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蓉: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7-12-07 09: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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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蓉  

  

   【内容提要】造成巴以和解政策困境的原因极为复杂,在耶路撒冷被国际与地区势力政治化的博弈中,耶路撒冷问题衍化为巴以和解政策困境的关键:两个耶路撒冷话语体系的冲突、两个耶路撒冷圣城之子的身份冲突、从“异教徒”到“敌人”意象的相互构建及美欧耶路撒冷政策的博弈等。因此,进一步加强“耶路撒冷共识”的话语建设、在中东“四方机制”基础上加强巴以和解机制建设,以及在“劝和促谈”基础上构建中国式治理模式等均成为破解巴以和解政策困境的应因举措。

   【关 键 词】中东和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以色列/外交政策/全球治理

  

   尽管“中东地区近两年经历了大变革、大动荡,使得巴勒斯坦问题受到一定冲击,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巴以和谈也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仍是影响中东全局的核心问题,该问题不解决,会对中东地区其他问题产生不利影响”①。谋求早日解决中东和平问题,除继续加强国际社会的外力推动外,更应立足巴以双方的内因驱动,尤其要正视巴以陷入和解政策困境这一事实,其原因极为复杂,但在耶路撒冷圣城被国际与地区势力政治化的博弈中,耶路撒冷问题衍化为巴以和解政策困境的关键,再次印证了耶路撒冷问题对中东和平进程具有全局性影响意义。

  

   一、巴以和解政策渐入困境:耶路撒冷圣城地位悬而未决

   “政策就是对已经出现、正在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事件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行动规则,以及对行动后状况的解释”②,主要包括目标、意图、行动、规则等要素。巴方欲借和解政策实现建国目标,以方想用和解政策达到安全目的。但在和解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中却受诸多因素牵制而陷入困境。

   巴勒斯坦的和解政策主要由法塔赫对以政策、哈马斯对以政策等组成:(一)法塔赫最初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打倒犹太复国主义,解放全部巴勒斯坦领土,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主国家。自20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塔赫逐渐趋于温和、务实,同意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以外交和政治斗争方式建国,且主要通过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积极参与中东和谈、利用入联推动建国,以及加快内部和解进程等方式落实和解政策;(二)哈马斯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全巴勒斯坦”土地,拒绝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哈马斯领导人亚辛提出“三不”方针(不解除武装,不同意停火,不加入巴勒斯坦新政府)与哈马斯采取自杀式爆炸的极端斗争方式等破坏了巴以和平协议的顺利实施。亚辛等领导人被杀使得哈马斯为摆脱生存危机调整战略,参加2006年1月巴立法委选举获胜后签署“狱中协议”,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尽管哈马斯开始与法塔赫谋求联合执政,又在对以立场上出现趋软迹象,但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分歧依然突出,且主要包括:1.两派坚守的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为东耶(法塔赫)、全耶(哈马斯);2.两派和解方式不同,前者主张采取和平谈判方式,后者仍坚持武力抗以立场;3.两派在“两国并存”问题上未从根本上达成共识。因此,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和解立场能否真正统一、和解政策能否全面落到实处并能长久维持都充满不确定性。内部和解是外部和解的基础,内部矛盾致使巴勒斯坦和解政策陷入双重困境。

   以色列的和解政策主要由鹰派、鸽派及宗教政党等的对巴政策、立场等构成:(一)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为主的鹰派,在巴以问题上坚持“以安全换和平”的原则、主张吞并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部巴勒斯坦领土,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随着巴以局势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施压,沙龙的立场由硬趋软,尤其是2005年8月,沙龙政府的加沙单边撤离行动“使在争取和平道路上巴以双方冲突的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零和关系’:以色列要消灭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要赶走以色列;现在双方都接受了‘共存’理念,即在共存前提下,为己方争取最大的利益”。③但2005年12月沙龙因病退出政坛后,内塔尼亚胡成为鹰派又一位代表人物,提出“以安全换和平”的强硬和解原则,推行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决不妥协的强硬政策;(二)拉宾、佩雷斯、巴拉克、奥尔默特等工党与前进党领袖成为鸽派代表,在巴以问题上立场温和、务实,主张“以土地换和平”,不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其中,奥尔默特政府还破例将耶路撒冷问题纳入巴以和解议题,暗示以色列准备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作出让步,甚至担任巴以和谈以方高级谈判代表的利夫尼认为,确保以色列作为独立国家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部分土地;(三)在以色列政坛还活跃着沙斯党、圣经联合阵线和国家宗教党等三大宗教政党,宗教政党根深蒂固的“应许地”观念成为永久占领被占领土的合法依据,适应了右翼激进环境的需要,多数宗教党成员也成为鹰派阵营的卫士,更成为强固右翼阵营的重要力量。④尽管内塔尼亚胡新政府中宗教政党没有任何内阁席位,但其宗教、社会与政治影响力毋庸置疑,并对统一鹰派与鸽派的和解立场依然起到牵制作用。目前,以色列和解政策困境主要包括:l.以方不承认哈马斯是“和平伙伴”而拒绝与之展开和谈;2.不停建犹太居民点,尤其在东耶定居点扩建问题上决不妥协;3.巴以双方均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坚守各自谈判底线不松口,无法“重回谈判桌”。甚至在美国宣布给巴方提供40亿美元援助后,巴态度也无软化迹象。从以色列的态度来看,内塔尼亚胡一直表示说愿意重返谈判桌,甚至呼吁阿巴斯“给和平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以方诚意只限于口头,缺乏实质性的行动。

  

   二、巴以和解政策陷入困境原因:耶路撒冷问题被政治化

   巴以和解政策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耶路撒冷问题被地区与国际势力程度不同地政治化则是关键,主要体现为:

   (一)两个耶路撒冷话语体系的冲突

   宗教文化原典以“超出其特有的形而上语境而提供一种普遍的理念框架,根据这种框架,智力、情感及道德的广泛经验,才可以获得意义形式”⑤。《圣经》与《古兰经》,不仅成为三大宗教信仰群体的行动指南,还因不同教义诠释形成迥异的宗教话语体系。

   就犹太人而言,1.由《旧约》“人神盟约”记载所生成的“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应许之地”的归属感等深植于犹太民族内心深处,并建构了犹太民族与“应许之地”的精神联系;2.意为“放逐”和“流散”的“加路特”最早出自《圣经》,特指上帝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不幸惩罚。但犹太人通过宗教仪式和对律法的遵守就会获得救赎,历经“巴比伦之囚”的印证,加路特观念开始为犹太民众广为接受;3.锡安(Zion)系耶路撒冷的一座山,曾为古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因而《旧约》称锡安为犹太国被“外国侵吞”后仅存的一个地方,先知以赛亚预言“锡安必蒙救赎”,故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称锡安主义者。可见,由上帝选民、应许之地、加路特、回归锡安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形成犹太教的耶路撒冷话语体系,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是上帝选定的“特殊子民”,对《圣经》记载的祖先居住的土地巴勒斯坦拥有历史权利,应在此建立一个纯粹犹太人国家。在以色列学者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犹太人的古老愿望与传统愿望变成了现实,这种愿望在19世纪无疑具有与救世主降临说那种梦想所不同的现代政治的社会形式。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尽管是现代运动,但仍然包含了不少救世主降临说里所宣传的古老期待”⑥。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罔顾巴勒斯坦人上千年生息于此的事实,欲在消亡2400余年的犹太国土地上“复国”,但因其政治目的符合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而在世界犹太教徒甚至基督教徒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复国主义以其浓厚的宗教色彩也成为以色列官方的意识形态,以色列复国主义统治集团推行侵略扩张和种族主义政策,通过拒不执行联大决议、修建隔离墙、扩建犹太定居点等方式“蚕食”巴勒斯坦土地,对以巴和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同样,伊斯兰教也就耶路撒冷圣城“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文化词语和概念”⑦,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持久影响:1.《古兰经》对“远寺”(阿克萨清真寺)的明确记载(17:1),为阿克萨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提供了最原初的精神资源,穆圣的“登霄”壮举,吸引了世界穆斯林前来朝觐,并在每年伊历7月27日举行登霄节仪式;2.最初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就是远寺,在穆圣迁徙麦地那十七个月时,真主默示今后礼拜“应该面对禁寺”(2:142~144),但远寺的崇高地位并未降低;3.意为“努力、奋斗”的“吉哈德”一词多次出现在《古兰经》中,多数伊斯兰教法学家将“吉哈德”义务的履行方式概括为心、口、手、剑四类,但将“剑”式“吉哈德”推而广之,则有悖于伊斯兰教和平本质,“圣战”只是带有“作战”含义的“吉哈德”,在“圣战”之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吉哈德”⑧。可见,由礼拜、朝向、登霄、吉哈德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话语体系,并成为伊斯兰圣战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18世纪开始兴起的各种思潮和运动,使用这套词汇所表示的伊斯兰教价值取向,去尽力匡正传统社会崩坏的平衡,并对外部的冲击和挑战做出反应,表明这套词汇对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都可适用,直至今日。这套词汇的象征意义,既可一起容纳个人的和社会的要求,也可同时用于保守的或革命的解释。”⑨因此,在反抗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中,既有主张用和平手段最终促成“两国并存”的法塔赫等组织,也有主张用武力手段最终收复被以色列所占领土的哈马斯,但均在“夺回耶路撒冷”这一目标上履行了“为主道而奋斗”的吉哈德神圣使命。如果说,锡安主义者是以其祖先与上帝的“圣约”为依据开展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话,那么,巴勒斯坦民众则以吉哈德圣战思想为武器进行抵抗以色列侵入、收复耶路撒冷圣城的斗争。

   作为建构共享意义工具的话语,尤其是耶路撒冷宗教话语,其“神圣信仰的意识深深嵌入信徒的个性结构中,使信徒具有不与他者妥协的排他性格,他们认定只有站在自己信仰的一方才是‘正宗’的,从而视其他宗教、教派为异己和非正统,这导致了宗教排斥、取代异教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激起国家、民族乃至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仇恨和深化彼此的对立,引发战争。”⑩因此,由两个耶路撒冷话语体系的宗教观的冲突,引发了犹太复国主义与伊斯兰圣战主义的武力冲突,进而激起国家、民族乃至不同文明体间的仇恨与对立,由耶路撒冷话语冲突所致的价值观冲突成为巴以和解政策陷入困境的诱因之一。

   (二)两个耶路撒冷圣城之子的身份冲突

   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很大程度上是与“所罗门造殿”、“耶稣复活”、“穆罕默德登霄”等极具原型意味的传说有关,这三个原型传说涵盖了人类社会由人神盟约→受难赎罪→成功登霄的精神信仰的光荣历史,凸现出耶路撒冷卓然不群的文化品格,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圣地尊位,尤其是哭墙、苦路与阿克萨清真寺等重要圣迹汇聚于此,彰显出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共同圣地的历史事实,形成穆斯林居东部、基督徒居西北部、犹太教徒居南部等地这一基本的圣城分布格局。但“不同的宗教因信仰、信条、礼仪、教规、语言和价值观等诸多明显而深刻的差异,导致相互之间构筑强固的壁垒,形成相互的排斥”(11)。“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相继经历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托管等朝代变迁”(12)。这种因宗教信仰差异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极为复杂和持久,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争圣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夺国都的持久冲突亦如此(参见表1)。

作为三大宗教发祥地,耶路撒冷不仅拥有上千座犹太会堂、上百座教堂和几十座清真寺等,还保存着三大宗教极具符号象征性的圣物。在某种程度上,耶路撒冷圣城已成为三大宗教文化符号系统组成的意义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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