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我的四位宪法启蒙老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3 次 更新时间:2017-09-14 09: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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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自1987年毕业留校,一晃30年过去了。经常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当时考研时选择了宪法专业,而没有选择经济法、民法、国际经济法等时髦的专业?其实,大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全年级并列第一),根据当时的政策,大学毕业时可以优先选择去中央国家机关。也许受到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兴趣,“从政”从来不是我的选项。至于为什么选择宪法专业、30年来一直从事宪法学教学研究,那得从我的宪法学四位启蒙老师说起,他们是:大学时期的张光博教授、研究生时期的许崇德教授、在日本留学时期的阿部照哉教授、在韩国访学时期的权宁星教授。回顾自己从教历程,始终不能忘怀的是四位启蒙老师对我学业的指导,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四位先生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张光博教授的“宪法论”

   1980年我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当时的吉林大学法律系云聚着一批国内学术泰斗,每一门课都有学界名师上课。重视本科教育,强调基础理论是吉大法学的学术传统,我们是直接受益者。记得宪法课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的,由著名宪法学家张光博教授主讲。当时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是油印的讲稿,后来出版统编教材《宪法学》后才有了正式的教材。由于9月份入学时,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决议,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心话题。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宪法秩序的重新构建,民众需要宪法的呵护。在宪法课堂上,张光博教授从宪法修改的话题入手,先介绍宪法修改的背景,并重点说明宪法修改与法律修改的区别等。对于我们一年级的大学生而言,与现实相关的宪法话题是比较陌生的,比起刑法、民法等课程,宪法课似乎缺乏吸引力。但听了几次宪法课以后,张老师所描绘的宪法世界深深吸引了我,特别是他用房子结构来说明宪法是“国家地基”的道理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宪法学的魅力,在朦朦胧胧的法学概念中,宪法概念占据了一定的分量。讲了几堂课以后,张老师去日本访问两周,这两周的课是韩国章老师代课的。张老师回国后,专门介绍了日本宪法学界讨论的新问题,以及他访问的见闻。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是,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和平宪法,宪法奠定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要发展经济,让国民富有,需要修改好宪法,用宪法力量推动改革开放。这些话对我们是有触动的,课后同学们一起讨论宪法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当时知识浅薄,但我们也开始感受宪法的重要性。1982年三年级的时候,新宪法颁布,共和国土地上掀起学习宪法的热潮,我们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宪法学习活动。张老师作为参与修宪的学者之一,这期间也作了几场学习新宪法的报告,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1983年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公民宪法意识问卷调查”,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虽然这份问卷调查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但调查结果对我内心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发现轰轰烈烈的宪法宣传与实际民众心目中的宪法形象是有距离的,现实中的宪法并不像宪法文本那样完美。1983年三年级第一学期学年论文时,我选择“违宪”概念作为论文题目,探讨违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1984年本科的毕业论文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功能”,利用吉林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撰写了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社会的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借鉴的问题。虽然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都不是张老师,但他对我的学术影响是比较大的。在那么多可选的论文题目中,选择宪法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并不是偶然的,张老师的宪法课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张光博宪法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有著名的三论,即《宪法论》、《法论》、《比较宪法论》,在他的宪法学体系中法、法理、政治与宪法是融为一体的,法中有宪法,把宪法的解释引入到政治过程,使宪法理论体系更符合现实。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张老师心中有学者的爱国情怀,关注现实中的宪法问题,为学生展现有血有肉的宪法学情境。他对法理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造诣很深,能够跨越法理、宪法与政治学等不同的知识体系,思考宪法学知识谱系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到了晚年,他到贵州生活,每次在年会上见面时,都问我近期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后来我负责宪法学研究会的一些工作,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我的工作,每次出版新的书时,他都寄给我一本。我与宪法学的不解之缘是受张老师的影响,也与吉大本科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与研究中,时常想起张老师,感谢他的宪法学启蒙,感谢他的宪法课让我决定一生从事宪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许崇德教授的宪法学

   1984年本科毕业时,出于本科时培育的学术兴趣,我决定报考宪法学专业研究生。当时可选择的学校是吉大、北大与人大。当时各校招的研究生人数很少,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开始准备考研的时候,我主要看了北大的教材,准备报考北大宪法专业。但离正式考试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的一位同学找我说,他看的一直是北大的宪法教材,也想报考北大宪法专业研究生,希望我改报考人大。大体理由是,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集中两个月时间复习没有问题。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的感情是朴素的,想问题比较简单,虽然感到临时改学校可能有风险,但我还是痛快地答应了这位同学(可惜这位同学没有考上北大)。答应完开始看人大的教材,但不知从何入手。当时许崇德老师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亲自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有关的论文和文章比较多,名气很大。也许出于对学术大家的崇拜,我斗胆给许老师写了一封信,讲了一些复习中遇到的学术问题,同时希望了解人大对研究生的基本要求等。没有想到,我很快收到了许老师的回信,他在信中回答了我请教的一些问题,简单谈及人大对专业的基本要求,特别让我注意看新颁布的宪法文本,并祝愿我考试顺利。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能收到一位学术大家的回信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对我复习也是莫大的鼓舞。1984年3月参加考试,5月中旬收到人大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9月份报到,开始了三年的宪法学硕士研究的学习。当时许老师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的校长,社会活动比较多,虽参与导师组的指导工作,但交流机会并不多,平时联系比较多的教授是王向明老师和董成美老师,王向明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在硕士阶段,我主要研究选举制度,跟着王向明老师参加了北京市人大的一些调研活动,有时也协助王老师整理选举法修改等方面的资料。在几次教研室的活动中,听到许老师的讲座和发言,对许老师的学术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

   1987年研究生毕业时,我选择留校任教,分到法学研究所,从事宪法研究。当时,法学所和法律系是各自独立的单位,还没有成立法学院,但学术上的联系是比较多的。1988年许老师开始招收博士,有一次,他通过一位学生问我是否想报考博士。因当时刚刚留校,法学所工作比较多,没有考虑报考博士。我于1990年2月去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1年5月份回国,5月份参加人大的博士研究生考试,跟着许老师读了三年的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宪法教研室工作。

   有关许老师的宪法学体系以及对中国宪法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与胡锦光教授已撰写长文[1],这里讲一下许老师的宪法世界与对学生的关心。我们经常问许老师,为什么当年喜欢宪法专业?他说,大学生活让我与“宪法学结下情结”。

   少年时期的许崇德,就学于嘉兴中学。时值抗战胜利,许崇德从报纸上看到梅汝璈大法官代表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最终匡扶正义,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认识到法律的威力,遂报考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在复旦求学期间,张志让教授讲授宪法,谆谆善诱,令许崇德萌生了对宪法学的兴趣。宪法所展现的价值与“大气”使许老师一接触宪法学这门课程,就喜欢上了宪法。大学毕业后,许老师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国家法(宪法),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宪法学研究与教育生涯。

   在我心目中,许崇德宪法学是扎根于中国大地、接地气的宪法学,它面向中国问题,回答中国问题,充满着学者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宪法学风格与许老师参与中国宪法实践有着密切关系。他心中始终牵挂着民众的生存与尊严,把宪法看作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赋予宪法学浓郁的人文主义哲学。1953年,许老师参加了农村的粮食统购和全国普选试点工作,然后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的资料组工作,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宪法制定后,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国家法”课程更名为“中国宪法”。他与同事合编宪法讲义,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1979年,许老师参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草拟及修改工作。1980年9月至1982年12月,许老师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参与现行宪法的草拟。1985年、1988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先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6年、1998年,许老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丰富而本土化的宪法实践,使许崇德宪法学具有本土的气息、人文的感染力与生活化的哲学思想。

   基于对共和国精神的坚守与人民的爱,许崇德宪法学自然成为“历史宪法学”。学界同仁都公认,许老师对本国宪法历史的诠释是精到的,熟悉宪法历史脉络,擅长于从历史中寻求宪法正当性,并将其价值引向现实。许老师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的宪法学论文、教材与专著,其中像红线一样贯穿的学术脉络就是历史宪法学价值,始终把历史分析作为宪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其传世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是许老师历史宪法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平时与许老师谈论宪法学命题,特别是涉及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时,他都会从宪法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问题,从宽阔的历史中寻求学术命题,引申出价值,对各个宪法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像是述说历史的历史学家。将宪法问题置于历史的环境与高度,从历史中寻求学术脉络是许老师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

   由于从50年代开始就亲身参与中国生动的宪法实践,许崇德宪法学也成为“实践宪法学”,面向中国问题,解释中国问题,始终以建设性的态度推进本国宪法的发展。晚年的许老有时也对中国宪法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所困惑,当内心的信念与政治现实有冲突时,他有时表现出担忧。当对宪法学一些概念出现“非学术性争论”时,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可行的途径提出学术观点,对我们起草的报告老人家认真修改,希望在宪法学基本问题上为宪法学者赢得尊严。在他看来,学术是有尊严的,学术不是手段,让学者分享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因身体原因,他平时外出不多,但对变革中的中国现实十分了解,只要学生去拜访他,他就讨论实践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他希望中国宪法能够发展,希望宪法学发挥作用,希望宪法学者有学术尊严与责任。

   宪法世界有时是单调、焦虑与充满不安的,保持平实的心态是宪法研究者的生活情趣。日常生活中的许老师是多才多艺的,他把枯燥的宪法学引向画画、写诗、写小说等文艺世界之中,他虽谦虚地说是“业余活动”,却获得了很高的业内评价。他经历过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曾有过无法进行正常的宪法教学研究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从不停止学术的思考。1958年,许崇德被抽调去昌平县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1960年,被下放丰台区看丹乡劳动锻炼一年,但返校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1962年到1964年,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连续发表三篇文章。

他一生传道授业,登坛讲宪,修身克己,谦逊为人,桃李满园。他是一位令晚辈景仰的杰出的宪法学家,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宪法学丰富的学术遗产之一。作为他的学生,我与导师的交流中学到了知识、做学问的方法与做人的道理。他是智者,面对宪法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及青年学者的困惑,他耐心引导,以知识的力量给人们希望。如今中国宪法学发展面临着各种挑战,面对着宪法价值与现实的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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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红尘客 2017-09-16 12:09:23

  在一个宪法扭曲和缺位的国家,我一直敬佩那些宪法捍卫者。宪法是保护公民的大法,为了保护公民,宪法其次是守护国家。而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宪法,只是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党,甚至家族的利益,何时中国宪法才能才能回归宪法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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