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谈判桌上得到的不见得比战场上少

——南宋外交家王伦四次出使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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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 (进入专栏)  

南宋外交家王伦(1084-1144),字正道,大名府莘县(今山东聊城莘县)人。王伦在南宋外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出使金国最早,出使金国次数最多,出使金国外交成果最明显,以身殉国最为悲壮。王伦在谈判桌上得到的东西比岳飞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他身后,他被不少人误解、非议、攻击,甚至有高官上奏朝廷要求将他斩首示众。回顾这段历史,不难获得有益的启示。


四次殊死的出使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当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当时,宋金两国处在战争状态,金国是南宋最大威胁,刚刚建立的南宋朝廷基础脆弱,惊魂未定,许多事情还没有磨合到位,当时明显不具有与金国一决高下的国力,在不损害南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韬光养晦,尽量减少与金国大规模的正面对抗符合南宋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宋高宗想派出使节北上金国求和,许以高官厚禄,招募赴金使者,名为探问两宫(徽、钦二帝)起居,实为投石问路,谋求结束宋金之间的战争状态,开启宋金之间正常国家关系的可能性。显然,不能简单地把主和等同于卖国投降。宋高宗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选择使节。当时,金宋敌对,剑拔弩张,出使金国的很可能不是被扣押就是被处决,出使如同去赴死,谁愿意趟这种有去无回的浑水?

当时,别人视为畏途险境,王伦却偏向虎山行,主动请求出使金国。建炎元年(1127年)十一月,王伦被宋高宗任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当大金通问使。王伦是南宋建立后第一个出使金国的使者,开启了宋金两国之间外交往来的进程。

王伦出使金国,地位很脆弱,手上根本无牌可打,一方面金强宋弱,金国对宋朝连皇帝都瞧不起,遑论小小使臣,对待使臣没什么好脸色。宋微宗、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氏被拘于金国,宋高宗把迎回母亲当成头等大事。金国利用宋高宗这一软肋,以此要挟,自然使王伦在谈判中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王伦非科举出身,朝中一些人瞧不起他,他在朝中的人脉资源有限,难得有人帮他讲话。更有甚者,朝中一些主战派对王伦印象不好,认为他到金国和谈就是投降。

王伦第一次出使金国时,见到了金国开国大将、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然而,王伦一行不但没有启动谈判,反而被完颜宗翰全部扣押为人质,一扣就是五年之久。在这漫长的五年时间内,王伦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也没有天天唉声叹气,而是颇为用心地开展了一些工作。比如,他结识了一个金国商人陈忠,陈忠告诉他徽、钦二帝被软禁在黄龙府。王伦得到这一消息后,便给了陈忠一大笔钱,请他前往黄龙府,设法向二位皇帝传递一些南宋信息,徽、钦二帝这才知道了赵构已经登上帝位的消息。随着宋金战争形势的变化,金国对南宋的外交政策也时有调整。绍兴二年(1132年),完颜宗翰主动找王伦,说金国打算与南宋议和,让王伦立即启程南归,向南宋朝廷转奏。当年秋,王伦终于回到阔别五年的故土。

王伦第二次出使金国,是在绍兴五年(1135年),这年,宋徽宗逝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当徽宗逝世的消息传来,南宋上下关于迎回他灵柩的呼声四起。在此前后,金国的主和派首领完颜昌升为左副元帅,开始主导金国朝政,金与南宋关系开始缓和。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宋高宗提拔王伦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假龙图阁学士、左中大夫、枢密都承旨、充金国军前迎奉梓宫使。宋高宗希望他不辱使命,把生母韦太后接回,同时把父亲宋徽宗的灵柩迎回。临行前,宋高宗还交给他一个任务,要求王伦争取金国把占领的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南宋。王伦出使金国,首先在涿州见到了完颜昌,除了提出迎还韦太后及宋徽宗灵柩的要求外,还在完颜昌面前反复说刘豫的坏话,最后甚至说:“刘豫既忍心背叛自己的父母之邦,难道他日不会背叛金国吗?”加上当时刘豫与南宋作战,屡战屡败,金国开始对他丧失信心,便生废除之意。王伦此行,在刘豫被废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金国即取消了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这次出使金国,在完颜昌的安排下,王伦还面见了金熙宗完颜亶,完颜亶初步承诺开启和谈,并安排太原少尹乌棱思谋、太常少卿石庆来南宋商议和议具体事宜。

王伦第三次出使金国,是在绍兴八年(1138年)秋。到金之后,金熙宗为王伦设宴三日,南宋到金使者无人受过如此礼遇。这次出使,金国同意了南宋的三个条件,一是归还宋徽宗灵柩;二是放还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三是同意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南宋。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王伦第四次出使金国是在绍兴九年(1139年)春,宋高宗安排他再次出使金国,负责迎回韦太后和宋徽宗灵柩,以及交割地界等工作。王伦首先到达开封,与金右副元帅金兀术接洽,履行交割地界手续。接着,南宋朝廷任命王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金兀术随即北归燕京。


四大空前的特点


王伦四次出使金国,特点突出:

一是开启先河。南宋立国后,如何处理与金国的关系是南宋外交的重中之重,王伦冒着生命危险,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是第一位出使金国的使者,为开启宋金外交走出了第一步。

二是成果突出。王伦在谈判桌上拿到的东西,比将军们在战场上拿到的东西毫不逊色。他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在险象环生中争取收回了河南、陕西之地,这是何等不容易。虽然第二年即为金兀术所夺,但功不可没。

三是成本最低。通观王伦四次出使,前后10多年,对金国只提要求,办成许多事情,没有割让一寸土地,没有赔偿一两银子,这在花钱买和平的宋朝外交史上是个奇迹,在整个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四是以身殉国。金国内部关于与南宋是战是和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争执亦从未停歇,由此酿成严重的内乱。内乱的结果是主和派多人被杀,主战派得势。主战派首领金兀术向金熙宗建议扣押王伦一行,王伦遂成阶下囚,被拘禁6年,受尽折磨。其间,金熙宗多次派人找到王伦,许以高官招降,均遭拒绝。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金熙宗再次请王伦担任河间、平、滦三路都转运使,王伦依旧严词拒绝,他说:“我王伦奉使而来,非为投降而来!”金熙宗彻底死心,安排人缢杀王伦。临刑前,王伦请金使少缓,遂穿戴上宋朝的官冠朝服,面向南方大拜三次,仰天痛哭道:“先祖文正公(王旦)两朝为相,深沈有德,镇服天下,被誉为‘平世之良相’,朝野共知。今天我出使被扣,金国想以伪职侮辱我,我怎能因爱惜自己的性命而有辱使命,有辱祖宗!”于是从容就义,时年61岁史载,王伦遇害是日,“ 河间(今河北省中部)地震,雨雹三日不止。”(《宋史》卷130,《王伦传》。)王伦被害与发生的自然灾害虽属巧合,但却反映了当时民众在王伦遇害后“人皆哀之”的悲痛心情。

王伦四次使金,次次如赴雷区,两度被扣押,清朝史学家赵翼说:“(王伦)奉使在建炎元年,是时金人方掳二帝北去,凶焰正炽,谁敢身入虎口,伦独慷慨请行,其胆勇已绝出流辈。”“设使金不渝盟,则存殁具归,境土得复,伦之功岂南渡文武诸臣可及则?” (赵冀:《廿二史劄記》卷24,《宋史》。)也就是说,王伦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比抗金将士们在战场上得到的还多。王伦不愧为南宋杰出的外交家。

(一)外交生涯同军人生涯一样,都风险极大、生死攸关

虽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在中国外交史上,拿外交官开刀的事实在是层出不穷。例如,三国时期,拿信使祭旗、杀对方外交官泄愤并显示姿态的现象就比比皆是。宋金对峙时期,金人以凶残著称,以至“常斩来使”。例如,宋朝吏部侍郎李若水出使,因为拒绝金人的收买、怒斥金人不讲信义,竟然被金人割颈断舌。所以,当时宋臣使金,是需要舍生忘死的勇气的。

来自于草原王朝的使节出使作为中原王朝的宋朝,是否就安全?否!照样风险极大、生死攸关。例如,蒙古忽必烈派出的使节郝经,一到宋朝就被宋朝宰相贾似道扣留起来做了囚徒,并且一扣就是16年!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因表示抗议而被杀害。值得一提的是,郝经被扣期间,蒙古方面先后派出5批使者同南宋谈判议和,想不到南宋那些“爱国”的守将和边民,对蒙古使臣来一批,杀一批,南宋这种狂热的行径销蚀了南宋和蒙古关系正常化和建立睦邻环境的可能性。

其实,即使在现代外交史上,外交也并不意味着必然是西装革履、鲜花美酒和轻歌曼舞,外交场上也常常免不了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

例如,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侵略军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三万,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精通日语,谙熟日情的蔡公时于此时被任命为山东交涉员,主要职责是代表外交部处理战区外交事宜。蔡公时赴山东交涉员公署任上,5月3日第一天上班时,日军将署内18名外交人员一起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用刺刀乱戳乱砍。随即,一个日军兵宣读了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然后又去杀其他被捆绑的外交官,又回来将蔡公时的鼻子割下。在极度痛楚中,蔡公时仍大义凛然,骂不绝口,凶残的日本兵突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嘴里,使劲旋了两圈,蔡公时的舌头被剜掉了。折腾够了后,日军一拥而上,将蔡公时等人拖到院外枪毙。为了掩盖其罪行,日本兵又一把火焚烧了遇难者的尸体。蔡公时当天8时开始办公,到晚上10点被日兵包围并杀害,他当外交官前后不过12个小时。他面对敌人临危不惧,英勇无畏之态使他被誉为“中国外交第一人”。1942年1月4日,占领马尼拉的日军逮捕了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泩和其他7名中国领事官员,将他们关押在地牢里。4月17日,8人被秘密枪决,并就地掩埋。菲律宾保安和墓地工人回忆,杨光泩等八人被押往一个草坑,日军命令他们面朝草坑站立,行刑队从身后向他们开枪。8人倒地后,日军士兵又上前用刺刀向各人身上猛捅数刀,才命工人掩埋。

(二)王伦自愿出使、宁死不屈并非孤立现象

例如,朱弁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靖康元年(1126年)底,金人南下侵宋,北宋灭亡,朱弁携家南奔。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招募大金通问使赴金求和,朱弁挺身而出,自荐于朝廷。经过层层筛选,宋高宗最后拍板,仟王伦为大金通问使,朱弁为通问副使,于十一月率队赴金。这一年,朱弁已经42岁了。果然,王伦、朱弁一行抵金后,就被金帅完颜宗翰全部扣押于百中郡(今山西大同),一扣就是五年。绍兴二年(1132年),金人前来通报说,和议可成,让王伦和朱弁二人中选派一人带金国国书回国,但另一位必须继续扣留在金国。朱弁坦荡地对王伦说:“我自来金,木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更不会借机先归。”临别之际,他要求王伦把出使的官印留下,视其为符节,随身携带,卧起与俱,他要做一个矢志不渝的宋朝苏武。王伦回国后,宋金之间依然战事不断。朱弁不但要忍受思国思乡的折磨,还不时受到金人的威逼利诱。当时,金国扶持北宋降臣刘豫的伪齐政权,代金统治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在此过程中,金人知朱弁德才兼备,迫他到刘豫伪朝任职,还开导他说:“这是你归国的第一步啊。”朱弁严词拒绝。金人愤怒之下断了他的食物供应,朱弁就天天站在驿站门口,忍饥待死,坚决不屈服。不想金人竟被他的坚贞感动了,又照常向他供应食物。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双方随后遣返被俘、被扣押人员。当年六月,朱弁终于回到了阔别16年的南宋,面容憔悴,衣衫槛褛,但他官印不离身。朱弁身心备受摧残,归国后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

(三)外交官很容易被人误解,被人非议

长期以来,只要中外之间发生冲突,人们习惯于把主战的人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的人等同于卖国,总是把外交场上的人看成汉奸。王伦冒着生命危险出使敌国,坚决主战的胡铨,给高宗上了一则言辞激烈的奏书,要求把王伦和宰相秦桧、参知政事孙近三人斩首示众。许多人本来就将王伦出使与秦桧卖国看成是一回事,在张浚、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人物的眼里,王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因此,胡铨的奏书一上,朝野纷纷称快,一片叫好,其实,外交人士被误解、被非议、被攻击,甚至被民众粗暴对待的现象在历史上可说是屡见不鲜。例如,历史早已证明,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家,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他们也一度被人们视为“卖国贼”,王正廷甚至被示威请愿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四)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这种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

王伦当时被人误解、非议和攻击,同清流心态盛行分不开。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呢?

本来,宋代是欧美历史学家不吝溢美之辞的一个时代,它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古典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出现在宋朝。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主要大国,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登载文章,这样评价宋代:“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其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考试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宏。……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经济大国不等于安全大国,“弱宋”二字似乎是把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宋朝给盖棺定了论。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朝后,一直对北宋虎视眈眈。然而,宋廷重文轻武,一意主和,排斥抗战派,疏于备战。公元1126年11月,南侵东西两路金军会师汴京城下,不久汴京就被攻破。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随后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也称“靖康之耻”。

“靖康之难”以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与此同时,作为对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的总结,人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秦桧的卖国投降划等号,由此使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抱有清流心态的人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但是,这种愤恨和渴望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不是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具有清流心态者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外国文化,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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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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