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箕子的忠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1 次 更新时间:2017-07-13 1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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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提要:箕子应周武王之问,给出了关于良治政治的系列忠告,其中针对公共决策设想了一种知识加权民主模式,由众人民主商议给出可选择的人谋,再由占卜给出天算,根据天算和人谋的一致性进行最后选择。如果把占卜替换为现代科学知识,则箕子的知识加权民主可能是最接近理性的民主规则。

  

   1.一个极简而极难的问题

  

   请允许我从一个遥远的存在论事件说起,虽然遥远,却是问题链的开端。这个遥远的存在论事件就是否定词的发明,而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一切纠纷都始自否定词所开启的可能性。就是说,当人类开始能够说“不”,就在必然性之外开启了无穷可能性,也就开始了反思和自由,并且因此生成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不)就是第一个哲学词汇。我在先前已经讨论过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存在论事件(具体论证详见《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在此,我准备继续讨论由否定词所产生的问题链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一个无处不在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他人不同意”。

  

   几乎无论何事,众人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形成任何集体行动,假如没有集体行动,人类就一事无成,因此人类费尽心机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当然,事实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事实就已经说明集体行动终究经常存在,然而问题在于,人类不断遇到的所有严重问题都是因为无法达成良好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人不同意就是万难之源。

  

   人们显然愿意找到所有人在最小风险条件下获得相对最大受益的解决,所谓“两全其美”。然而,由于受限于稀缺的资源、冲突的权力意志、分歧的情感和信仰,两全其美往往只是奢望,尤其当涉及重大利益时,两全其美就几乎无望。于是,各自共同做出某些让步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可接受的可能性,通常认为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按照一般想象,如果众意能够合成“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就能够达到某种共同满意的结果。在这里,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是近义概念,具有同质性,但有量级差别,共同理性可以理解为达到人人同心同德的普遍稳定的集体理性,但共同理性毕竟要求太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因此,集体理性才是现实可望的概念。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并不包括普遍的自然需要(比如说人人都需要安全感),也不包括先验理性(比如说逻辑),而是指那些需要克服意见分歧而达成一致的生活协议(排除强权协议),通常具有一致同意的共同让步性质,即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成为个人利益的约束条件。事实上,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正是人类得以幸存的必要条件,比如说,能够长期持续的法律、伦理、规则和制度都是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的结果,尽管有些制度是由统治者建立的,但如果得以长期持续而没有导致反叛,必定在内容上接近集体理性。

  

   不过这个好消息并不足以乐观。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在抽象层面上一致同意需要法律、伦理、规则和制度所确定的生活秩序,但对具体秩序的具体内容却有着分道扬镳乃至背道而驰的想象。我们不能指望公共选择能够必然形成集体理性,因为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并不等于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因此就不能还原为公共选择。公共选择是众人之意合力而成的结果,而不尽人意的是,合力的结果却未必符合每个人的意愿,除了极其罕见的巧合,事实上往往不符合每个人的意愿,甚至未必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合力难以表达集体理性,就是说,公共选择的结果对于众人共同利益或每个人的利益而言有可能反而是不利的。这就是个人理性的合力难以构成集体理性的难题。

  

   公共选择的形成通常有三种模式:自然合力、市场和民主。自然合力就是不存在规划和制度安排而通过自然演化而成的选择,语言和文化传统基本上属于此类。经济学家曾经相信一个“充分自由的”市场可以大概相当于自然演化的选择,但这种想象非常可疑,因为自由市场并不自然,其游戏规则(个人主义加资本主义)实为现代制度安排,并不符合自然传统,而符合的是资本的逻辑,即使达到公平游戏(fair play),其游戏规则也在实质上不是中立的,显然对某些人比较有利而对另一些人不利。在政治上说,民主似乎最接近众人之选择,但其实貌合神离,且不说从制度设计到运作环节都存在着各种谋私的干涉因素,仅就民主作为众人意见的“加总”而言,也很难产生最优结果,就是说,民主和好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民主的要点在于它是一种政治权利,却与集体理性无关。不过,民主是个尚未定型的开放概念,目前已有的民主形式只是有限的几种类型,远未穷尽民主的可能性,因此不排除还有可能发明更接近理性要求的民主。想象力还有机会,在此我们准备分析的箕子设想的一种民主概念,就具有超出现行民主的想象力。

  

   但有一点不可不察:意愿的分歧并不必然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各有所愿而各得其所,意见分歧就无需形成冲突,而呈现为各有所好,各过各的生活。对于非冲突的情况就显然不需要谋求一种“排中”的解决。排中律并不能无限使用,而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适用,即,矛盾律有效的范围才是排中律的有效范围。这意味着,只有在同样事情上有着互相矛盾的不同意见,才需要排中取舍。典型的情况是:众人都对某物有兴趣,而某物是稀缺资源(比如说财富或权力),无法满足普遍需求。可见,普遍兴趣并不必然蕴含一致同意,反而几乎必然形成冲突。因此,所有人人想要的好东西都是万恶之源。比如说,人人都想要自由,这是普遍兴趣而不是一致同意。自由是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无法显示矛盾,而自由必须落实为权利才具有实际内容,一旦自由落实为具体权利,就出现互相冲突的理解和要求,自己的权利只有在他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时才得以充分实现,因此必定产生“他人不同意”的难题。生活越是同质化,人们的利益诉求越相似,权利越是普遍化,就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类似于人人都开车就形成堵车。

  

   既然缺乏皆大欢喜的条件,利益之争(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就成为产生一切社会难题的根源,因此,“他人不同意”虽是个最简单的基本问题,却又是一个最难解决的终极问题。那么,一致同意如何可能?是通过讲理还是通过表决?假如人类事事有着天然的普遍共识,就像动物世界那样,那么就不需要讲理;假如讲理足够管用(比如哈贝马斯所想象的交往理性世界),那么就不需要民主投票;假如民主表决足够管用,就不需要建立独立于意志的制度(比如说法治);可是,如果制度足够管用,就不需要讲理、商议或表决。事实上,没有一种制度坚不可摧,不良的制度实践足以败坏任何制度。不难看出,问题以悲剧方式又转回来了,问题总在循环中,解决办法也在循环中。在此难免令人想起柏拉图的先见之明:每一种政体在其长期运作中都难免退化堕落,因此各种政体总是轮流登场又退场而形成循环。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并无充分论证,更缺乏必然的理由,但奇怪的是,历史似乎站在柏拉图一边,总以事实不断证实柏拉图的政治直观。在此,我们转向来自箕子的洞见,他似乎给出了一种或许经得起考验的民主概念,但愿如此。

  

   2.周武王之问

  

   制度的内在悲剧是:一种制度不可能完全控制其制度实践,因此,制度实践可能偏离、背叛而败坏制度。换句话说,游戏规则只能定义游戏的性质,却无法指定游戏的实践谋略,这相当于,一个可能世界只能定义其界限,却不可能规定这个世界内的无穷可能变化。假如有一个制度的设计追求彻底细节化,事无巨细皆有规定,从而对制度实践形成充分控制,那么这个取消了自由的制度必定是个相当于机器的坏制度,这个处处“管卡压”的制度必因无效率和缺乏灵活性而不可持续。一个能够长期持续的制度必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在制度实践具有足够自由度的条件下,就总会产生大量的公共决策难题,于是,一个制度的好坏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公共决策机制的合理性。公共决策是一个社会对其共同命运的选择,共同命运是众人共同之事,这意味着,合法的公共决策必须基于共同商议。可问题是,即使是程序合法的商议也有着无法超越的局限性:首先,全体一致几乎不可指望。这意味着程序合法性无法保证普遍满意;其次,即使偶然形成全体一致,也因为人类智慧的有限性而无法确保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即能够选中最优可能性。简单地说,合法性不足以保证合理性。

  

   智慧的有限性是人类的天然局限,决非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虽然人无法改进智慧能力,但仍有机会去改善公共决策的制度,使公共决策所能够达到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智慧的极限。换句话说,既然人类智慧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就不能指望能够发现万无一失的绝对真理(哲学试图寻找的绝对真理是宗教式的幻想),而只能指望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就是说,智慧在于避免做错,而不在于绝对正确的事情(这是无法证明的)。避免错误貌似容易,其实极难。人总是过于自信,而众人一致时就把自信升级为傲慢,更危险的是,人们还把欲望视为理所当然,就好像欲望是必需满足的常数。尤其自现代以来,现代人重视“人算”而忽视“天算”,相信人谋而藐视天道,以为人定胜天,这种对“天算”的蔑视正是人类自造出众多灾难的原因。

  

   因此,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理性的公共决策制度必须把“天算”考虑在内,并且给予“天算”以足够的权重。现代人似乎早已遗忘了这一点,但历史记录表明,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有所不敢为。箕子对周武王的忠告就包含了关于“天算”权重的一种理性理解,载于《尚书》之洪范篇。虽然事过三千年,箕子的忠告仍然是对政治制度和公共决策理性的一种启示。

  

   当时的历史语境是这样的:周以小邦而一战成功灭商之后,就面临着一个从所未有的政治问题:如何以小治大并且以一治多?灭商之前,周文王和周武王就以成功的德治而使“小邦周”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可是这种治理小国的特殊经验却未必能够成为治理万邦的普遍经验。进据中原成为万国之首之后,周武王就必须面对万国各有其俗、万民各怀其心的复杂问题,而普遍存在利益分歧的局面显然超出了周武王的经验,于是周武王就去请教箕子。箕子是殷商遗臣,在商朝虽不得志,却以智慧贤良而闻名于世。据《尚书》洪范篇所载,周武王请教箕子对政治治理有何忠告,箕子毫不藏私,给周武王提供了一整套政治思想,涉及制度设计、道德法治、经济民生等等,内容之广,几乎覆盖了整个生活所能触及的政治问题。洪范篇的政治论述如此成熟和全面,各个方面的设计互相支撑,相互说明,堪称系统化的设计,不太可能是西周的原始记录文本,大概可以猜测,其中的核心观念可能的确来自西周思想,但许多细节论述则可能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增补发挥,甚至包含汉代手笔也未可知。在这里,我们无须讨论洪范篇的整体政治设想,而只分析箕子在国家关于行动决策问题上的一个忠告,箕子给出的决策制度建议颇具古意,有三代之风,很可能属于西周文本。

  

国家的行动决策主要涉及两个因素:未来性和公共性。两者结合构成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关于未来知识的条件下,如何去做出有关共同命运的理性选择?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属于知识论,即关于未来性;另一个方面属于政治学,即关于公共性。作为古人,箕子并没有以现代概念来思考这两个因素,但他的思考背景却是由这两个因素构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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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changdun4 2017-07-15 05:49:19

  读过您的《第一哲学的支点》,也读过您的关于“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等文章。都是好文。看过不少评审康德的文字,您《支点》内对他的审视反思是最有说服力的。国内哲学要是都能这么认真地开拓着做,想是会希望尚在催人振奋。谢谢您!
  因此,了解您学术文章的品质。
  本篇是好文,虽然我不认同“自由是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这一说法,可我确实觉得本文很好。
  关于当代民主的失误的典型例子,当属希腊的集体性失败。他们真是愧对其祖宗的教诲:“我只知道我无知”。
  改善当代的民主,面向未来少犯错误,人意+神启。有意思,这个太有意思啦!
  当然,于祛魅已久的当代已经没有了什么神启,您本篇将之转化为“知识”,您的原话是:“接近天道的知识”。
  在此我想补充一点看法。因为,当代所谓“知识”也都是“人”发现和掌握的知识,至少是由人宣讲的知识,即便碰巧他说出的正是“天道的知识”那也是由他这个凡人宣教的知识,这,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有损“知识”的“天道性”的问题,也就是有损“知识”的公信力了。怎么办?我想补充的是:得把这个真人弄成“非人”,得把这个凡人弄成“神人”,而且得提前弄成。当代的祭祀。哈~~~
  一点不说笑啊。“上议院”,英国的,里面都是些大成就带爵位的,据说牛顿当初就在其中,但都是些老家伙,黄金期已过,头脑已不灵光。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是个当代“造神”的正面例子,不用选举,任期终身制,三亿人只此九个,总统议会党派大众,都左右不了他们,一旦形成判决案例则影响联邦后世乃至影响世界历史,例如《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当代的“祭祀”嘛。
  我赞同您的本文立意,当代的民主有完善的现实需要,而以“知识”理论作为权威的独立方(两种彼此独立的理论)是个完善当代民主的好提议。我是想补充,需要,事先需要把掌握这样“知识”的人“神化”,也即事先将他们“与世隔绝”,也就是使他们事先最大程度地“独立”起来,以方便其“知识”达成“神道”、“神启”之非人属性的权威性。
  “美联储”,其一班人是不是当代“祭祀”呢?总统要拉升经济,而他们要加息,还要“缩表”,明显不受操纵拧着来,好像也挺独立的哈?对其了解得不多我说不好。
  是为读后感。再次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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