理解和细致入微的洞察,也更难于进行机械化的数码技术处理。

站在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视点来看,可以发现律令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重案的绝对法定刑主义以及尽量压缩审判者裁量余地的机械化、细则化的条文构成。我在1993年发表长篇论文《法律程序的意义》时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陈述了如下批评性意见:“各代刑律的定刑方式皆如出一辙,几乎排除了量刑的余地。可惜当时尚未发明电子计算机,否则自动量刑的专家系统软件或许早已被列祖列宗设计出来了。……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我国采取了比西方更严厉的措施。其动机或可理解,但其效果却很糟糕。因为我国在缩减恣意的同时也压抑了选择,而选择恰恰是[法律]程序的价值所在” 。没想到距此十年之后,甚至更早些时候就已经有人利用数码信息技术时代的发达工具和条件来填补那个古昔的遗憾――编制了自动量刑的软件,并在要件和效果之间与时俱进地补充了一些选择对象。由此可见,在中国电脑量刑之所以很容易被接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司法权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031.html
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