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思想前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6 次 更新时间:2020-02-05 15: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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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中、下三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森林在燃烧:从美国加州、巴西亚马逊,到澳大利亚甚至在北极圈,大面积的山火失控。触目惊心的图片和影像传达着气候危机的凶兆,而这只是最可见的部分。

   一个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谈也会让人渐渐习以为常,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烦,或者干脆怀疑和否认——直到震惊的时刻来临。个体健康状况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现在这个时刻来了,绝非危言耸听:有极大的概率,我们无法达成控制气候变暖的预期目标。不是迟了,而是已经太迟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们终于同意一起来“亡羊补牢”。

   地球生态并不会毁灭,但将长期重病不愈(想象一下你将在医院渡过余生)。这甚至不是什么“代际间正义”问题,而是当下年轻一代(或者足够长寿的中年人)会遭遇的命运。可这么悲观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则会让人过于绝望。也许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会自暴自弃。

   这些感想是因为阅读《纽约客》9月发表的长文,题为“如果我们不再假装会怎样?”,作者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核心论点令人沮丧,他相信“气候大灾难(apocalypse)即将来临。要为此做出准备,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无法防止这场灾难”。这很难让人接受。但在研读了十多篇相关文献之后,却没有发现有力的反驳论据。弗兰岑很可能是对的。

   2019年在(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仅相差零点零四度次于2016年(更反映趋势的数据是,这个排行榜上最热的前八名全都属于2010年代)。地球开始“发烫”,格陵兰冰盖融化了三千亿吨冰(净损失),明显高于近几年的年度平均值两千四百亿吨。9月22日,数百人聚集于阿尔卑斯山,为山上的冰川举办葬礼,宣读悼词。炎热的夏季,法国和德国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的温度过高,曾被迫关闭核反应堆的运作。

   《牛津词典》的2019年度词汇是“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其词典定义是“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无法逆转的环境破坏”。此前,英国、爱尔兰和欧洲议会都相继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11月《生命科学》(BioScience)学刊发表一份声明,题为“世界科学家的气候紧急状态警告”,来自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一万多名科学家联署支持,他们“清晰而明确地宣告,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为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要求一些重大转变——转变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随后这份声明在“世界科学家联盟”网站继续征集科学家联署。

   实际上,科学家的危机警报早已拉响。早在1992年,由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德尔(Henry Kendall)领衔,发表《世界科学家致人类的警告》,大约一千七百名知名科学家签名。2017年11月,超过一万五千名科学家联署发表了同题警告的“第二份通知”,发起人是美国生态学教授里波(William J. Ripple),他也是今年这份声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

   气候危机意识也逐渐深入大众文化。半个多世纪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当时就引起轰动,后来出现了许多观赏性更强的影视作品。2004年气候灾难电影《后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观众(虽然作为科幻片,其科学性屈从于虚构性受到几位科学家质疑)。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气候公共教育的能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2006年主创的纪录片《恼人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受到广泛赞誉,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编撰的同名书籍曾连续数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于戈尔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卓越成就,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经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绝于耳的警告,的确更新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态环境意识,也带来了可观的行动实践。那么,为什么人类向“环境友善”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是远远落后于环境恶化的速度?因为获得正确认知的过程过于缓慢,错过了有利的行动时机。在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逐渐达成广泛共识之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而变得日益紧迫,这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出难度极高的要求。

   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以及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这就让“假辩论”有了可乘之机,利益集团(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选择性地慷慨资助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贿赂研究人员形成误导性的观点。更复杂的是,真假辩论有时相互交织,让人真假难辨。1992年发表的《海德堡呼吁书》,旨在反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CPP)关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有四千名科学家联署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气候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签名发表《莱比锡全球气候变化宣言》,否认“存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并反对《京都协议书》(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位签名者受到石油工业的资助)。这些事件与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认论”有若即若离的联系。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困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学家对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发现,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到今天科学家共同体已经达成了完全而明确的共识。即便如此,怀疑论和否定论的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当今美国总统本人就持怀疑论的立场。

   在8月底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上,桑伯格(Greta Thunberg)大声疾呼“How dare you!”这位十六岁的瑞典少女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无论是否喜欢她的愤怒言辞,她对事实的基本认知并不算偏激。

   在11月的世界科学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预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专著《有见识的专家们》,受到《科学美国人》《卫报》和《纽约时报》的关注评论。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与怀疑论和否认论的指控相反,科学家不仅没有夸大反而会低估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性。他们过于谨慎的主要原因是,宁愿克制“偏激”的研究发现来维持当时主流的保守共识,也不愿引发争议。因为这会让官员和公众无所适从,将有限的科学分歧混同于“完全没有可靠的知识”,会为“不作为的立场”提供借口。

   气候危机的恶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烧和冰川融化等趋势只是逐渐加剧,但渐变过程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会爆发急剧而不可逆转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翻转点”(tipping point)。比如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减缓,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滞。如果完全停滞,就会出现类似电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尽管许多观众不理解,明明是气候变暖怎么结果会让人“冻死”)。11月28日《自然》杂志发表伦顿(Timothy Lenton)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文章,题为“气候翻转点:风险太高,不可对赌”(Climate Tipping Point —— Too Risky to Bet Against)。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气候翻转点中,有半数以上极为活跃,其中几个已经非常迫近。

   在2019年,对于气候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和人为成因,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连“怀疑派”这个含混的术语已被美联社、《卫报》等媒体废弃,剩下的只有极少数“否认派”(实际上是“抵赖派”)。科学家的预警基本正确,缺陷只在于以往太过温和了。

   当认知的障碍完全清除之后,人类需要刻不容缓的行动,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有高低两个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纪内控制在二摄氏度以内,这对于签署协定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些岛屿国家的要求下,还追加了一个更理想些的目标,努力争取控制温升不超过一点五摄氏度,但这个“努力争取”并没有约束力。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与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临时声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大约一点一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还剩下一摄氏度左右的余额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来年有可能出现极微小的下降)。

   要实现二摄氏度以内温升目标,全球人为的二氧化碳必须在2030年减排百分之二十,在2075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我们做得到吗?人类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许多原因(causes)会严重阻碍所要求的行动。

   回到《纽约客》的那篇文章,弗兰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主要污染国家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彻底重组经济。而且必须齐心协力,“如果德克萨斯人还在开采石油并驾驶皮卡车,即便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也无济于事”。第二,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正确,政府的巨额资金不会浪费,也不被侵吞。最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许多美国人)都要无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并严格管束铺张的家庭生活方式。他们要对必要的极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将讨厌的新闻当作假新闻置之不理,还需要为其他遥远而受到威胁的国家以及后代人做出牺牲。“每天,他们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

   弗兰岑对达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因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发生根本改变”。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书《不宜居住的地球》,这本书的畅销表明许多人都有悲观的同感。但是,坦言悲观的前景并不是主张放弃努力,就像宗教承诺的永恒救赎即便不再可信,人们也不会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张应当坦率承认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绝望。力所能及的减排努力仍然有强有力的现实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地球走上不归之路的时间。

   的确,实现预期目标会要求十分艰难的改变。弗兰岑在文章中没有明述却暗含的一个论题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会遇到合作困境,因为气候是一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对此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杜克大学罗森伯格(Alex Rosenberg)教授9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通俗的阐述。

公共品的消费(受益)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灯的照明丝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竞争性),但我同时也无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实现《巴黎协议》的目标也是如此,一国无法单独从中受益,除非也让别国同时受益。那么谁来为修建路灯支付成本呢?限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面临“囚徒悖论”:如果主要污染国联合起来控制排放,美国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别的国都不愿付诸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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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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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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