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夜读杨老

——我体会的孔子研究及西政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3 次 更新时间:2017-09-13 11:16:29

进入专题: 孔子   杨景凡  

夏勇  

  

   纪念杨老诞辰百年,想说的话很多。深夜清寂,我想还是奉读杨老的文字来纪念吧。这也是做学生的本分。装帧古雅的《景凡文存》立于案头十五个年头了,同家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却不曾认真研读,真是不胜惭愧。

  

   杨老的文字,整理出来的不多且零散,但感性、简明、直见性灵,有些像《论语》《孟子》里的对话和议论,读来清悦,又耐人寻味。杨老晚年主要研究孔子,我觉得,杨老的心同孔子的心是相通的,杨老是真懂、真学孔子。这是古往今来的论孔者们、尊孔者们很难做到的。

  

   一

  

   “伦理法”是1981年杨老和弟子俞荣根先生解说孔子的法律思想用过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概念。回到当时的场景,这个概念至少抛弃了对孔子的“剥削阶级”定性,洗去了对孔子的“污名化”而从正面看待孔子,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同时推动了从法律视角进入孔子思想,也推动了法文化研究和法律思想史学科建设。1999年5月,杨老专作省思,认为这个概念“可能是受了道德与法律的严格区别的影响的缘故。”“如果把伦理法的‘法’当作申韩的法的概念,必然是概念的错误,以至割裂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引出伦理与法律互补、两者结合的结论,这也是后儒振振有辞地主张的‘德主刑辅’。”(第33至34页)。他指出,孔子的伦理“法”与法家的“法”冰炭不相容,孔子反对以政刑、政法治天下,所以,伦理法不是伦理+法,而是以仁德(人道)治国的最高准则的方略、方法,“伦理法本身就是‘爱人’,它的最高准则就是仁德。它不同于黑格尔的伦理学,包括普通法、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第34页)2001年3月,即逝世前5个月,杨老还念念不忘提醒弟子:孔子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与现在说的“以德治国”不是一回事,不一样,要注意区分清楚;只有秉持这样的德、礼,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第501页)

  

   我觉得,此非一般的修辞推敲,也非对弟子的惯常提醒,而是杨老离世前与古贤神会,审度往今,类似王国维三境界之“蓦然回首”。杨老的反省,也值得我们反省。比如,不知不觉地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如道德与法律两分)对非西方文化里的人物及其思想加以剪裁,尽管这种剪裁也是一种观察视角,或可独成风景,且得交流之便,但有时却难免如同在哈哈镜前端详;又比如,用后儒“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一类的话语反过去叙述、裁量古贤的思想,并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类的现代治术做历史文化注脚;还比如,为了设科开课等现实需要,硬从某些圣哲、某些思想家那里找出“法律”材料,而不管其是否有像样的法律思想。这些,也是我自身经历过的。

  

   当然,杨老反省之意义重要的不在方法,而在境界。杨老借“伦理法”原本想表达的,其实是某种根本法则,是居于现实政法制度之上的法,是法之法、法上法。这样的法,已经走出通常意义的法律学,说明杨老不论是对孔子的理解,还是自己的理论求索,皆达致别样的境界。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作为一个根本性、整体性、普遍性的概念,仁是高于礼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不能仅用伦理、人伦来解释仁;同时,仁又是具体的、现实的,离不开礼(惟克己复礼,天下才能归仁);当然,孔子的礼也离不开仁,如杨老指出,不能用周礼去解释孔子的礼,孔子的礼含有新的社会变革的创造性方案,是“新礼”(第45页)。按我的理解,孔子的新礼可谓仁礼,这是孔子的新法,其实就是某种根本法则或普遍规范。遵循这样的根本法则、普遍规范来治理国家,遵循体现仁爱的一般原则来制定和实施具体的法律,才是中国文化中可以媲美世界的法治思想,才是走出政刑之治的正确的法治道路。至于仁何以成为根本之道,根本法则何以通过价值的、政治的、程序的诸法则体现为典章制度,这样的典章制度何以使国家成为“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王国维语),个体生命又何以在其中安放、确立人格尊严和权利义务,以及,当代“新礼”何以创制完善,当下法治何以既避免重蹈政刑治国的旧辙、又克服西方法治的弊端和照搬西方法治的弊端,这些题目,我想,是后人们应当踏踏实实往深处细处去做的。杨老的求索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二

  

   杨老能进入孔子的内心,是因为他自己本有仁心,真心诚意地求仁行仁。人本、民本是杨老诠释孔子的一个基调,也是激发那一代读书人投身革命、忘我奋斗、后来又不断省思问索的最本源、最质朴的信念。他认为,仁就是把人当人,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孔子想的是有人类的地方,也就存在着人类的爱。“把孔子的仁缩小为道德,正如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些道德诫条,就是离开了仁,忽视了仁的广大涵义”。(第115页)在他看来,孔子的求仁,就是寻找人、发现人、承认人是人;孔子的行仁,“就是用智慧来指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行为”(第117页)。他认为,孔子思想中突出的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孔子不认为这种和谐会受到冲突、抵制而成为泡影,希望人们从日常生活习惯中和职业上,相信它而不受到干扰。”(第45页)杨老花了很大功夫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和《资治通鉴》里的战争记录(第185页至298页),我体会,这不是为了学习军事、提高杀人本领,而是出于内心的悲悯、不忍和愤懑,意在“胜残去杀”。他在日记中坦言:“翻开《资治通鉴》这本为帝王阅读的丑恶的历史,几千年、几百年、以至几十年的罪恶历史,的确使我痛心疾首,诚如鲁迅说的:‘二十四史是吃人的历史’。这次我读它是为了专门统计大大小小的暴君、魔王为了杀人而制造的战争。”(第344页)他认为,孔子理想主义的底蕴是和平主义,孔子周游列国,不谈兵旅之事,可见一斑。但是,延续几百年的兼并战争把孔子的和平主义思想粉碎了,可悲的现实是丛林法则:“如果那些诸侯真地实行孔子的‘仁义’治国,可以肯定,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便会被秦国逐个吞噬了,等不到秦始皇来统一六国,便一统中原了。”(第65页)“最残酷的暴力是战争,春秋战国二百多年就有一百多次战争。孔子死后二千多年,战争在我国和世界范围并没有停止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杀人的武器越来越精巧。”(第126页)他曾感言《石壕吏》“惨然不忍卒读”,多次感叹统治者好大喜功而折腾老百姓,这种“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可以使历史倒退几十、几百年!我们侈谈历史是发展的,这种发展应当以百年、千年甚至几千年算。”(第456至457页)

  

   孔子心中的人,是活生生的、有尊严有人格、应当站立起来的人,而不是别人施仁行义的被动对象。“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杨老强调,发现自己,就是归于仁;孔子希望有一个德行的皇帝行仁政,而不是崇拜一个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更不是一个有神性的皇帝;孔子攻击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指向虐政、苛政,这比称赞子产的乡校议政更激烈而愤慨了。或许因此,杨老多次赞赏鲁迅,认为鲁迅的文章是大块文章,他大刀阔斧地连根铲除几千年培植的奴性。“除掉奴性,中华民族才能得救!鲁迅要的是生命,要的是振奋精神的活人,而不是要人成为循规蹈矩匍匐在地、任人摆布的奴隶。”(第116页)显然,杨老看到了人本、民本是需要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和基本权利做支撑的。

  

   杨老对仁的追求没有停留在做学术文章,而是身体力行。他写过:“人生之道,行仁之道!” (第117页)把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放在社会实践而非著书立说,努力用自己相信的、追求的好东西来改变社会现实,至少影响周围、让周围的人和事变得好一些,这看似那一代学人的“局限”,其实未尝不是有限人生得以相对完满的一种幸运。孔子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对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学者之“为己”是对自己的品德才学有很高的要求,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学者之“为人”并非必然就是以学谋利、求田问舍,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可以是学以载道、以学益世,并在“为人”的实践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品德才学,从而走向“为己”的圆满。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也是这个意思。孔子、孟子到处向君王推介自己的主张,总是没人要,弄得栖栖遑遑,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降低自己的品质,更没有“按需制造”,走歪门邪道,而是“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守住了“己”,坚持了“道”。当然,这也给后人出了难题。一些标为儒者、儒家、新儒家的后世学者很难有孔孟那样的“内圣”功夫,又要被“外王”的理想牵着走,于是乎就在打通学与仕、修齐与治平等关节上、在如何施治、如何治人上动脑筋,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大概是后世俗儒辈出、功过难说的原因吧。也因此,儒家思想不能等同于孔子思想,把“儒学”“儒家”译为“Confucianism ”,也是可以商量的。杨老指出,“《礼记》《中庸》有关阴阳五行之说,是发孔子之未发,但不能认为它就是孔子思想。荀子隆礼,实际上是繁礼,开后代封建礼教之先河,离孔子原意甚远。”(第335页至第336页)的确,仁者爱人本没有那么复杂繁琐,“为己”“为人”也本没有那么纠结拘执,我想,只要克己行仁、将心比心,尽好孝慈悌、忠义信一类的本分,至少让周围的人和事因你而变得好起来,便是斯仁至矣,近乎圣贤之道了。

  

   《景凡文存》收录的杨老的同事、亲友、学生写的纪念文字里,讲述了许多他们亲历的杨老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开导人的小故事,读来令人动容。杨老做学问没有鸿篇巨制,做人却是大写的。我对杨老的感受,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始终留慰在大学三年级第一次拜见时的“温煦、舒适”里。在我的记忆里,杨老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批评过我,或许是因为他期许我、也相信我能自觉反省、见贤思齐吧。2002年我写的《忆杨老》一文里记载了他给我讲的对读书的看法、对古人的态度、对做官的忧虑,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他是重话轻说,寓批评警示于笑谈。还记得,我大学毕业后留在法制史教研室当助教时不满21岁,在校的79级、80级学生多数比我年纪大许多,参加他们的讨论课和毕业论文辅导不免有些顾虑和消极,杨老拖着浓重的川腔笑眯眯地对我说:“鹅不叫,就当鸭子看了”。这独特的“鹅鸭论”可谓“因材施教”,曾给我极大的鞭策。

  

近些年来,媒体由所谓“西政现象”而追捧“文革”后的“新三届”,其实,在我看来,与其说“新三届”优秀,莫如说那个年代的教师优秀。那时的西政,有一个古道热肠、充满仁爱精神的伟大教师群体。他们没有多少高深的思想理论和时髦的教学方法,但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夙夜在公,克服种种困难,使教材、教学走在全国前列。他们追求真理、好学尚思、刚直坦诚,堂上堂下都敢讲真话实话。他们克己为仁、与人为善、爱生如子,把学生当宝贝,想方设法为学生好,尊重、爱护学生,用联合国教育公约里的时髦话讲,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促进受教育者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他们说起话来,或许不像当下的教育名家们那么振振有辞、头头是道,但几乎每个学生想起他们,内心深处都藏有几个温馨动人、终生难忘的故事。杨老写道:“任何一种美德的外露(更不用说那种自吹自擂、哗众取宠的人),倒使人望而却步。”(第129页)读到这句话,我便想起常常如大山般沉默的我的导师林向荣先生,想起那些甫脱劫难、执着谦谨、在简易教室里、在游泳池搭建的临时教棚里慷慨激昂的老师们,还想起发洪水时四处奔波、默默替学生买船票、换车票的年级辅导员。正是因为老师们这样以身作则,才自然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我想,这大概就是教书育人的本质吧。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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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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