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7-07-16 21: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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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一.序说

   由《诗》、《书》、《易》的研究,我发觉了中国的殷代还是氏族社会。这由卜辞的研究已得到究极的证明。周代的社会历来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进展的程序不合,因在氏族制崩溃以后,如无外来影响,必尚有一个奴隶制度的阶段,即国家生成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就我所见,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隶制度。认西周为封建社会者只是狃于儒家托古改制的各种虚伪的历史、虚伪的传说,以及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已。

   固定了几千年的传统,一旦要作翻案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加以我的研究也尚未周到,以《易》、《诗》、《书》为研究资料大有问题。《易》、《诗》、《书》虽可证明其为古书,然已传世数千年,正不知已经多少改变;而几千年的传世注疏更是汗牛充栋。要排除或甄别那些旧说绝不容易。大家的脑中都已有先入之见,红者见红,白者见白,孤军独往终不免要受以五经为我注脚之讥弹。

   真实地要阐明中国的古代社会还须要大规模地做地下的挖掘,就是要仰仗“锄头考古学”的力量,才能得到最后的究竟。这事在目前当然是俟河清之无日。然在目前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便是历代已出土的殷、周彝器的研究。

   自汉以来历代所出土的殷、周彝器,如钟铸勾■、鼎鬲■豆、敦彝■簋、尊■爵■、角觯■觚、壶瓶卣飯、■盘盂鉴、戈戟矛镟、斧剑勾兵之类,即存世而有文字者为数亦在二三千具以上。(读者可参看王国维所著《金文著录表》,一览即可明了。)但此等古器历来只委之于骨董家的抚摩嗜玩,其杰出者亦仅拘拘于文字结构之考释汇集而已。

   然而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那所纪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这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也还没有甚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我们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借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

   二.周代是青铜器时代

   一部工艺史便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人类进化史的初期由石器时代而金石并用时代而青铜器时代而铁器时代,这已经是既明的事实。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在卜辞的研究里面业已叙述,我们现在可以用更坚决的态度断定周代是在青铜器时代。

   这个断案的根据便是存世的二三千具以上的周代彝器,日常应用的食器多是青铜铸成,而特别可注意的是兵器。存世的铜兵,其时代可以断言的,上则商代已有勾刀,下则秦初有吕不韦丞相的“诏事戈”。战国时代的铜兵,为数正不暇计数。以铜制兵器正是青铜器时代的特色,这把中国的青铜器时代表示得异常鲜明,便是它的期界:上起殷末,下逮秦、汉。有周一代正是青铜器时代的极盛期。

   这个是探讨历史的人所不可忽略的观点。在这时代当然不能说没有铁器的使用,然而铁的使用是还没有支配到一般的器制。

   三.周代彝铭中的奴隶制度

   周代彝器中锡臣仆的纪录颇多,人民亦用以锡予:

   锡汝邦■(司)四伯,人鬲(即《书经》“民献有十夫”的民献)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大盂鼎》)

   锡汝史(使)小臣■龠鼓钟,锡汝井(邢)■(古长字读为长幼之长)■人■(■字详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锡汝井人奔于■。(《大克鼎》)

   王曰令■奋,乃克至,余其舍(施舍)汝臣十家。(《令鼎》)

   作册矢令尊宜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矢令簋》)

   侯锡者■臣二百家剂。(《井侯尊》)

   余锡汝釐都××,其县三百,余命汝■■(余)釐邑,造国徒四千为汝敌寮。……余锡汝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汝以戒戎作。(《齐侯■》)

   ■叔又成荣于齐邦,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与邶(?)之民人都鄙。(《子仲姜■》)

   锡臣三品,州人■人庸人。(《周公簋》)

   伯氏曰:“不■,汝小子,汝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簋》)

   阳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阳亥彝》)

   大师锡白克仆卅夫。(《克尊》)

   由以上十二器可知所谓“庶人”或“民人”与臣仆器物了无分别。“庶人”就是奴隶。奴隶之赐予以家数计,可知奴隶是家传世袭。《诗经》上所说的“君子万年,景命有仆;其仆维何,釐尔士女;釐尔士女,从以孙子”(《大雅?既醉》):可知所谓“仆”字正是奴隶的本字,用不着古经学家破字去解释了。

   奴隶之来,如《周公簋》、《大克鼎》之类都很详明地表示着是来自俘虏。奴有奴籍,《大克鼎》的“锡汝邢长■人籍”所道的便是这个事实。从此可知《左传》上有一项故事也正是当时的实在情形。

   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尔)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闭之,督戎从之,逾隐而待之。督戎逾入,豹自后击而杀之。(襄公二十三年)

   这儿的“丹书”就是奴籍,所谓“焚丹书’’自然就是解脱奴籍。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所最当注意的事。

   奴隶可以赏赐,其意如后人之食禄:

   令汝官■成周。贮廿家。(意即食俸二十家。)(《颂鼎》)

   命师酉■乃祖商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舂夷、京夷、畁身夷。(《师酉簋》)

   奴隶可以买卖:

   买(赎)■五夫,用百寽(锊)。……受■五夫,曰陪,曰恒,曰■,曰■,曰眚。(《舀鼎》)

   王命君夫曰“儥(赎)求乃友。”(《君夫簋》)

   奴隶可以抵债:

   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舀禾十秭,以匡季告东宫。东宫迺曰:“求乃人!乃弗得,汝匡罚大!”匡迺稽首于舀,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曰■,曰奠,曰:“用■四夫稽首。”……东宫迺曰:“赏(偿)舀禾十秭,遗十秭,为廿秭,如来岁弗赏,则付?■秭。”迺或即舀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舀田七田,人五夫,舀觅匡卅秭。(《舀鼎》)

   铭文有缺蚀不明之处,其意似因匡人寇舀禾十秭,舀控匡季于东宫,求匡季赔偿。匡季先以五田不足,又益以二田;先以四夫不足,又益以一臣,凡赔偿于舀之田七田,奴隶共五人,以此,减少罚额三十秭。

   臣与众稍有区别,与《大盂鼎》同,众当即《大盂鼎》之庶人。庶人较臣犹贱,此由《大盂鼎》之臣称伯,人称夫,即可证明。

   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隶,正是一种主要的财产!

   四.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的痕迹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其见于古代文献的最古的要算是《周礼》。然而《周礼》便是有问题的书。如像《诗经》的“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或“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韩诗外传》及《孟子》虽然作为古代有井田的证据,但那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此外如《春秋》三传、《王制》等书都是后来的文献,而所说与《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马法》诸书虽亦有类似的都鄙连里制,然其制度亦各不相同。

   论理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孟子?滕文公上》)的办法,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理由可以不用缕述,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便是在周代彝铭中有不少的锡土田或者以土田为赔偿抵债的纪录,我们在这里面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

   锡汝田于埜,锡汝田于渒,锡汝井家(邢家)■田于唆山,以(与)厥臣妾,锡汝田于■,锡汝田于匽,锡汝田于■原,锡汝田于寒山,锡汝史小臣霝龠鼓钟,锡汝井■■人耤,锡汝井人奔于■。(《大克鼎》)

   土田与臣仆、人民共为赐予之品物,足证周代已经实行了土地的分割。这和井田制根本不相容,而此中亦无井田制之痕迹。所谓“井家”“井长”“井人”之井乃国名,卜辞有井方,殷彝《乙亥父丁鼎》有“隹王正井方”,入周则有《井人钟》。《周公簋》、《麦鼎》、《麦■》均有井侯,《■曹鼎》有井伯,《舀鼎》有井叔,《散盘》有井邑,《俟卣》有井季■,《穆天子传》有井利或井公。是可知井乃殷代以来之古国,入后为周人所灭。《周公簋》铭文,所纪者即系征服井侯之事,其文曰:

   隹(唯)三月,王令■■内史曰:■(此字不识或系发语词),井侯服,锡臣三品,州人、■人、庸人。拜稽首鲁(旅也,陈也)天子造厥顺福,克奔走上下帝无冬(终)令(命)于右(有)周追孝,对不敢摹(墜)。邵(昭)朕福血,朕臣天子。用册王令(命),作周公彝。

   所谓“策人”当即“井人奔于■”之■国。“州人”于《散氏盘》有地名“州冈”,又有官名“州■”,是井国与散氏国比邻,当在今大散关附近。

   《大克鼎》纪王以井之土田遗民锡克,当与《周公簋》之“锡臣三品”同时。诸器时代虽不能确知(王国维疑《散盘》、《大克鼎》乃厉王时器),然必在西周。可见西周已有土地之分割,已无井田制之痕迹。

   锡汝马十匹,牛十,锡于■一田,锡于■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一田。(《卯簋》)

   以一田为计于井田制已不相容。如一田为一井,一人亦不应有四井。此时天子尚以牛马十匹锡其臣下,可见时代之原始。

   伯氏曰:“不娶,汝小子,汝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簋》)

   此簋之伯氏乃不■之父(王国维说),上伯氏言严狁寇边,分二路而进;王命伯氏御戎。伯氏御于西,命不■追于东。不■有功,故伯氏锡之人民田器。是可见当时之王臣亦可以自由以田邑分割于其子孙。《不■簋》之时代不可考定,然视其字体必在东周以前。“臣五家”与“田十田”之分配于井田制亦不合。如一田为一井,以八家共井计则十田当得臣八十家,以“夫三为屋,屋三为井”计则亦当得三十家。二者均不合。

   隹王十有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讯■。王蔑敔■,史(使)尹氏受釐敔圭鬲,×贝五十朋,锡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簋》)

   此以五十田为赐,如九田为一井,为数自不合,即一田为一井亦与井牧法不合。井牧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周礼?小司徒》),无五十之数。又如《司马法》乃以“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小司徒》郑注所引),此如为五十井亦只当半成,不合制度。

《周金文存》卷五补遗有《召尊》,文曰:“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召启进事奔走事,皇辟尹休,王自■史(使)■(赏)毕土方五十里。召弗敢■(忘)王休异,用作邵宫旅彝。”邹安附记云:“澄秋馆(福建陈氏)藏《召尊》……静安(王国维)以敢字上不从又,疑为伪造。余按花纹,又揣铭字似在器内,仍存之。”案以所附拓景全形及字迹判之,邹说殊不误(敢字虽略变,并无异处),其器且甚古,必在周初。然余于“赏毕土方五十里”句苦难索解。《孟子》云“子男五十里”(《万章下》),俨若召被封为子男,同时又若周初已确有方若千里的四方四正的画境分封之制度。然而余苦思之结果,始恍然大悟“毕”乃召之名,“土方”即卜辞中习见之国名“土方”,“里”乃邑里之里,非道里之里,所谓“赏毕土方五十里”即以土方之邑里五十赏毕。(锡里之事亦见于《善夫大簋》。)故此《召尊》亦不足为儒说之证据。更进,周初沿殷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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