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穗生:美对华政策演变及中美关系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3 次 更新时间:2018-01-11 1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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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约瑟夫·科贝尔美中合作中心主任,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于1978年考上当时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师从孙培钧先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之后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1985年赴美留学。

   作为《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创始人和主编,赵穗生现已成为美国外交思想库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著有《权力的设计:中华民国的宪法制定》(Power by Design: Constitution-Making in Nationalist China)、《东亚权争:从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到冷战后的区域多极化》(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Old Chinese World Order to the Post-Cold War Regional Multipolarity)、《中美关系转型:前景与战略互动》(China-US Relations Transformed: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中美在东北亚的竞争与合作》(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Northeast Asia)等10余部英文著作,发表论文50余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两国的未来及发展,亦波及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现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美中合作中心主任的赵穗生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他于1985年赴美留学后留居美国,在美工作和生活了三十余载。20世纪90年代他创办了《当代中国》期刊,该刊现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权威刊物。赵教授既了解真实的中国,又了解真实的美国,对中美关系具有真知灼见。不久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笔者利用讲座的间隙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美战略利益的冲突与重合

   张梅:赵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请您通过有代表性的实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角度,谈一谈中美关系的变迁。

   赵穗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逐渐接触,然后建立起战略上的互动,在合作和竞争中不断发展这样一个过程。1949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受冷战结构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在内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而美国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认为共产主义——尤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美国的敌人,所以美国制定了一个所谓“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引下,中美20年间没有外交关系,处于两个对立的阵营中相互敌视。这个局面发生变化是在冷战后期,也就是说,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认为苏联的威胁比中国更大。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美国当时在越战中陷得很深,与中国恢复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战中抽身;而中国当时也需要走出孤立状态进入国际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开始恢复接触,最终在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之后,中美开始了艰难的建交谈判进程。这期间主要是国际因素,当然台湾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对台断交、废约、撤军,美国承认一个中国。两国领导人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智慧和灵活性,最终克服了障碍,相互承认了对方的外交地位。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战略互利、相互需求基础上的。

   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始终是上下波动,或者说是有上下波动周期的。这种周期的影响因素有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如说,美国每4年或者8年就要换一个总统,经常是不同政党的轮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80年代初里根上台到冷战结束后,从里根到老布什,从老布什到克林顿,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是不同政党政治之间的轮换。还有一个因素是国际格局的影响。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冷战结束时,一些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冷战中胜利了,击败了苏联,于是在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把中国作为敌手的声音。中美之间过去有一个大三角关系——所谓大三角关系,就是在冷战格局中,中美之间有战略利益上的重合。现在一些人认为这种重合消失了,所以,一些过去的共识,比如说台湾问题可以推后解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例如美日同盟)以及贸易赤字这样一些问题,在此之前由于两国战略利益上的重合和相互利益上的需求没有引起重视,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90年代,台湾岛内的政治变化使得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还有所谓“人权”问题,中国的贸易地位问题,在进入WTO之前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还有双边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博弈、中美关系上下波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张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21世纪的中美关系,请您通过一些实例谈谈这一改变的过程及其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赵穗生:21世纪以来,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中国开始上升,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崛起国家与相对衰落或者说守成大国之间会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冲突而导致战争的问题,很多双边性的问题变成在一个大的结构背景之下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现在有些美国人就开始“反思”:与中国接触是不是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当时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也是出于自身的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进行贸易投资,然后中国就会出现现代化理论中所说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这样中美之间就会有一种共同的价值基础,就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二是想把中国拉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这样一来,中国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崛起,就不会成为这种体系的挑战者,也不会挑战美国在这个体系上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两个假设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以来(并且中国崛起也显示出她的实力),受到一些美国学者(包括主流学者)的质疑,认为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一意愿,出现他们想看到的自由化、西方化或者民主化,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强势,甚至于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存在,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自由化也没有达到美国所希望的程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很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在奥巴马的第二届任期中已经是日益明显,例如在贸易赤字、南海、东海、“人权”等问题上。另外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美国要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上台后即宣布退出),中国要搞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也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张梅:您认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赵穗生:特朗普的当选当然有很多其他因素,但是他对中国的这种强势也为他争取了不少选民。其实,美国人认为他们所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得利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中美之间完全是互利的。虽然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现代化得益于美国,但是美国这些年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两个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关系,是双赢的关系。因而美国人的这种所谓“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走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只从美国这一方来考虑和中国的关系,过于强调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而忽略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美国的得益。这一点在特朗普当政以后很快得到了证明。

   虽然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说了狠话,但是他一旦入主白宫,美国的国家利益很快就促使他改变了其在对华问题上的想法。他很快就发觉,他对对华贸易的很多指责实际上是片面的,所谓中国操纵货币、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竞争、中国的关税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他要对中国进行惩罚性关税等诸如此类的想法,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它既会伤害中国利益又会伤害美国利益。因此,特朗普在上台以后以其商人的一种本能,很快意识到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能够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他反而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尤其是在亚太问题上。他的外交政策在亚太地区实际上只有两个,即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与中国加以合作和谈判才能够解决,因而上台以后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强调与中国对抗、惩罚中国,转向了与中国的合作与谈判,所以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会晤,我觉得是很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的决定,双方领导人建立起很好的个人关系。

   张梅:您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的意义和价值?

   赵穗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避免战争和冲突。这种概念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可以接受,也都欢迎。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所谈到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其实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觉得这是中国要把美国拉入其圈套中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因为包括台湾、南海、东海等问题,美国人既不能与中国谈判又不能够挑战中国,它就是国家生存的底线问题,是不可谈判、不可妥协的问题。但是这种观点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特朗普的关注点主要是贸易问题。中美之间他当然希望中国来帮助美国解决和朝鲜的核武器问题,所以他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中一些所谓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实际上是不太会去挑战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当年正是这种孤立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喊出了“美国第一”的口号,因而他不想再让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去关注所谓“人权”问题或者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与美国并没有直接相关。所以特朗普很容易就接受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2017年3月访华时,重申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概念,所以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不仅没有进一步走下坡路,反而很快稳定下来。2017年11月8—10日特朗普访华,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稳定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张梅: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中方做出了怎样的调整和回应?可否请您举几个实例来谈一谈?

   赵穗生:这个过程中,其实中方坚持的就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中国对美政策在不同时期会根据中国国力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重心主要放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所以中国不仅对外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且在对美政策中明确了不冲突、不对抗、加强合作,也就是当时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其实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中国利用自己巨大的市场吸引美国的投资,变成了企业界对美不仅不对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开放。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智慧,即使在90年代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够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力逐渐增强,中国领导人原来是利用外交手段为现代化,为经济发展服务,现在除此之外,还同时进行“大国外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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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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