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

——评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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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敏  

   程千帆、徐有富两先生所著包括版本、目录、校勘、典藏四编的《校雠广义》四册,1998年4月由齐鲁书社全部出版了。作为读者,我为这部体大思精的学术专著得以在世纪之交出齐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古籍,全部或部分留存至今的也有八九万种之多,它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历代学者研究、整理、保存古籍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的“治书之学”,深深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它是文化遗产宝藏的开启之钥,是治学的必由之门,是传统学术中最具有民族特色、最富于科学意识、最能为今人所直接利用的部分。

   “治书之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派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淆乱。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在“治书”方面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科。遗憾的是,由于校雠学的学科建设长期被忽视,建国后的大学中文系又取消了这方面的课程,它原有的内容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理,新鲜的经验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现在,《校雠广义》一书,对这一传统学科作了重新构建,赋予它以现代意识和科学品格,使它更好地为建设精神文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服务,继往开来,功在后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每一门科学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为了重建这一学科,《广义》著者首先明确地、科学地界定了校雠学的内涵与外延,古代“校雠”一词初专指校勘,后来逐渐发展到包举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诸学,或以“目录学”一名取而代之,又或称之为“校雠目录学”。其范畴论列,诸家亦多歧异,或将其划分为收藏家、鉴赏家、校雠家、考订家、掠贩家;(洪亮吉《北江诗话》)或将其中收藏、赏鉴、校雠三家合称为藏书家,考订家区分为目录家、史家、读书家;(汪辟疆《目录学研究》)或将赏鉴、校雠二家称为版本派,以别于目录派,(叶德辉《书林清话》)等等。鉴于名称和范畴的歧异淆杂,相乱相蒙,《广义》作者折衷旧说,厘定名称,以起源最早的“校雠”一词作为种种“治书之学”的共名,而以“校勘”一词作为“专事是正文字”之学的专名,将它和版本、目录、典藏并列为校雠学的分支学科。著者明确地将校雠学界定为“治书之学”,既对这一学科本身作出了规范,也将它与考据学等邻近学科区别开来,以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正如著者所指出的:“治书虽不废考订,然考订之学又非治书之学所能包,是二者但交相为用而已。”(《校雠广义叙录》)因为考订以求得内容、事实的真实为目的,而校雠但求符同或接近原书而已。在谈到校雠学各分支学科的相互关系时,者者指出:“文字肇端,书契即者;金石可搂,竹素代兴,版本之学首宜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讹脱,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伤锢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校雠广义叙录》)因此,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既将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囊括无遗,也科学地反映了书籍由版本研究、文字校正、到编目庋藏的实际过程和主要环节。正如作者自云,《广义》一书“第一次全面地概述了自西汉刘氏父子创建、历代学者共同发展、至清儒而益臻完备的这门我国独有的自成系统的科学”,①堪称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

   对校雠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著者同样给予了科学的区别和界定,指出:“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是校雠学的起点”(《版本编》10页);“校勘的目的是改正书面材料上的错误,而校勘学则是研究和总结校勘规律的一门科学”(《校勘编》4页);“目录学就是研究目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就是研究如何更好地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一门学问”(《目录编》8页);“典藏学则是研究我国古代书籍保管与利用规律的一门学问”(《典藏编》2页)。这些明确界定对于解决校雠学学科内部“零乱无序”的问题,促使它们朝着规范化的道路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著者不但重视校雠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区别,而且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在《校勘编》第五章中就专辟“校雠学知识”一节叙述了版本、目录知识在校勘学中的应用,在第六章“对校”一节中谈到选择底本与弄清版本源流对于校勘的重要性,第七章“定本附校勘记”一节又着重谈了如何选择底本问题。在《目录编》第三章“目录的著录事项”中专辟“版本”一节。《典藏编》中,更多处谈到版本、校勘、目录诸学对于图书出版、采购、编目、收藏、流通的意义。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的校雠学著作“鲜有贯综”的问题。

   不难看出,《广义》对传统校雠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和重建,而这正是著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自觉运用唯物辨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结果。

   作为一部以重建传统学科为目标的著作,《广义》不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的品格,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品格。

   著者在《叙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广义》“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因为,照我们的理解,校雠学与校雠学史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加强实际应用的论述,将校雠学和校雠学史区别开来,正是著者为重建校雠学所做的主要工作;因为,能够服务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正是一门传统科学继续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广义》在内容的整体构思和章节的具体安排方面,自始至终强调和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如《版本编》共分为“版本学的名称与功用”、“文献载体”、“纸书的装式”、“雕印本的品类”、“雕印本的鉴定”、“非雕印本的区分与鉴定”、“对版本的记录和研究”七章,全面叙述了书籍的各种物质形态及各种版本区分、鉴定、记录、研究的知识;书中附有插图,书末附有五十张图版。而“雕印本的鉴定”一章又分为牌记、刻工、讳字、版式、纸墨、字体、原书序跋、内容、题识与藏印、著录情况、别本比勘、综合考辨等十二节,这一切都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为目的的。

   传统的校雠学发展至清代而臻极致。但清人用力最勤的是在经部,其次是子、史,集部最为薄弱,至于小说、词曲,更鲜问津。所以各种有关校雠学的著作中,极少这方面的例证。今人整理小说、词曲,成就斐然,但散见于各种论著。有鉴于此,《广义》广泛采择、大量列举了今人诗歌、词曲、小说整理方面的成果,总结了这方面的新鲜经验。在《校勘编》中,仅就词一体而言,就列举了蒋礼鸿考释周邦彦《渔家傲》“赖有蛾眉暧客”之不当改为“缓客”,《黄鹂绕碧树》之“剩引榴花”不当改为“盛饮流霞”(115页),唐圭璋考订毛晋《六十名家词》之误删欧阳修《清商怨》“关河愁思”入晏殊词(156页),刘凯鸣辨《全宋词补辑》于沈伯文《望海潮》词中误加空围(196页),王锲纠订《全金元词》录程文海《临江仙》等三词录文之彼此淆乱(214页),不下十余处。这些例证十分典型,考辨精慎,结论确切无可移易,极大地丰富了校勘学的内容,对读者读书治学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世纪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学问,它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校雠学的内容。《广义》一书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从校雠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总结的任务。以敦煌学为例,敦煌遗书中有许多通俗文学写卷,抄手多是“学士”(学生)、“童儿”,又因地域的缘故受到当地方言的语音、词汇的影响,俗字、俗语词很多,成为释读校录的重大障碍。《广义》就在《校勘编》第三章中以郭在贻等校《敦煌变文集•百鸟名》“花没鸽,色能姜(美)”(96页)为例说明书籍可“因俗字而讹”,乂以潘重规校王重民等录敦煌曲《山花子》为例说明书籍可“因忽略重文符号而脱”;在同编第五章中以潘重规释敦煌写本中的“代”、“大”互用、郭在贻释王梵志诗之“好俅”为例,说明校勘“应识俗文字”(337页),又以张金泉释敦煌写卷《叶净能诗》中“赴”为“覆”的同音借字为例,说明校勘当有方音知识(345页),等等,所举都是董理敦煌文献必须注意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启迪学人,收举一反三之效。此外,《版本编》中第二章“文献载体”中引用了大量考古发掘的资料;《校勘编》“书面材料错误的类型”一章中说明古籍中篇章的倒误,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和银雀山汉墓简书《孙子兵法》为证,等等,都反映着《广义》著者密切关注并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为发展校雠学所做的巨大的努力。

   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有关校雠学的新问题,《广义》著者也能敏锐地察觉并及时地加以总结。简化字是建国后才开始广泛推行的,近年来,在与繁体字并行的情况下,二体互相转换,往往会出现错误;特别是在使用电脑进行机械转换的情况下,此类错误尤多。《广义》在《校勘编》第三章“因字体变化而讹”一节中特辟“因简化字而讹”一条,举出今人整理古籍时误将“馮”(凭)简化为“冯”,“閒”(间)简化为“闲”,误认“种”(Ch6ng,姓)为简化字而改为繁体字“種”等例,总结了这方面的新鲜经验,这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无疑直接起着指导的作用。

   程千帆先生不止一次谈到,他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②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一直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文献学和文艺学的最完美的结合”。③程先生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曾长期讲授校雠学的课程。以学者而兼教育家来写《校雠广义》,既保证了此书的学术质量,也提高了此书的可接受性。全书布局合理,条理清晰,概念准确,语言简明,举例惬当而富于启发性,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校雠学教科书。《广义》虽重客观的叙述,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著者对于学术的执着与真诚。如《校勘编》第三章“因政治原因而删”一节中,著者举出建国后中华书局重印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删去原引曾国藩评语为例,指出曾氏“所评对唐宋诗篇颇有见解,不应以人废言”(163页)。在《版本编》第一章“版本学的功用”一节中,著者严肃地指出:1973年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充塞着“评法批儒”的内容,有“对历史事实极为荒谬的涂抹”,“对作家作了很不公正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年浩劫不仅扼杀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而且严重败坏了学风”(40页)。“惟真理之是从,不曲学以阿世”,④著者光风霁月的胸襟,独立不阿的人格,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强烈感染,使读者不但学会如何治学,也学会了如何做人。

   作为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广义》亦偶有疏失。如《校勘编》谓“校勘”一词“历唐宋更流行”,举《全唐诗》王初《送陈校勘入宿》诗为证,云“校勘告即校书郎”。但这位王初为宋仁宗时人,校勘亦为宋代官名。⑤同编第六章中“据目录校正文,据正文校闫录”一条举吴企明校《全唐诗》唐彦谦《赠孟德茂》当为“应德茂”

   之误。但此诗实为元人戴表元诗误入。⑥吴氏所校虽是,仍未达一间。同编第三章举蒋礼鸿考订改周邦彦《渔家傲》中“暧客”为“缓客”为“不明通假”(115页同书第五章又引用同例说明校勘“当通训诂”(347页),不免重复。此外,各编亦有不平衡处,版本、目录、典藏三编采用今人成果就略少一些。当然,此乃大醇小疵,并无损于《广义》的成就。

   从1941年撰写《叙录》,到1998年全书出版,《校雠广义》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坎坷历程。它的命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学术文化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的历史,就是本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缩影。值得庆幸的是,重视文献校雠之学,已逐渐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识。1998年,在《校雠广义》列入《中国传统文化丛书》出版的同时,教育部颁布的新的高校课程设置计划也将被打入冷宫近五十年的“文献学”列为中文专业必修的主干课程。因此,由老、新两辈学者合作完成的这部著作就有了新的象征性的意义:它不但为校雠学的重建奠下了坚实的基石,也昭示着这个传统学科后继有人,必将在新世纪中华学术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焕发出新的更加夺目的光辉。

   1999年5月4日

  

   注释:

   ①程千帆《闲堂自述》,见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②《闲堂自述》,见《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37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③同注①,119页。

   ④程千帆《南京大学教授陈君墓碑》,赞陈白尘语,文载《中国文化》第十一期(1995年春季号)。

   ⑤详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全唐诗〉误收诗考》,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⑥详见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友朋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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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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