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凡:从知识论转向实践论:民主实践中代表问题研究范式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8-08-12 18:36:35

进入专题: 民主实践   知识论取向   实践论取向   代表实践    

   

  

   摘 要:当下对代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分析哲学进路,主要关注的是代表的定义,侧重以“代表”来解释“代表”;一是史学进路,主要关注的是代表实践的历史传统,侧重展现代表实践的历史多样性。综合来看,这些研究普遍以知识论为取向、以求知为目的。然而,为了有效反映时代的民主精神、积极回应时代的民主要求,更有必要从民主实践论的角度、以求治为目的来对代表问题进行研究。这首先意味着应该从“选择”而不是“选举”的视角来理解民主实践中的代表。此外,还意味着:一方面,与“代表的定义是什么”“代表实践有哪些历史传统”等知识论问题相比,有效解决民主实践中“代表身份的失真”以及“代表实践的质量”等实践论问题更为迫切和重要;另一方面,合理的代表实践不是基于代表的定义以及传统的代表实践经验,而是基于代表与民主实践的长期互动,在这些互动中,代表实践的有效性不仅能促进代表实践的合理性,而且能使代表实践与民主实践得以协调和统一。

  

   201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下,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不仅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显学。从既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基本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而展开:(1)从法理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层面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目的和功能进行定位和定向,研究目的在于兑现宪法的规定,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展现宪法的生命和宪法的权威,继而让静态的宪法变为活的宪法;(2)从史学的层面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历史发展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展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变迁,进而试图识别和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角色和功能;(3)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治国理政中的功能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寻找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用。虽然这些研究拓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领域,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需要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置于民主实践的情境中加以理解和阐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项民主制度安排,根本目的在于落实民主、兑现民主。如果离开民主实践的视角,几乎难以识别和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价值和意义。从民主实践的视角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研究,就是要展现代表实践的民主图景。因为民主实践需要的是实践论上的代表,所以对民主实践中代表问题的研究,关键就不是对“代表”进行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上的阐释,而是如何对代表实践进行规训,才能使其满足民主的要求和想象。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致力于阐释,为了使对“代表”问题的相关研究能够融入到民主实践的历史和趋势中去,为什么更应该从“选择”而不是“选举”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实践中的代表?为什么说代表观念的成长,更多的是民主及民主实践的倒逼和改造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代表之历史传统的延续、变更和演化的结果?为什么说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与“由谁代表”“谁是代表”这样的问题相比,“代表意愿”“代表能力”和“代表质量”的问题更为重要?

  

一  从“选择”而非“选举”的视角来理解民主实践中的代表


   虽然民主理论各式各样,但民主实践一般都同时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1)从纵向上看,投票和选举构成民主实践的基本方式。在日常政治中,现代国家一般都不需要采用直接民主,而主要采用投票和选举的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模式[2]来落实和兑现民主;(2)从横向上看,协商是民主实践的基本方式,横向的民主实践“呈现出广泛的、平等的、有保护的和相互制约的协商特点。民主化意味着朝更广泛、更平等、更多保护和更多制约的协商方向运动;去民主化意味着朝范围更小的、更不平等、更少保护和更少制约的专断和独裁方向运动”[3]。这些横向的协商式的民主实践,意在求得人们共识性的、非威权性的公共判断和公共决策[4]。无论纵向的民主实践,还是横向的民主实践,代表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职能。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中,为了提升民主实践的质量,与其在直接民主方面努力,不如努力提高代表实践和代表形式,使之更加开放、有效和公平[5]。

   由于在民主实践中常常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一种是回应性代表,一种是标示性代表:“在回应性代表中,我是什么想法,我就有理由期待我的代理人会有相同的想法,终归她要在适当的层面了解我的想法。在标示性代表中,情况恰好相反。我的替代者是什么想法,让人有理由期待我的想法大致相同;她的作用是一个标示,而不是追踪器。在第一种情境中,忠诚的代表者将如实回应被代表者;在第二个情境中,忠诚的代表者将是被代表者的可靠标示”[6]。与回应性的代表相比,标示性的代表也许并不是在选举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公民的控制[6]。

   这即是说,在合理的民主实践中,无论代表是否经由选举产生,人们事实上都能够选择代表、控制代表,并且能够淘汰不合格的代表。“选举”和“选择”是两种非常的不同表达,在涉及政治领域的人、事、物上,“选择”的内涵要比“选举”丰富得多。这主要体现在“举”和“择”的差别上,“举”有将某物向上抬、向上托之意,“择”常常意味着“去”和“取”,即所谓的去粗取精,去劣存良。从现象学上来看,“选举”常常是一种一次性的、即时性的行为,而“选择”则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不断博弈的过程。从长远来看,人们所择的东西更多的跟所选对象的品质和绩效相关,“择”更多的需要理性、审慎的考量,而“举”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意味。常言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择”有着很浓厚的比较、权衡色彩。如果对民主实践中代表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选举”的框架中,那么就有改进的必要。对民主实践中代表问题的研究,更应该在“选择”的框架中进行。事实上,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公民能够自主地选择公共权力的主体,即“公民不再根据外在的标准和意志,而是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尺度对公共权力主体所进行的自觉选择”[7]。在民主实践中,代表的产生和成熟,更是选择的结果,而非仅仅一次或者几次简单的选举就能定论。区分“选举”和“选择”,对人们理解实践论层面上的民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尽管这种价值和意义更多的体现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选举的视角下,几乎难以对代表形成充沛的诠释,此时的代表仍然是未完成式的,唯有在选择的视角中,才能展现出进行式的和完成式的代表,而民主实践恰恰需要的就是进行式的和具有完成能力的代表。

   因此,如果将代表产生的方式从“选举”转向“选择”,便会发现,从长远来看,合理的民主实践能够促成代表的优胜劣汰。在民主实践中,唯有那些有质量的代表,不仅更有生存的能力,而且能够经得起民主实践的检验。历史经验表明,一方面,由于合理的民主实践具有自我定位、自我反思和自我修复的能力,那些对政治具有诚实的激情、充沛的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的人,从长远来看,在公民的选择中更容易胜出;另一方面,有质量的代表又是提升民主实践质量的重要力量。

  

二  唯知识论取向的代表研究及其局限

  

   由于民主实践中的“代表”是一个实践性的存在,与“代表的含义是什么”这样的知识论层面的问题相比,代表意愿、代表能力和代表质量这样的实践性问题才更为重要。然而,今日研究代表的文献几乎都是对代表含义的判断和确认,对代表进行知识论层面的分析,基本上采用的是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以及史学的研究方式,主要回答的是“究竟什么是代表”“如何理解和诠释代表”“历史中的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是什么样子”之类的问题:

   从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的角度对代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研究者增量知识的偏好,并且“假定这些知识乃是值得知道的”[8],但是,无论这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增量能增到何种程度,不仅这种假定的是值得知道的往往难以得到确证[8](34-35),而且即使其能在知识论的层面上得到确证,也只是意识层面上的证明,远不是实践层面的检验。在知识论与实践论之间,还有很大的鸿沟需要实践论意义上的填平。更糟糕的是,有些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进路的代表研究,较为虚悬,即使不是空谈,也偏于议论[9]。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学者们越来越不愿意再在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的角度对代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代表的定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的研究不能陷入一种语言游戏和智力游戏的境况中——这种境况很大程度上是由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的研究进路造成的;另一方面,与其去研究“代表的定义是什么”,不如去从发生学和史学的角度去研究代表观念的历史变迁和代表实践的具体历史经验,而这主要是由于代表的观念和实践不仅是有历史的,而且这些“‘历史’基于事实,并有其由来”[9]。

   这即代表研究的史学转向,即“众多政治思想家,为了理论建构的需要,要么亲自参与历史研究,要么借助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10]。虽然这些史学进路的研究可能面临探究和呈现历史事实的困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史学进路的代表问题研究基于的是对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研究进路的不满与反思,所以它们对提升代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水平以及丰富代表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代表研究的史学进路,表现出了非常严重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11]。究其原因,是这种史学的研究路径常常陷入了多样性的历史经验泥潭,而难以为代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具有当代性的定位和定向。史学进路的代表问题研究越是深刻,越是专业,就越容易拘泥于细节、越容易陷入各种各样的、甚至相互对立的特殊历史案例之中,进而表现出了严重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甚至有学者言,这些史学进路的研究是在构建历史想象而非确认历史事实,它们不仅取决于记忆而且取决于人们如何记忆[12]。在这里,“用‘历史想象’而不是‘历史事实’,不是说想象跟事实是两件对立的东西,而是说想象可能是人认识事实的关键方法,正如记忆是构建生活及其意义的重要方法一样。这即是说,构建记忆和构建历史都不是完整的和公正的记录,而是一种有选择的想象。之所以想象是有选择的,是因为在想象构建的过程中间,删减比积累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你首先要把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繁杂的事情删去一大部分;然后在你的记忆中保留的那一小部分中,你才能够建立因果性和相关性;围绕这个因果性和相关性”[13],才能识别和确认代表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表象和意义。对这些史学进路的代表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删除妨碍意义体系形成的多余的材料”[13]。虽然这些史学进路的研究不仅能为人们在知识论的层面上展现出代表观念及代表实践的历史多样性、甚至矛盾性,而且能丰富人们对代表及其相关问题的认知,但究其本质,它们仍然只是在多种多样的历史情境中对代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对当今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问题研究来说,这些只注重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历史的研究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今日所谈的代表问题更离不开民主及民主实践的价值赋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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