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凡:问题与挑战:社会科学研究趋向的哲学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3 次 更新时间:2017-08-20 09: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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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凡  

  

   [摘 要]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然而,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向:一是研究的小圈子化;二是远离公共世界;三是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这三种趋向侵蚀了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剥夺了社会科学的务实性、审慎性和思想性,弱化了社会科学的道德、责任担当,使其日益成为“灵魂缺失的社会科学”。为了找回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有必要使“小圈子化的社会科学”转型为“公共的社会科学”。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所在。然而,当下社会科学越来越热衷于“精细化的学术操作”,而不是悉心地培养实践智慧。这使得社会科学在研究上表现出“只见学术圈子,忽视公共性”的趋向。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和明显,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更是鲜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社会科学为什么会“公共性匮乏”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上的解释,进而为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图景提供平台。

  

   一、社会科学研究小圈子化的趋向

  

   要解释社会科学为什么会日益走向小圈子化(美其名曰“构建学术共同体”),有必要回到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去。今天人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大多均形成于19世纪末期。19世纪之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基本是一些业余的或半业余的爱好者,他们完全出于精神的需求或个人的情趣来面向大众写作,并不以科研谋生(阎光才,第63页)。然而,19世纪末期以后,随着各学科的产生和分化,社会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从此以后有了“学科化”、“学术化”和“专业化”的东西,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业余化”的拒斥。人们常常认为,专业化与学科分门别类化是知识按照其内在逻辑自我演绎的结果,其实不然,它是人为构建之物(阎光才,第64页)。由此,社会科学出现了学术的专业化与体制化趋向,那些曾被视为自由和闲逸的学问,被赋予工作乃至职业的色彩(阎光才,第64-65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业余的学者和科学家被学术机构的成员取代,开始以供职于某所学院或大学来维持生计(希尔斯,第2页)。“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化,学术研究对象更加细化,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学科分化更趋严重”(左玉河,第12页),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要在“某个特定专业的框架中工作,而且一般要在一个特定的学科结构中进行教学”(吉本斯等,第19页)。由此,对个人职业的发展来说,能否获得学术圈的承认、是否在学术圈拥有话语权和对话能力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有学者就此发自肺腑的指出,“学者的生存有很多含义,‘死亡’也有不同的含义。不过,真正活着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重”(李连江,2015年)。

   为了在学术圈“真正地活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难题时,便不由地列土封疆:他们往往善于固守专业知识,进行专业化的片面性探索,却难以进行去学科化的全面思考。这会带来局限性,即因专业视角的限制而无法妥适地解释社会现象,亦很难为社会难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帮助。这些专业化的研究,往往掩盖了面向事情本身的根本性和重要性。虽然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专业化’的概念不断拓展和深化、变革和更新的历史”(孙正聿,2017年),同时,专业化也使得“各门学科出现了相对清晰的边界,形成了独立的学科门类”(左玉河,第11页),但是,在专业化的诱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专业化不仅“使研究者抛弃了专业知识积累之外的大部分道德和文化诉求”(吉本斯等,第62页),而且损害了智慧,使其变成了变成一套固定的、局限的封闭的学科和专业话语(赵汀阳,2000年,第285页)。虽然在20世纪中期以后,各学科之间出现了相互渗透与日益综合化的趋向(左玉河,第12页),但是这些趋向并没有从根本改变社会科学学科割据的状况,所谓的跨学科常常不能跳出学科化的陷阱。

   经由20世纪学术体制化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内部,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学术圈。这些学术圈不仅比较排外,内部也存在激烈且广泛的话语权竞争。 在试图追求学术国际对话能力以及构建学术自主性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圈的“外排内争”现象同样在上演。排外一方面导致学术圈更加固化,另一方面使得圈子认同变得尤为重要;而内争则加剧了这些现象。诚实地说,虽然学术自主性的寻求和确立是志在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乃至在能够一定意义上影响、甚至支配国际学术圈的话语权,但是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本质上不过是在更大范围内继续强化小圈子化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普遍的“花钱建圈子、花钱进圈子”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各种构建学术圈子的交流活动,很多已经成为了交易、铺张浪费和损失效率的黑洞;另一方面,有些国内学术小圈子为了进入国际学术小圈子,在“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名义下,采用“花钱走出去和花钱请进来”的双重“战略”,常常走向了“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的地步。历史经验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洋务运动”,更多的只是规训了学术行为、加剧了不同学术取向间的割据,却对思想的发展、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改进影响甚少。

   社会科学研究小圈子化的趋向不仅造成了研究内部的碎片化,而且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为了获得圈子的认同而刻意彰显其研究的“科学性”,进而落入“方法主义的陷阱”。所谓“方法主义陷阱”,也可称为“方法主义诱导的盲区”,指的是研究者对方法主义的过度迷信而深陷其中的境况。在这种陷阱中,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他们往往先是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这些做法损害了人心,即不仅使得那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小,而且使得研究者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数据和模型游戏中让人心泯灭(渠敬东,第82页)。在“方法主义”的诱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常常陷入“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和“掩耳盗铃”般的境地,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漏洞百出。此外,在“科学方法”的“武装”下,有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标准化,越来越远离智慧,所得的常常只是一个常识性的、跟普通民众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不如普通民众认识水平的结论(刘瑜,第171页)。讽刺的是,“方法主义践行者”却能拿着如此这般的研究“到处开会、发论文、出书、评职称、当专家”(同上,第172页)。也许,如此这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被称为穿着“科学方法新装的皇帝”。在方法主义执念的诱导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慢慢失去了必要的关联,然而“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生活”(渠敬东,第82页)。

   以上的问题在后知青时代的社会科学从业者(项飙,第70页)身上表现的尤为普遍和深刻,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自身就具有“各种先天局限性,包括生活经验的单一化(从学校到学校)、激情的缺乏(学术日益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式的使命)、自由度的丧失(生存处境已经被体制限制,只能作为一个萝卜占一个坑)”(郑戈,第86页),再加上这些研究者更懂得如何在学科所限定的规范空间里做学问,并逐渐在“媳妇熬成婆”之后维续“婆媳关系”应该遵守的学科要求和学术规范(同上,第87页)。

  

   二、社会科学研究远离公共世界的趋向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庞大学科系统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各个学科自己问题域、研究范式和方法系统的形成和巩固,社会科学越来越疏离于现实社会:一是象牙塔中的喃喃自语与对权力的趋附兼而有之,却难以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产生真正有建设性的声音(任剑涛,2016年);二是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似乎只有学科性问题,而不再有所谓的问题本身,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以学术的咬文嚼字,替代现实问题的追根究底”(同上)。虽然这些学科性的问题与社会公众的真实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但是,不仅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不是社会公众,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主体亦不是社会公众。这使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了远离公共世界的趋向。更为冷酷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而形成的应对难题和选择的办法,往往比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建议的方案更为有效。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只是依据专业知识,单独从某个单一问题着眼,而不能从各种问题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也即“问题生态”的层面进行研究。具体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首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然后逐个研究,最后试图把各个部分的解决办法组合成一个对整体问题的相对完整的解决方法。基于“以为问题越被缩窄,它就越能得到恰当的处理”的错误认知,研究者往往因顾忌研究上的不便而在分解问题的过程中隔离那些干扰因素,由此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问题生态,研究结果偏离了真实生活。这里的“问题生态”意在说明:一方面,每个问题都有可能增大其他问题的影响,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非常紧密的,一个问题的变化常常能够产生连锁反应;另一方面,问题的相互关联势必要求解决方案要具有相互关联性,只有兼顾所有因素,问题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这些“只见学科分工,少见学科合作”且“敏于专业知识,钝于实践智慧”的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样的要求。

   在实践论的层面来说,人们是不在乎以认识论和知识论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除非研究成果在实践论的层面上具有力量;社会科学研究若不能使人们佩服,便不会获得他们的关注,更不会影响到他们。在难题和选择面前,唯认识论和知识论为核心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远不够,它只有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层次上升为实践论的层次才是合格的。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理应服务于人民大众,但是,当下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表现出了明显的远离公共世界的趋向。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由社会大众转向学术共同体

   随着社会科学学科步入精细化和体制化,以及研究迈向职业化,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由面向大众写作转向面向同行和学术共同体写作。学者们“已经更强烈地意识到,在远处还有很多其他人对同一现象有兴趣,并投身于相似的学问理想,他们愈来愈期望互相取得联系”(希尔斯,第21页),这些联系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术共同体而得以兑现(同上)。在学术共同体的规训下,大部分学术产品只是写给少数同行和专家看的,这些作品早已放弃了以学术关怀社会的理想,而那些还在试图关怀社会作品,又不见得有多少思想(罗志田,第66页)。如果只是面向同行和学术共同体写作,那么社会科学就像是存在着的无,虽然看上去产生了很多成果,但是实际上只是自娱自乐。这最终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者退化成鲁迅笔下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为傲的孔乙己。

  

   2.社会科学话语系统缺乏公共性

在圈子认同的诱导下,正如人们已经私有化了许多东西一样,学术研究成果在不知不觉中将语言私有化了(朱特,2013年,第113页)。这是对语言公共性的侵蚀和瓦解,使语言成为了“行话”和“黑话”,不仅表意不明,而且不易理解。这些“行话”和“黑话”“成为了公共交流的障碍,而这有悖于对公共领域的良好维护”(同上,第114页)。对社会科学来说,话语能否具有公共性,是非常致命的问题。虽然形形色色的学术圈为“人们”生产丰富的学术化“话语”,但这些“话语”主要是面向同行、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期刊而非社会大众,它们普遍在社会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冷漠对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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