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商业化模式与教育的异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2 次 更新时间:2017-11-01 12: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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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所说的两句话对日后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句话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句话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文革期间荒废教育多年之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激动情绪可想而知,他们又再次走上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教育救国”的轨道。

   教育育人,培养人才,至少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具有一个自然属性的人,以正常的轨迹成长;其二,通过传授已有的知识,掌握必要的技能,至少能够具有自我生存能力;其三,有能力创造新的知识为“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即社会)的发展做加法和贡献。

   将近40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当人们沉醉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头脑冷静和敏锐的人,则感觉到中国教育制度里面所隐含的巨大危机,他们已经从教育看到了未来的中国。如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说,任何国家,最不能欺骗的就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就产生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客观地说,即使从中国自己的近代史看,在很多方面,人才培养仍然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度。例如,没有人可以说,现在的人才培养可以和既贫穷又战乱的西南联大时期相比。或者引用已经过世的钱学森老先生的话说:“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来。”

  

愚昧时代已经降临了


   更为悲观的是,在文化复兴和国家崛起需要大量智力支撑的时候,中国开始迎来不被看好,甚至是“愚昧”的一代。这里有两层意义。

   第一,尽管没有人会乐意看到这个局面,但不管喜欢与否,从经验看,这样一个愚昧时代已经降临了,并且来得比人们的想象还快。

   近来高晓松怒批清华大学精英博士是“没有胸怀大志”和技术学校学生没有区别的言论,引出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之前很多年里,钱理群教授也一直在批评今天中国大学培养的都是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这些批评实在是过于文质彬彬了。没有“胸怀大志”也好,“利己主义者”也好,如果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当然不能说是成功,但这些毕竟也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是“利己”,人们应当能够理性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哪里、如何才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这群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是在追求他们以为的“利益”罢了。就实际效果来说,这个群体玩的既非双赢游戏(对大家都有好处),也非零和游戏(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而更可能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游戏。其次,这个群体更不“精致”,而是奴性十足,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我认同,没有独立精神,尤其是独立思考精神。

   再次,“无能”更是这个群体的集体特征。高晓松说他们像技工,实在是夸大了他们的能力。技工是技术,能够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是任何一个社会运作所需要的。但这个精英群体没有任何技术,而只有假、大、空的本事。

   第二,这个群体不是自然生存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是被培养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人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惊讶。最近一则关于小学生用诸如大数据等方法研究苏轼的新闻,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关注。这个小事例表明,人们在培养的绝非是人才,而是愚蠢者。

   中国人的基因并不差,智商也不差,但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人们却一直在制造着“废品”。制造“废品”的过程漫长,其中的因素和利益相关者有很多,牵涉政治的、行政管理的、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等等,这些都需要另文一一深入讨论。不过,商业化运行的教育模式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商业化是如何废掉中国的人才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就学校来说,通过商业化运行模式而赚钱盈利。赚钱盈利无可厚非。不过,钱的唯一目的是培养人才,而非其他,但在中国赚钱盈利本身就成为了目标——一个远较培养人才更高的目标。这就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赚钱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两方面的原因。

  

商业化教育模式下的供需方


   从供给方来说,从幼儿园到高校,这个长长的环节并非是人才的培养基地,而是金钱生产线。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浪潮,很快就把这个原本还比较清静的“知识领地”出让给了商业组织,同时学校本身也变成了商业组织。无论是学校还是商业组织,都提供着大量的培训、课外、补课等“项目”供家长选择。

   这些“项目”的盈利率远远高于教育本身。难怪很多教育工作者把真正的精力放在这些课外项目上,而课堂讲课则是敷衍了事。再者,各方精致地营销他们的项目,把每一个“项目”说得天花乱坠,似乎缺少任何一个项目,孩子少则缺少竞争力,多则废了。商业化的营销手段使得中国教育界简直就是一个“传销组织”,有多少家长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在这个商业模式驱动下,中国的孩子可能在娘胎里面就开始被进行“生前教育”了,因为在父母亲看来,这个阶段孩子实际上已经在和其他孩子进行激烈竞争了。出生之后,各种学前教育活动便眼花缭乱。进入学校之后,更是有数不清的课外活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每一个中国父母对自己的日常警告。中国的家长有一个自以为是“品德”的东西,即“望子成龙”。很多家长,自己不努力,或者自己努力不成,就转而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农民不用说,往往自己文化水平低,上大学在很长时间里是农民子弟唯一的出路。今天,农民尽管也有了其他出路,例如外出打工和经商,但上大学仍然是农村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路径。一般城市居民也有类似的情况。而那些受过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是如此,他们或许自己的生活不得意,便把所有的希望置于自己的孩子身上。

   实际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通过这些途径学习到的东西绝大多数毫无价值,对以后没有什么正面影响。不过,负面的影响则是显著的,很多孩子对学习具有了厌恶感甚至恐惧感。道理很简单,孩子被剥夺了他们所具有的自然成长权利,消耗和浪费了正常的成长经历,被揠苗助长,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开始感到人生没有乐处。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小大人”,他们除了匪夷所思的“幽默”,根本见不到任何智慧。

   这种现象其实早已经有了。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少年大学生”这个群体,当时也被媒体吹嘘得厉害。但后来又怎样了呢?被退学的有之、出家当和尚的有之、自寻短见的有之,而更多的人则是庸庸碌碌之辈。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仅仅只是被制造成考试的机器,而被剥夺了人的权利。

   人们可以算一下,从80年代到现在,上中外名校的人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人是成功的。作为商业教育模式的其中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的媒体不时会搬出所谓的名学生,例如北大、清华、哈佛、普林斯顿等,宣扬他们多么的厉害,多么的辉煌。但是,媒体则忘掉了过五年或者十年再去看看,这个群体怎么样了呢?经验地看,成功的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并不比其他没有进入这些名校的好多少,甚至比进入二流、三流学校的还差。

   大多数成功人士并不出在中外名校,而是一般学校。从孩童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中国有一个传统智慧,就是“先做人、后做事”。现在的体制则是有效剥夺了孩子做人的权利,在没有成为人的情况下,如何可以要求他们做学问或者其他事业呢!

   就需求方来说,商业化教育模式也有效迎合了中国父母的个人文化心理。中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成为“士”无疑是理性的目标。这一社会心理看来并没有被近代以来的革命所摧毁,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心理不仅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父母又加上了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即“学而优则商”。

   多年来,人们对商学趋之若鹜,并且不仅仅商学本身,其他的各个学科也在变相地“商科化”。中国的商科不强调商业精神和责任,更不强调技术和工匠精神,而是培养人际网络、“勾肩搭背”和投机。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工匠精神,但到现在为止,中国人仍然看不起工匠精神。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投机精神那么旺盛,和商学的旺盛密不可分;而势不可挡的腐败则是“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两者融合的结果罢了。当然,如果没有当成官、经成商,大多就会走向另一个反面,那就是“学习无用论”。的确,学习的“含金量”是越来越少了。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政策。政府政策不是去纠正社会趋势,而是投其所好。盛行不衰的GDP主义也在教育界横行,最显著地表现在90年代以来的教育大扩张上。教育的产业化让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给那些上学了的孩子则注入了变态的金钱观。很多年来,越来越少的农村孩子能进入好一些的大学。社会的智力分化要比其他方面的分化严重得多,结果是难以想象的。在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环境下,城乡两个群体互不认同,而是互相仇恨。现在完全依靠强制力来管控冲突;一旦控制力减低,后果就会明了。

   这些年,人们讲了中国面临的很多陷阱。今天,可能需要加上一个更严峻的陷阱,即“愚昧陷阱”。如何避免这个陷阱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不过,对父母来说,有几个简单的因素需要考量。

   其一,如果要让孩子有一个未来,首先就要把孩子作为一个自然人,赋予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和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现在所做的都是与自然属性背道而驰,剥夺了人的自然属性,人将不成其为人。

   其二,今天的知识和学习环境变了,和近代教育制度起始之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巨量的知识随手可得,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学习既有的知识。北欧已经有国家开始试验,完全没有课本,把学生从课本(及课本相关的东西)解放出来,而是走向了实践。

   其三、因为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很多传统专业知识领域培养的人才例如医生、律师、会计、金融等可以数量化的、合乎逻辑思维的工作职位大都可以被取代。

   未来仅仅属于少数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多数人不可避免将陷入“愚昧陷阱”。创造性思维则来自实践,也只能来自实践。

  

   本文刊于《联合早报》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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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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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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