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华: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17-11-30 16: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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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  

  

   核心提示: 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军工产业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因此对价格不敏感,能够在前沿和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产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军工产品需求规模小、军工企业数量少的特点又会造成封闭的军工体系效率低、成本高。民用产业规模大、需求多元、企业数量多、产业分工细化,因此技术创新活跃,生产效率高,具有成本优势。通过军民深度融合,不仅有利于带动民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军工产业的效率,增强国防安全保障。军民融合具有不同的层次,其深入推进需要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调整,也需要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二战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纷纷推动军转民、以军带民和军民融合。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在《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报告中首次提出“军民融合”的概念,该报告将军民融合定义为:“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游光荣,2006),军民融合由此成为美国的一项国策。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融合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军民兼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四个阶段(徐辉,2014)。党的“十七大”提出军民融合的发展思路,要求“建立和完善军民集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推动军民融合的深入发展,对军民融合的认识不断深化。“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2016年7月印发),军民融合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的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2017年6月20日召开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逐步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尽管军民融合在国家安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实践层面已获得充分的认识并持续深入推进,但是在学术层面,既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军民融合的内涵、国内外军民融合发展的历程和具体做法、军民融合推动策略等方面,而较少有研究对军民融合的内在机理给出深入的解释,本文是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个初步尝试。

  

   军工和民用产业的特点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是两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不应成为完全独立和割裂的两个部分。

   军工产业的特点。军工产业是指为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为国防安全提供战略性物资的产业。在我国,由于武器装备主要是由军工企业研发、制造的,因此军工产业主要是指军工企业构成的整体。军工产业的特点主要包括:

   第一,技术领先,外溢效果明显。一个国家的武器装备水平是其国防安全的根本保障,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将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军工领域,以使自己的武器装备处于领先地位,在军事对抗和战争中获得领先优势。因此,军工产业的竞争是世界各国最先进技术的竞争,许多最先进的技术率先由军工部门研发并获得应用,军工产业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许多军工技术具有通用性,在民用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通过转移、溢出到军工领域之外,军工技术能够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原子能利用最早源于美国军方的曼哈顿计划,该计划一方面催生出核武器并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威慑力量,另一方面核技术在以电力为代表的民用部门和科研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卫星通信和GPS定位技术也源于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许多先进技术如激光、探测器等技术在工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基础的互联网则是美国国防部的产物,是1969年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的分组交换系统推出的。

   第二,品类有限,产业规模较小。军工产业的产品主要是各种武器装备以及与国防安全紧密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火箭发射、卫星探测、载人航天等。国防军工产品关系国家安全,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除少数单兵常规武器、装备外,许多武器装备或战略性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同时为了降低后勤保障成本,一个国家军队列装武器的型号也不会过多。与数以亿计的民用产品相比,军工产业的产品品类、产量均比较有限,整个军工产业的规模不会太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

   第三,客户固定,产品使用周期长。军工产业的客户相对比较固定,主要是军方,也有少量武器装备出口到国外。武器装备是最前沿技术的应用,许多性能指标往往需要突破现有技术的极限才能达到。而技术前沿的推进需要巨额的投入,并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也就造成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同时,武器装备的列装也要考虑装备之间的兼容性、操作人才的培养以及后勤保障成本。因此,武器装备已经定型,就会使用相当长的时间。例如,美军的B-52轰炸机1962年原型机首飞、1955年批量生产,直到今天仍在服役,而且美国空军希望B-52能够服役到2024年。

   第四,军工技术受到严格的出口管制。由于军工技术与国防安全休戚相关,因此许多国家对先进的军工技术与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早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17个国家于1949年11月在巴黎成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俗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包括30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实施战略物资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禁运,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1994年4月1日巴统解散,但发达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禁运并没有因此而终结。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了《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简称《瓦森纳协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瓦森纳协定》包括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

   民用产业的特点。民用产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活动和人民生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部门,军工之外的产业都可归于民用产业。民用产业具有不同于军工产业的显著特点。

   第一,产品丰富,产业规模大。经济发展在根本上是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在大多数时期特别是和平时期,民用产业的规模都要比军用产业大得多。与军用产品为降低后勤成本将产品规格控制在较小的数量上不同,民品企业为了满足用户差异化的需求,恰恰需要不断丰富产品的品种和规格,从而实现差异化竞争,这就造成民用产品的生命周期短、更新换代快。以制造业为例,随着分工细化,制造业已经形成门类非常齐全的体系。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制造业划分为30个大类、169个种类和482个小类,制造业的产品品类更是数以万计。如果再算上产品款式、规格、型号、品牌等方面的差异,制造业的产品种类可以说不可计数。

   第二,企业量大,产业分工细化。2015年我国制造业仅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就达到358665家,如果算上规模以下企业,制造业企业数量将达到百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用企业。民用产业巨大的企业规模、繁多的产品种类,使得每家企业主要聚焦于各自擅长的领域,按照自己的优势实行产业分工,相互之间形成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由于产品复杂、分工细化,民用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产业配套提前作为支撑,产业集群成为分工深化、降低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促进创新的空间形态。

   第三,全球布局,市场竞争激烈。与军用产品由于关涉国家安全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不同,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民用产品呈现全球布局、全球竞争的格局。一家企业需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所需要的资源禀赋的不同,在全球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配置资源,从而形成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全球生产网络。一般来说,产业链越长、模块化程度越高、产业链各环节要素需求差异越大,全球分工就越深化。电子信息产业尤为典型。以一台智能手机为例,基本上是美国进行设计、开发操作系统、提供CPU,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提供各种主要零部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与国内市场相比,全球市场的企业数量更多,生产同类产品的竞争对手也更多,因此市场竞争也就更为激烈。

  

   军民融合的理论解释

   军工产业与民用产业不应是割裂的,而应该通过以军带民、以民促军,最终形成军民共进的格局。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合理的分工关系,促进相互发展。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在实践层面推动军民深度融合既能够促进军工产业发展、加强国防保障,又能够带动民用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加快新兴产业的形成。推动军民深度融合也有经济学理论作为坚实的基础。

   以军带民。以军带民的最主要作用是能够通过军工产业先进(前沿)技术的研发和扩散,带动新技术在民用产业的利用,促进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产业。

第一,支持前沿技术研发。许多重大技术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资巨大,开发周期长,且存在巨大的失败风险。对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民营企业来说,它们缺乏足够的实力,也难以承担巨大的风险。即使能够最终实现技术开发成功,由于后发优势,模仿者的投入可能比原创者小得多,原创者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反而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成本优势,这就造成商业化的企业对此类创新望而却步,造成前沿技术和重大技术投资不足。但是一些重大技术创新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掌握该项技术,不仅在军事对抗中处于劣势,也无法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因此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举全国之力进行投入。以美国曼哈顿计划为例,该计划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几乎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3万人,历时3年,耗资近2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16年的270亿美元)。即使一些重要性稍弱的技术,军用产品对成本的敏感性也远不如民用产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我国正面临着从跟跑向并跑、领跑升级的战略机遇,需要在战略必争领域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提出“非对称”赶超战略,特别是“到二〇五〇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要研究‘非对称’性赶超措施”(习近平,2016),《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提出“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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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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