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历史上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7 次 更新时间:2017-11-08 02: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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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进入专栏)  

   包(宗和)副校长、叶(德兰)教授、台大历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学,包副校长介绍我时,我不免感慨。回头一想,我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五十三年,从硕士到现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到美国,因为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换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过台大校园,常常感觉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岁这个岁数,确实是要重新回想一下这辈子所做的事。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及母校的师长们,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看来很啰嗦,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份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做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此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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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修和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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