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凡:农村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7-07-18 16:19:55

进入专题: 农村社会学   学术割据   符号暴力  

樊凡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些与“农村社会结构和特征”“农村社会组织”“小农化(去小农化)”“农村留守人口问题”“村民自治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有关的文献进行“再田野化”的调查和反思性研究发现,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至少存在以下四个没有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是有些研究者常常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知识偏好对研究对象进行刻意的裁剪和装扮,进而出现了普遍且严重的学术割据现象;二是有的学术表述中不乏“符号暴力”面相;三是有的研究者刻意把农村社会问题话题化;四是有些文献更多展现的是研究者对农村社会的“消费”而非责任。上述问题的存在是部分学者“责任伦理”匮乏的表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为了促成学术责任的落实,有必要对农村社会学研究进行重新定位。

   关键词:农村社会学研究  学术割据  符号暴力  问题话题化  学术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来说,农村社会学是研究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关系、农村社会发展及农村社会建设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在当下中国,虽然农村社会学研究已然成为农村社会研究中的显学,农村社会学研究者也试图致力于为农村社会立言并对其做出贡献,但是,不仅部分研究成果仍以同行为阅读对象,而且有的研究着力提出一些有可能得到学术共同体青睐的言说,其研究目的在不经意间由对农村社会的责任转变成研究者寻求、确立并巩固和扩大自己在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在这样的境况中,农村社会常常成为某些研究者的“消费”对象,这是“责任伦理”匮乏的表现。虽然“责任伦理”的匮乏是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反常现象,但是,学界尚未对这一反常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鲜见有对其展开的扩展性探索。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试图概述和解释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反常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澄清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理想图景。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和调查对象概述

   1.研究对象。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未来走向以及各种农村社会问题历来都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因为研究成果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载体,通过成果这一载体,不仅能看到研究的最终结论是什么,而且能看出研究的动机、行为、方法和特征等各是什么,所以,本文将以一些研究成果作为对象来展开对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反思性分析。有关研究对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特征和未来走向展开讨论的文献,主要选取的是一些代表性成果,既包括围绕“熟人社会”“乡村秩序”以及“农村社会组织”讨论的文献,例如贺雪峰(2003)、黄海(2008)、陈柏峰(2011)、贺雪峰(2011)、苏力(2015),又包括“小农化(去小农化)”以及“资本下乡”的相关文献,例如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13)、叶敬忠(2015)。

   二是围绕一些乡村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献,主要选取的是一些被引频次高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3类:①“农村留守人口问题”研究文献,例如罗忆源等(2004)、吴霓等(2004)、朱梅等(2005)、叶敬忠等(2006)、周福林等(2006)、朱海忠(2008)、段成荣等(2008)、叶敬忠等(2014)、吴惠芳等(2009);②“村民自治问题”研究文献,例如贺雪峰(2000)、黎炳盛(2001)、仝志辉等(2002);③“乡村教育问题”研究文献,例如熊春文(2009)、梁晨等(2012)、庞圣民(2016)、李涛(2016)。

   2.调查对象。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笔者对中国S省一些高校举办的涉农类培训班[i]的37名学员[ii]以及陕西关中部分地区的乡镇干部、村委会成员、合作社经营管理者、乡村能人和贤人等25人进行了以访谈为主的调查,以期了解他们对一些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看法,反思一些新近发表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

   从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来看:第一,以中年男性为主。从性别分布情况看,男性占95.16%,女性仅占4.84%;从年龄分布情况看,35岁及以下的调查对象9人,占14.5%;36~50岁的调查对象46人,占74.2%;5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7人,占11.3%。第二,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以下为主(占7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仅占21%。相较于具有较高文化程度且善于在抽象层面进行推理和论证的研究者来说,调查对象不仅常常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智慧,而且善于在具体情境中运用博弈思维方法,并进行换位思考。第三,以地方经济精英为主。从调查对象所从事的行业来看,31人为地方经济精英,包括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业企业家等;17人为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乡村干部;1人为法律工作者;2人为中学教师;3人为新型职业农民;8人为普通农民。他们丰富的实践智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文化程度较低的不足,具有对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基本能力。此外,对于研究成果的质量,除了同行评判,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李连江,2016)。而对农村社会学研究来说,最终的服务对象就是与其相关的农村社会主体[iii],本文研究中的调查对象是其中的典型。

  

   (二)研究方法

   为有效而充分地展开反思性研究,对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再田野化”调查[iv]是必要且重要的,这也是避免仅仅以同行评议方式来鉴别研究成果质量的一种方式。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民主理念和实践范围的扩展以及民主实践程度的深化,农村社会主体对那些试图诠释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以及那些试图对农村社会事务提供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具有不可剥夺的民主评价权利。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下主要以同行评议方式来鉴别研究成果质量的形势下,作为农村社会相关研究中的主人公和研究成果的最终服务对象,农村社会主体本应具有的“评判权”被普遍忽视了,甚至被无意地剥夺了。限于目前研究方法、研究行为和研究成果的繁杂性,对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典型成果进行“再田野化”调查和反思性研究是本文采取的主要方法。虽然本文意在对部分相关研究进行反思,但采用的并不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研究目的既不是对这些个别研究成果进行完全的批判,也不是从对这些个别研究成果的反思推广到对整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批判。而是试图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反思,展现一些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界所忽视的问题,并明晰这些问题的面貌、特征和根源,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为妥适识别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参照。

   综合来看,根据研究路径的不同,农村社会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诠释学进路的研究,二是以政策建议为导向的研究。诠释学进路的研究重在“求真”和“还原”,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现象进行“深度”描述,例如对农村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和观念、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的由来、变迁,以文字或纪录片的方式进行解释,并力图展现这些解释的构成和依据。这类研究由于主要采用人类学和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进路上也往往表现出普遍且有深度的人类学和史学转向,因而亦可以被称为“人类学和史学进路上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以政策建议为导向的研究属于资政研究,重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致力于对农村社会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主要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注重对研究对象和分析模型的选择,并试图通过某种政治性的安排,达致对农村社会问题的解决,亦可以被称为“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进路上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在这种进路中,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表现出深刻的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转向。

   本文虽不致力于分析这两种研究路径,但这样做出区分能为本文研究意图的展现提供便利,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本文对一些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再田野化”调查和反思性分析聚焦为对研究成果适用性问题的验证:一是诠释层面的适用性验证,主要考证一些对农村社会的诠释是否真实、合适和饱满;二是应用层面的适用性验证,主要考证相关研究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是否有效,能否获得农村社会、地方政府乃至国家的肯定。在验证适用性问题的同时,本文研究也试图澄清这一问题:一些在农村社会学研究学术共同体里得到广泛认可的学术权威(无论是作品、观点还是研究者),在农村社会实践领域是否同样受到广泛认可?

  

三、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经由对部分研究成果进行“再田野化”调查和反思性研究,笔者发现,现有农村社会学研究至少存在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反常现象:

   (一)敏于专业知识而钝于生活事实

   1.诠释陷阱。对农村社会现象进行诠释的部分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片面性和过度解读的特征,有关诠释有时建立在误解或误判的基础上。在“如何诠释”这一问题上,农村社会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是“真诚、真实、真切”,研究者至少不应为了满足自己的专业偏好而对研究对象进行裁剪和装扮。专业化的解读也许有“深度”,但是,农村社会学研究中事实上存在许多假以“专业化”之名的不当解读。诠释学进路的研究理应追求对农村社会充沛而饱满的诠释,而非有深度的诠释,在此意义上,学界所谓的“深描”其实是以专业化的要求对诠释对象进行“整形”和重塑,并美其名曰“赋予意义”。然而,“整形”和重塑有可能改变诠释对象的本真面目。虽然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会不断修正看法,但是,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有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观点往往建基于对研究对象的不完整理解、静态式理解甚至误解之上。把误解当理解,亦是(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学研究中常出现以下三种认知偏见:社会性偏见、学术场域偏见和学究偏见,使有些研究者在认识研究对象上显得十分迟钝(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在真实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研究者受个人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的影响而陷入“专业化诱导的盲区”“信息诱导的盲区”和“兴趣诱导的盲区”[v]。

在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1998)看来,“专业化诱导的盲区”和“信息诱导的盲区”就是所谓的“表述危机”。其中,“专业化诱导的盲区”,也称为“专业化陷阱”,指的是有些研究者不仅只专注于自己的学科,对其他学科不闻不问,而且往往为了显示自己所在学科的优势,而基于学科的特性对研究对象进行裁剪或刻意的“装扮”。这正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刻意、过度的专业化处理的表现,本是试图展现诠释对象完整性和本真面目的研究,却被“专业化”的要求和行为所破坏,农村社会在“专业化”分析中成为“无法还原的对象”。而“信息诱导的盲区”,也可以称为“信息陷阱”,指的是研究中的有些诠释常常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即使是在使用大数据来研究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对所依据的信息进行刻意裁剪和“化妆”的行为。之所以会出现“信息陷阱”,主要是由于农村社会学研究所意图诠释的对象并非固定不变,研究者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那样来控制、调节乃至叫停各种研究对象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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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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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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