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我在国外讲“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17-07-22 13: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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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 (进入专栏)  

   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学术工作以来,常有机会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因为是做民族学的研究,所以出去无论是讲学还是学术会议,都会和民间故事、谣谚诗歌等有密切的关系。

   1983年1月至1985年1月,1986年3月至1988年3月,我在德国科隆大学与雅纳特(K. L. Janert)教授进行纳西语和当代纳西文献的研究,其中用到我们俩设计的音标书写的几十个民间故事作为研究文本,因为主要是用故事文本来做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所以,每天也是向这个德国教授讲故事。雅纳特教授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学者,常常会撇开语法词汇的学术研究而进入故事情节,问起很多故事的细节,因为这里有很多有关鬼怪神祇的故事和衣食住行的民俗,他对这些内容也非常感兴趣。而这种讲故事也是调节学术工作的刻板和严肃气氛的一种方式,我讲我的故事,他也会情不自禁地讲起他家乡的故事。还有他知道的他的老师洛克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故事。他说,在中国西部待了27年的洛克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而且一生又有那么多的传奇经历,所以洛克讲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估计雅纳特喜欢用故事文本的研究方法,也有洛克的影响。有时我们俩会为了一个词汇、一个句 子争论不休,而各种故事的情节和悬念等,又缓冲了学术的争论,带来另外的乐趣。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也常忍俊不禁。那时,雅纳特教授也试图学习纳西语,常常大声地发音,因为是音调语言,他发声时连下巴都在随着音调上下动;有时他又为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放声大笑。研究所里几个德国和印度的同事常常会好奇地问我,你们工作中有这么多的笑声和争吵声是怎么回事,我想这些都是有趣的故事引起的,故事使我们高兴而笑,而严谨的语言语法研究又常常使我们争论不休。我们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叫《纳西故事》(“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著作之一)。我的英语表达能力也在这样的讲故事中得以提高。

   2003年2—8月,美国华盛顿州惠特曼学院举办“亚洲学年”,我作为第一个开讲的访问教授,讲了一个学期的课,开的是“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和现代性”“纳西族的文化艺术”两门课。我认真地准备每一次的讲课内容,图文并茂,而且采用多讲故事、多讲实例的方式,讲我在田野调查中所知道的云南民族民俗故事,讲我对各民族文化的理解等,尽量讲得生动活泼。后来还有几个学生来和我说,能不能让他们的家长也来听讲,说他们对我讲的内容很感兴趣。我说当然可以,所以我的两门课的学生后来还增加了选课的学生和几个学生的家长,没有一个学生中途放弃。我讲中国云南的民俗文化,通过故事的形式让美国的学生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习俗以及当下的文化变迁。

   讲学期间,惠特曼学院人类学系主任孟彻理(Chas Mckhann)还和我们一起策划了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特兰大市等地的东巴文化巡回展览:“图像及其变化——东巴艺术中的再想象”,展出了传统古老的东巴绘画作品和当代纳西书画家根据传承东巴绘画技法和题材重新创作的作品。这次展览很受欢迎,纳西书画家们创作的书画作品都被热心的美国观众买走了。我感到,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是沟通中外民众心灵和搭建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媒介。

   现在,我每年都要为来云南调研和学习的美国大学生办几次讲座。在讲座中,通过生动的古代及现当代故事,让学生们了解云南少数民族,这些美国学生听课都很认真,提问也很踊跃。他们在云南调研期间写的文章有的还由学校汇编成书。有时我也收到国外的一些邀请,给他们讲云南各民族的故事和民俗、宗教等,让他们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有比较准确的了解。

   我喜欢用有故事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有一次在美国纽约州立联合学院给学生们讲演后,一家公共电视台又约我做访谈节目,介绍云南特别是丽江的东巴文化以及“茶马古道”各民族的商贸和文化交流,电视台主持人安(Ann)和她的丈夫葛瑞格(Gregg)每周义务到这里来帮助拍电视片。安是个很有经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们的电视采访以很轻松的聊天方式进行,我利用这个机会,讲了一些“茶马古道”的文化和各种我所知道的奇闻轶事,毕竟我全程走过“茶马古道”,做过调研,对这条著名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古道较为熟悉,整个访谈过程非常轻松。葛瑞格的父亲是个在二战期间曾经在飞虎队里工作过的军医,他在二战期间到昆明,拍了不少关于美国飞虎队等的照片,后来在昆明展出,引起轰动。葛瑞格2016年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骨灰撒到了滇池。

   2004年,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召开了题为“衡量的标准与认识论:在多元的生态系统评估中搭建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桥梁”的国际学术大会,这是由联合国组织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活动之一。我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主要讲了自己的民族关于人与自然的一些哲学观念和信仰,以及社区的生态保护方式方法。其中自然穿插了生动的故事。2010年3月,我应邀到英国的东安格利亚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参加聚焦东亚文化遗产保护主题的国际会议。我在会上讲了云南在保护文化遗产和让文化遗产裨益社会和民众的一些做法,很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的经验和难题的当代故事。

   我感到,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走出国门去进行学术交流,与国外的同行和民众进行对话,这是很有意义的。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国家的同行和民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很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如果我们能更多地走出去进行这样的文化交流,讲述中国少数民族的故事,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了解56个民族构成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了解为什么这么多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迥然不同的民族能在一个大家庭中和睦相处,这非常有助于他们全面地了解中国。而在进行学术话语语境内的对话时,如果能结合主题,多讲一些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故事和实例,会更加拉近与听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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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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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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