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17-11-09 16: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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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自1958年《两种自由的概念》发表以来,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论述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伯林本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尤其在1969版《自由四论》的导论中)。虽然伯林对自由的论述丰富而复杂,但“提倡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仍然是一种对伯林自由观最流行的见解。本文试图澄清,这种流行意见不仅是简单化的,而且是误导性的。实际上,伯林对两种自由的概念区分只是他探讨自由问题的“入口”,其目的也不是要标举消极自由、诋毁积极自由,而是为了阐述两个核心论旨:一是限制对自由过于泛化和庞杂的理解,试图对自由概念作出更为恰当和特定的界定;一是揭示对自由的误解、扭曲和滥用在社会政治中的危险和灾难。本文将依据伯林的文本(并参考相关的研究)对伯林的自由论述做出重构,阐释其思想内涵,并注重澄清常见的误解和疑惑。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勾勒一些要点。

   首先,伯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的思考方式具有一种哲学敏感,尤其警觉概念的笼统化使用。在他看来,“试图使政治词汇变得太精确便有可能使之变得无用,但是让词的用法宽泛到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对真理也是无益的。”[1]某种似乎能解释一切的概念实际上解释不了任何事情。概念化的工作需要以一种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方式展开,使得概念具有特定的针对性与恰当的解释力。因为任何一种无所不包的宽泛概念,在哲学上会导致混乱,在实践中往往因失之空泛而于事无补。自由也是如此。其次,对自由概念的阐释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方式,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划分,既不是界定自由概念唯一恰当的方式,也没有穷尽自由的所有涵义,但这种区分对理解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仅仅从“消极”与“积极”的角度来把握伯林的自由论述是有局限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第三,伯林并不是消极自由的盲目鼓吹者,他意识到消极自由的局限,也没有否认积极自由的价值。这两种自由都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真实价值。两种自由都有其“确真的”(trust)形态和被歪曲或滥用的状态。但相比之下,对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而消极自由更接近自由原初的与日常的含义。

  

一、两种自由概念的重构

  

   伯林指出,自由的概念极为含混而复杂,思想史上可能存在“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含义卷入了“丰富的人类历史”,因而特别值得关注。他“遵循先例”,将这两种自由的概念分别称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2]我们在《自由论》(Liberty)等作品中可以发现许多段落,试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两个概念。[3]然而,单独选取其中的任何一段界定性文字,都不足以清晰地说明这两种自由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实际上,阐明伯林所说的两种自由的概念远比人们通常预想的更为困难。

   在最为流行的解释中,消极自由是从“negative”(否定、消极或负面的)角度来界定自由,指“免除”或“摆脱”(free from)某种不可欲的障碍或干涉;而“积极自由”则是以“positive”(肯定、积极或正面的)方式来理解自由,指“得以”(free to)实现或达成某种可欲的目标或状态。但这种流行的表述本身存在着缺陷,虽然也被伯林援用,却不是他区分两种自由概念的主要方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伯林自己也常用积极(正面)的方式来解释消极自由,自由的范围被界定为有多少可以“打开的门”。[4]并且说“若要坚持主张将自由的价值等同于一个自由选择之领域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学说……,并主张这更接近于积极自由而不是消极自由,对此我不会有很大的反对”。[5]他也曾用消极(负面)的方式来解释两种自由:“自由概念的本质,不论在其‘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都是抵挡(holding off)某物或某人——抵挡试图闯入我的领地或对我施加权威的人,或者抵挡幻想、恐惧、焦虑、非理性的力量之类的入侵者或专制者。”[6]

   显然,伯林早已意识到,消极自由有积极的面向,而积极自由也有消极的面向,因此,也不会对麦卡勒姆(Gerald MacCallum)1967年发表的著名批评文章感到意外。麦卡勒姆认为只存在一种“三位一体”的自由(自由总是某人摆脱什么、去做或不做什么的自由)。[7]他的批评并没有说服伯林,但却以更为精致的方式挑明了伯林已经意识到的问题:仅仅依据“消极”与“积极”的分野无法有效地阐明伯林意欲区别的两种自由概念。伯林仍然确信,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无法在麦卡勒姆的“三位一体”的框架中合二为一。但对于如何恰当地阐明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自己有些举棋不定。

   在更早期的作品中,伯林曾使用过几对概念(“自由主义的自由”与“浪漫主义的自由”,“政治自由”与“道德自由”,“法理自由”与“道德自由”)来辨析两种自由的区别,但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术语,因而只是出于“遵循先例”的方便,沿用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一对术语。[8]在《自由论》一书中,伯林尝试过多种不同的表述。有时,他认为两种自由的概念源自不同的问题意识,消极自由着眼于“不被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主要着眼于自由(或不自由)的“根源”。[9]两种自由对应于不同提问及回应方式:消极自由追问的是“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或者“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而积极自由主要关切的是“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两种问题具有“逻辑的差异”,虽然它们的回答有可能重叠。[10]有时,他主张积极自由的含义源自“成为自己的主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而消极自由是“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并认为两种自由的概念初看起来逻辑上的差距并不大。[11]还有些时候,他将消极自由理解为(法律所保障的)个人自由,而将积极自由对应于“民主的自治”或“自我管理”,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12]

   伯林对自由概念多种复杂的解说方式,引起了持久而广泛的讨论。那么,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自由概念吗?倘若如此,它们各种的含义以及区别究竟是什么?对此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比如,斯金纳反对麦卡勒姆的批评,认为伯林对积极自由的理解无法被纳入那种三位一体的自由概念。斯金纳指出,伯林将自由的积极含义解释为“成为自己主人的观念”,但其真正的含义是指“控制你的自我”,虽然这种观念仍然可能落入(消极的)摆脱强制的观念,但伯林借助这个观念暗示了“成为自己”等同于“自我实现”,这是“处于最佳状态的我的这样一种自我观念”。在斯金纳看来,这才是一个独立的积极自由的概念。[13]而泰勒认为,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别实际上在于消极自由是一个“机会概念”(an opportunity -concept),而积极自由是一个“实施概念”(an exercise-concept),这似乎确认了伯林自己所说的“自由是行动的机会,而不是行动本身”。[14]但在泰勒看来,消极自由未必要依赖于这样一种“机会概念”,因为它也包含“自我实现的概念”,因此借用“实施”与“机会”概念差异也难以厘清两种自由的区分。[15]

   那么,如何才能恰当地阐明伯林所称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无论是伯林自己的阐述还是学者们的各种评论,似乎都还未能提出任何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表达。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可能的解说方式,它本身并不完善,也未必优于其他学者的阐述,但有助于澄清和归纳伯林意欲阐明的两种自由之间的几项主要的区别。我们的解说方式借助了麦卡勒姆的论证框架和其中的三个变量。

   麦卡勒姆认为,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始终是指行动者摆脱某些强迫或限制、干涉或妨碍,去做或不做什么、成为或不成为什么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始终是某人的(of)摆脱(from)什么,去(to)做或不做什么、成为或不成为什么的自由;它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X在摆脱Y去做(或不做、成为或不成为)Z上是(或不是)自由的’,这里,X代表行动者,Y代表诸如强迫、限制、干涉和妨碍这些‘约束性条件’,而Z代表人或环境的行动或条件。”[16]

   我们可以在这个概念框架中,对照比较伯林所指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17]在X、Y和Z这三个变量上的不同“取值”(理解或观念),来区分两种自由的概念。假定自由是指X(行为主体)摆脱Y(障碍)得以达成Z(行动、条件或状态),那么,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对X、Y和Z的理解分别具有以下彼此不同的特征。

   首先,变量X是指行为主体(个体或群体)。在积极自由的概念中,X常常是一个二元分裂的主体:一面是“真实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一面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故而,行为主体的愿望也有相应的区分。自由并不是满足碰巧出现的一切(实际的)欲望,而是指向实现真正的、高级的或理性的愿望,这往往意味着不是去“屈从”而是克服低级的和非理性的欲望。而在消极自由的概念中,X是一个如其所是的“经验自我”(或“现象自我”),内部可能存在着多重紧张,但X并不因此而分裂为具有高低之别的双重自我。自我的愿望或欲求是多样的,彼此之间也可能冲突,但它们之间是否有真假、高低或对错之分对消极自由而言并不相关。自由意味着实现这些愿望的可能。换句话说,自我产生的欲求是如其所是的“实际的(actual)愿望”,而不关心这种实际的愿望(在道德或哲学意义)是不是“真正的(real)愿望”。

   其次,变量Y指X需要免除或摆脱(free from)的障碍。从积极自由的角度看,Y一方面似乎是非常宽泛的。凡阻碍或限制了“真正愿望”得以实现的一切因素都是自由的障碍。这些障碍可以是X内部(生理和心理)的缺陷,或其本身能力的缺乏,也可以来自X的外部(自然的和人为的)。但另一方面,积极自由概念中的Y又相当狭隘。比如,强制未必都是自由的障碍,如果是对虚假、低级和非理性的欲望所施加的限制,那么这种强制不仅不是实现自由需要摆脱的障碍,反而有益于实现自由。而对消极自由来说,“障碍”需要满足一些特别限定才称得上对自由构成了障碍。伯林对Y作出了四项限定,分别是外部性限定、人为性限定、机会限定和重要性限定。Y必须是人所面对的外部障碍,而非其内心的障碍;障碍必须是人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而不是自然或偶然存在的;Y不必是对X的实际行动构成了实际的阻碍,只要剥夺或限制了X行动的可能(options)或机会(opportunities)就构成了障碍;被剥夺或严重限制的那些机会或可能性应当是重要的,不仅对X的特定偏好而言,而且在其所处的文化或社会环境中也被视为重要。

   最后,变量Z是指X“得以”(free to)实施的行动或达成的处境(条件)。对积极自由而言,Z具有一种总体性的要求:真正的“自主”,“做自己的主人”或“自我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得以开展或达成与这种总体性要求目标相一致的行动或状态。而消极自由的目标要求则相对含混,Z可以说是获得和维持一个相对不受干涉的独立领域、范围或可能性(“可以打开的门”),在其中X得以如其所愿地做出实际的和潜在的选择。自由意味着拥有足够大的这样的领域,但X未必需要实施行动,其目标也未必是明确的。就变量Z而言,两种自由的概念具有某种非对称性(积极自由要求明确的肯定性目标,而消极自由则不需要),这是伯林一个重要却未被充分阐明的洞见(本节最后一部分将对此予以讨论)。

借用麦卡勒姆的三变量结构,我们综合性地重构了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主要(并非全部)界定性特征。[18]但这只是可能的阐释方式之一。由于伯林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含混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任何重构都不可能完全令人满意(获得所有相关文本证据的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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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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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哲学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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