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凡: “普遍同意”还是“普遍满意”: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17-08-20 10:18:07

进入专题: 民主实践   公共论证   普遍同意  

   

  

   作者简介:樊凡(1983-),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治理、民主理论、知识社会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摘 要】:近些年来,为了拓展公民行动的范围和领域、深化民主的程度,民主研究发生了审议转向。审议民主欲将公民的“普遍同意”视为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并试图通过公共论证的途径来寻求公民的“普遍同意”。然而,随着公民个人权利的不断成长和丰富,有必要将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置于公民的“普遍满意”之上。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民主实践来说,寻求令公民感到“普遍满意”的方案比规划令公民感到“普遍同意”的公共论证更根本。

  

   【关键词】:民主实践;公共论证;普遍同意;方案;普遍满意

  

   原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长久以来,人们都将公民的同意视为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然而,随着在公民个人权利的不断成长和丰富,“同意”话语在民主实践中的支配性地位均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弗朗西斯·福山,2015)。在这样的情境中,有必要重新思考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近些年来的审议民主研究,就试图进行这样的工作。这些研究由对大规模、大范围的选举和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实践的关注,转向对更具小规模、地方性的公共论证型民主的关注。虽然民主研究的这种转向意在拓展公民行动的范围和领域、深化民主的程度,但是由于对公共论证的刻意强调,其依然是“同意”话语支配下的民主,因此也就仍然难以避免“同意”话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文通过对民主研究审议转向的文献分析与反思性研究,试图阐明,为什么需要将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置于公民的“普遍满意”而非“普遍同意”之上。

  

   一、民主研究的公共论证转向及其局限

   近些年来,基于对以表达“个人同意”的选举式和投票式民主的不满——它将“公民缩水成了选民,将公民视为仅仅积累票数的基本单位”(钱永祥,2014:154),民主理论发生了审议转向。在审议民主的框架中,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变化,由个人偏好为中心的同意转变为以公共理由为中心的普遍同意。在这种民主观念中,公民被期望以严谨、无私和开放的态度来处理公共问题,民主实践不仅被设想为以公共论证为中心,而且“期望它既能得出最佳结果又能执行平等参与治理的道德权利”(理查德·A·波斯纳,2005:157)。民主实践从选举转向审议,意在彰显公共论证的力量和优势。

   学界围绕“公共论证”的讨论,几乎完全源自哈贝马斯的启发(钱永祥,2014:145)。依照哈贝马斯的说法:(1)从理论上说,可以将“公共论证”称为完美的讨论和理想的对话,它是以“话语”而非金钱、权力为媒介的,指的是公民间充分理性、平等、真诚的对话;(2)从实践上说,为了充分兑现“话语”的力量,必须消除权力和金钱对民主实践的影响,而这不仅需要在民主实践中排除一切强制和一切策略性行为,而且需要使追求真理成为公民进行民主实践的唯一动机(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94-101)。由此可以发现,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实践“依赖着一套有关公共说理的理念和制度”(钱永祥,2014:150),它试图将所有公共事务都置于公共论证的法庭上进行审判。

   在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理论看来,比起其他方式来说,“公共论证”更清楚地说明了在民主实践中共识的获取条件,它要求排除一切压制性与策略性的手段,来对具体的公共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以此求得人们非威权性的共识,进而在有效避免和解决选举式和投票式民主实践中“个人同意”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基础上,求得公民的普遍同意。这些奠基于“公共论证”之上的普遍同意,不仅意味着经由民主实践获取的共识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正当性。正如钱永祥所言,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实践,“一方面借着不断进行的论辩与澄清,保证了最后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借着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参与,保证了正当性”(钱永祥,2014:144)。

   在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理论看来,虽然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平等事实,但是,不断地降低诸种不平等事实对政治实践的影响,不断促成人们对政治平等的体验,不仅是民主理论的规范要求,而且是民主实践的约束条件。有质量的民主实践,意味着“国家和它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广泛的、平等的、有保护的和相互制约的协商这些特点。民主化意味着朝着更广泛、更平等、更多保护和更多制约的审议的方向的净运动。显然,去民主化意味着朝着范围更小的、更不平等、更少保护和更少制约的协商的方向的净运动”(查尔斯·蒂利,2009:12)。如此,民主理论与实践至少在本质上承诺要不断兑现人们对政治平等的欲求。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将公共论证作为政治实践的界定性活动模式,通过拓展公共论证的范围,深化公共论证的质量,不仅有利于拓展政治平等的范围,有利于提升政治平等的质量,而且有利于降低各种不平等对政治实践的影响,比如由信息、金钱、权力等造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和政治议价能力。

   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理论的政治抱负虽值得肯定,但是它的充分实现并不是低条件的。墨菲认为,要使“公共论证”在民主实践中发挥作用,公民必须是同质性的(Chantal Mouffe,1998:159)。然而,对公民同质性的假定与以“合理的多元事实”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并不匹配,(约翰·罗尔斯,2000:23),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公民同质性的出现,往往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人为裁剪的结果。在这个不断裁剪的过程中,进行民主实践的人的许多存在纬度都在“公共论证”的压迫下被边缘化,甚至被无情地遗弃。这些被边缘化存在的纬度包括人的性格、生活体验、感觉、欲望以及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那些非理性的倾向和表现,比如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等,无论是历来的思想家,还是一般的社会大众,无不认为这些是人之为人的构成性要素。对公民这些存在纬度的有意割弃,会造成民主实践包容性的匮乏。当民主实践缺乏包容性的时候,其稳定性就会受到挑战甚至被颠覆,由于缺乏政治声音,被边缘化的人就会转向破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感到被忽视了,而且民主实践缺乏对公民欲望和环境的清楚感觉,因而很可能对这些公民的疾苦无动于衷(理查德·A·波斯纳,2005:199)。这是只见或者浓描心志伦理、不见或者淡写责任伦理的表现。然而,对民主实践来说,责任伦理显然比心志伦理更为重要和根本。按常理说,民主实践不仅应该表达而且要能够兑现公民的自治,如果民主实践不能严肃地对待公民的渴望,不能直接回应公民的诉求,那就会造成公民在民主实践中的无力感,而这就是民主实践作为自治工程失败的表现,在民主实践中,要有能力解决那些重要的和公民关心的问题,进而兑现公民对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的控制(Michael Sandel ,2016)。

   民主实践本是为治理公共事务,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为了好的公共论证。这种只见公共论证,而不见公共事务的民主实践,将大大降低民主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质量,进而有可能侵蚀民主的正当性基础。对民主实践来说,它更多的是要有能力、有质量地解决那些具有切身性、当下性的问题,而非试图构建人类永恒命运的学说。在民主实践中,“我们日常所遇多数只是技术问题,这要求要求争论各方都做出合理的妥协,把现实问题细致化、具体化,充分考虑其缘起、环境、条件中的特殊性,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王东杰,2015:13-14)。与以“公共论证”的想象不同,妥协是民主实践中很实用的东西,民主实践正是在妥协和试错当中慢慢前进,在民主实践中,明智、变通并不是坏东西(约翰·莫雷,2014;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2014)。甚至民主实践的过程就是妥协的过程,要让民主正常运作,至关重要的就是把各种力量纳入到民主实践中去,即一个非暴力的、讨价还价的政治参与过程。

   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作为一种面对分歧和争议时,以正当且理性的共识来进行公共判断、选择和安排的机制,在实践中过于夸大了公共论证在政治实践中的支配性地位,其实,对公共论证的效力,我们不应该有过高的要求和期待。改用王汎森的话来说,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观念并不承认和接受“社会的不透明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隔离性的顽固事实,而总是假设人与人之间不仅一定有窗户,而且窗户总是打开的,通过充沛的公共论证,人与人之间的不透明性和隔离性至少会被消除,然而,人与人之间并非全然透明,如果误认此事实,就可能忽略或误判许多潜在的、错综复杂的部分”(王汎森,2014:54)。虽然人与人之间难免存在误解,人们也常常积极地寻求沟通,但是充分的理解,正如充分的表达,或都只是理想,要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即便可能,却也是艰难异常,很多时候,人们以为的互相理解,却不啻为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罗志田,2016:256)。

      在寻求和拓展人与人之间的‘非威权性共识’这个问题上,虽然公共论证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通过公共论证,人们在很多议题上仍然会持有相互迥异的意见和判断,有的时候甚至越论证,对立越严重。在民主实践中,与进行公共论证相比,人们更是为了对利益和权力的既有格局进行策略性的改进(哈罗德·D·拉斯韦尔,2005:137),虽然公共论证在民主实践中似乎必不可少,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寻找调整、安排利益及权力格局的妥适方案。以“公共论证”为中心的民主观念,试图通过说理方式安排、构建甚至定义人们的生活,但“理”虽能服人,却不能“动”人,即“理”常常并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和选择,人们依然会在知理明理情况下,依据各自的借口行事。更何况,在公共论证中,理由也常常只是在为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辩护,人们不会为了理由而理由,只会为了利益找理由、找借口,离开利益这一因素,公共论证中的很多理由常常无法理解,其意义和价值也难以得到确认。根据艾伯特·奥·赫希曼的研究,长久以来,理性都是一个与欲望对立的范畴,但是,自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17世纪以后,由于从欲望中分离出利益的观念——这种利益观念表达的是经过理性权衡的欲望,人们逐渐放弃了以道德教化式的哲学或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欲望的方式,而开始采用一种约束欲望的新方法,即用利益来压制欲望(艾伯特·奥·赫希曼,2003:1-58)。在民主实践中,如果只谈公共理由而不谈利益,人们必将对其失去兴趣。

   一旦涉及到利益和冲突问题,妥协就显得尤为重要(托马斯·谢林,2006)。令人满意的方案需要妥协而公共论证则试图破坏妥协,严格的公共论证只会是为了理由而理由,在具体的操作上,为了保证说理的顺利进行,或者为了让“最好的论证发挥力量,必然会拒绝任何策略性的协议和安排”(钱永祥,2014:147),不给任何妥协留有余地。然而,对公共论证的热心想象如果不能同时成为一种有现实兑现力的策略,可能终将会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赵汀阳,2015)。在民主实践中,人们并不是为了寻求、构建好的公共论证,而是为了寻求令人满意的方案。将民主实践视为拓展公共论证范围、提升公共论证质量的观念,忽视了人们在政治实践中的策略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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