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年梦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8 次 更新时间:2017-12-31 23: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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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便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 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编者禁不住感叹“很可惜的我们接得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这同样不能表明女性没有梦想。从年龄上看,大体上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就职业来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们的三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在144个做梦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况,即使是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未免让编者感到遗憾——

   “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智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影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尽管有着种种的遗憾和局限,毕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做“梦”,这144人的247个“梦” “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那都是一个个足以跨越时代的梦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为之驻足、为之动情,也让我在回望旧梦时,进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识分子的梦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在“那个昏黑的年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的设想说得上别出心裁,无论如何,他都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 “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约而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百岁老人、时为《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 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大同之梦是和空想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的。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词。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多次暴动之后,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之路”,“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直接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竟然寥寥无几——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马相伯老人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法治梦”在247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的揭示给民众。”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像杭州《民国日报》记者胡健中那样梦想“未来中国是一个纯三民主义的国家”,“梦想做一个舆论界的权威”终究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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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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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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