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构建好国家创新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6 次 更新时间:2017-06-27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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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刚  

龚刚:也参加了好几次了,而且是第一次参加以后后来就没有断过,每次都感到有很多的体会。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比较白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构建好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先回答这个问题一开始由这个问题引起,也就是现在主流的解释,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好像今天有些人也说了这些事。我一开始从来就不这么认为,这次当了访问教授第一次当了研讨会,他们中财办交给他们的认为,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他们的提法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所以我当时就懵了,不应该是这样。他们说这就是泛泛的提法,媒体的提法。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完成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等等,这是发改委的一些文件还有新华社的报道都有点类似。

我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吗?要知道“三去一降一补”是2015年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6年布置的五大任务,这是一个年度工作会议,解决的是当前所出现的问题,当前出现的问题就是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短期问题。经济学当中称为商业周期问题,这里面有周期,有增长,这是两种类型的问题。如果说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短期问题,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三去一降一补”的一些措施,比如去杠杆,用债务置换,去产能一刀切的按比例关掉一些锅炉,降成本就是降电价等等,这难道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你们觉得吗?那太小看了。如果“三去一降一补”实现了呢?我想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今年当然还在说这个事,但是已经取得很大成功。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顺利完成了?我的结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三去一降一补”。

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我当时提出的新概念以后,南开经济学报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新常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和新常态连接在一起的。毫无疑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是长期增长问题,而绝不是短期的商业周期问题。为什么推动经济长期的增长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官方还是经济学家的眼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大家都很清清楚,通用的语言,投资、消费、出口。为了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不是以前的三驾马车,现在是在供给侧了,不是在需求侧,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常态。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在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是中国未来对内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我个人认为。

新常态理解的很模糊,我给经济学写了一篇文章,用新常态这个词,评审们就说新常态是政治语言,没有经济学基础。我想说明的是到底有没有经济学基础?我认为有。这里面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禀赋的结构不断演变和升级过程,从而形成不同发展。不同发展阶段意味着不同经济环境,从而对经济体形成不同的约束。由此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相适应。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必然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由此而产生各种问题。

所以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体制设计、政策制定和行政规划的依据,是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化,从而必须契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增长动力。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

如果按照这样的假设首先要证明当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以后,其发展过程可以明显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之前所说的剩余劳动力消化过程中,把之前需求拉动型的三驾马车的推动看成需求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二是技术的追赶过程。这两个阶段的理论没有时间展开,我想是完全可以从宏观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拐点理论的启示,同时也可以构建数理模型进行证明。文章已经写了,而且是在亚开行的经济研究所的上面,网上都可以下载,今天没有时间讲,有严格的数学证明。

从贫困陷阱走出后就要发展成两个阶段,两个阶段是有理论基础的。所谓这里面可以很明显区别特征一个是消化剩余劳动力,一个是技术追赶,一个是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变,是通过投资不断增加资本,一开始劳动密集了,后来资本密集。然后从第二阶段资本密集向制度密集转换,劳动力市场由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另一个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库兹涅茨曲线一个是在前半部分,一个是在后半部分,消费占GDP比例一开始是下降,后来是上升。投资占GDP比例一开始上升,后来是下降。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入点,一个是需求规定性经济常态下,另外是供给决定型经济。经济增长动力一开始资本投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要投入资本,消纳剩余劳动力建工厂就可以了,还包括技术的投入,但是到了第二阶段只能技术投入,因为动力已经不足了。发展水平,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一个是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这当中有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理论都有都可以证明。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一,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有没有?已经不多了,招工难在东部沿海已经出现了。综合失业率的统计大概是在6.6%,失业率水平和城镇失业率是一致的。什么概念?法国、西班牙是10%以上,中国是6.6%,剩余劳动力确实不多了。

Kuznets曲线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确实已经出现了,我们的收入分配,全国开放的研究,经济系数2008年0.49亿,这个非常高,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是0.463%,城乡差别样如此,拐点已经出现了。劳动者报酬占工资收入,也就是现在劳动者报酬的增长率大于GDP增长率,占的比例,这个曲线拐点已经出现了。

资本密集吗?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经济特征,中国的钢材一向是世界上最糟的,连续十几年,而且进一步增资扩展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发展资本型密集型企业在现实中必然依仗大项目来稳增长,而产能过剩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如钢铁。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是什么?首先新常态的常态下,也就是说一般情况小不能考虑临时性的经济波动,而考虑一般状态的时候,中国是供给决定型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的产量主要由供给、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要求上,而不是三驾马车决定,之前是的,但是现在不是了。如果一个经济体是供给决定的,其生产要素等等之类的基本就接近充分就业。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因为它已经是供给决定的经济了,从常态下。当然强调短期商业周期的问题还是需求决定的,凯恩斯那套还没有问题。

很多人会说我们不是大量产生过剩,怎么是供给决定。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扭曲,由经济增长的方式错配所致。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由结构问题造成的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经济就是需求决定了。因为任何产能的运行都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需求的增加,即使是过剩产能行业的增加,只能是劳动力因工资的高低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工资会增加很快,结果经济有可能明显不增加或者是稍微有一点增加,但是通货膨胀就会增长很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逻辑起点,目标是什么?在两阶段中间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好像经济学的本身也很混乱,有人说是伪命题,我可以说绝对不是伪命题。为什么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首先,经济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时候,人均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消化剩余劳动力,另外是技术进步,所以动力充沛。到了中等收入人均收入的增长只能依靠技术进步,增长动力减弱。关键是技术进步,其模式也不得不转变,也就是说引进技术将越来越困难,只能依靠自主研发。以前是可以很容易引进,现在不行了,我和前沿国家接近了谁还给你引进了?关键是转向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并非容易,在实际中可能遭到瓶颈。

为什么会困难?第一,前期发展已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所养成的惰性。因为发展初期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而技术进步意味着节省单位产量的劳动力投入,其比较优势不明显。第二,技术本身也可以传播,可以引进,发展初期可以很容易引入技术,从而发展技术。第三,自主研发本质上是和发达国家竞争,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我们说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绝非历史,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需要高质量的能力资本和大量的研发经费。林毅夫说,一般地,研发投入的每一个百个立项,到最后大约只有五个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在十个申请专利技术中大概也只有一到两个具有商业价值,你可以看出这里面风险有多大,从这个数据也可以得到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

产业结构里面还有供给侧结构性,结构是什么概念?结构绝对不是一二三产业,或者是比例,是指产业结构而言,当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国际社会加工和组装,以次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而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人均产量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提供核心零部件或者机械化的智能化的加工提升。在这一阶段遇到阻力,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的第一阶段,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竞争对手是其他的发展家,那么经济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竞争对手则是那些提供核心零部件和直接进行产品设计,管理和营销的发达国家,而竞争的手段只有自主研发,没有其他道路。所以自主研发不行肯定就不行,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有一个模型很简单证明什么时候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如果等于或者低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率,我们值得是永远的落后,只能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一个数学定理可以证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使自主研发技术进步大于前沿国家,比如美国2%,我们必须得2%以上,逐渐的会超过美国。所以根本原因就是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不足,过分依赖技术引进,从而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引进落后再因为的恶性循环。

在具体的模型中我们已经做了,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基金所能进行自主研发,以实现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大于前沿国家。问题在于没有引进、没有模仿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其条件是什么?机制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证,特别是政府在一过程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说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很简单,技术进步取决于一国的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通过一定数量的研发投入,通过某种概率来实现技术进步,这种内生增长模型已经告诉很清楚。尽管这样解答并没有错,但仍然留下了巨大黑箱,让我们无法看到研发是如何启动的。如何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形成技术进步,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前苏联研发投入很大,通常4%以上,远远大于发达国家,有时候达到7%,但经常是用于军事,7%的研发投入都用于军事。所以最后都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经济增长。因此这样的纯粹的函数分析法,无助于让我们理解技术进步的本质和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和网络环境。

现在我进入正题。研发投入首先本身并不能成为生产力,因为研发投入的成果仅仅是知识,不能产生生产力,研发投入仅仅是知识,知识转换成生产力必须有一个过程,叫创新,没有创新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无所用。我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就是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

事实上任何一个经典和有意义的创新都应该被理解产生于特定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有一个定义,文献当中有,所谓国家的创新体系是指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个人、企业、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等,所形成的网络,在该网络体系中,人们持续交流活动和相互作用使得新技术的研发得以启动,持续和传播,并最后形成商业化形成的实质的生产力。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了解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帮助确定杠杆点,提高创新的绩效和整体竞争力。

阿特金森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三个方面。商业环境、管制环境、创新环境。商业环境包括企业制度,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是很重要的环境,是通过管理者天赋,什么样的体制显示什么样的管理者。还有时间维度,时间维度很重要,到底是考虑是的短期效益还是长期效益,一个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任期三年,最多六年,两任,他怎么考虑创新和技术研发?不可能的。我认为国有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是追求短期利益,要往上升,我要往上升,短期内把企业做好就往上升了。这是时间维度,只考虑短期利益的企业不可能进行创新。当然企业商业化还有经营体制,比如能否提供商业银行体系还有文化因素,有没有冒险精神,还有对科学的尊重,对科学家尊重吗?形成管制体制,大学里是形成体制。管制环境,对垄断是不是有了容忍,一旦我们对垄断有了容忍,这个被保护的企业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税收方面,贸易政策等等方面也会激励或者阻碍研发。研发体系包括大学的等等,科研机构的,这些体系对它的知识流转体系,就是怎么从研发出来到最后形成生产力。苏联做的就不好,讲到军民融合开始讲这个事了,之前很少讲。人民资本体系,那就是大学教育。

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在这里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研发首先要说整个过程是基础应用到方案商业化,商业可行等等,之前这个阶段一定是政府的大量投入,投入研发,然后帮助商业化,美国就这么做的,美国在国家有一个国防部,叫国际技术研究院,从研发到最后实现商业化过程一手介入。

没有时间给大家展开了。中国有很多该改革的地方,中国有大国优势,也有制度优势,毕竟也创造了一些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中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基本制度,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和不足,比如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是最重要的,还有企业制度的改革,还有文化因素,现在所有的人长大了想当明星,而不想当科学家了,而我小时候就想当科学家,观念不一样。包括对科学家是否尊重。我们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怎么是对物尊重,应该是对人尊重,我发明的东西应该是我的。政府行为最重要了,政府的积极有为的企业是家是经典创新的退守和催化,否则中国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从研发开始,技术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怎么样进行商业化,商业化的对象是私营企业,而不一定是国有企业,但是确实前面的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政府一开始前期的投入。

中国各级政府不缺乏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中国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政府企业家精神通常体现在经济建设,搞高速公路,建房地产,一个开发区等等,大量的搞房地产。中国在科技军转民机制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启动,中国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上的投入和关注不够,政府在其所关注的领域又存在着大量的乱为和腐败。这些乱为和腐败已经使得一些所谓“去除一切产业政策”的观点在经济学家们的争论中占据了上风。

十八大以后反腐虽然使中国的腐败之风有所收敛,但随之而来的懒政之风,又是之前不完美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是体现在房地产等等之类上的,不完美的企业家精神荡然无存,所以对政府的建议应该继续秉持其优良的企业家精神,除了必要的基础建设之外,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不应体现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方面,而更应该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方面。中国应尽快启动科技方面的军转民机制,很好的疏通知识传播和应用机制,为了尽可能减少政府在官员创新中发生乱为和腐败,可以参照美国国防部的DARPA机制,让非公务员系列专家去识别和主导创新项目,去支配相关领域的研究经费。

政府陷阱,如果失败是创新游戏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政府积极有为的企业家精神对创新至关重要,那么社会就必须更宽容“政府失灵”。也许,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难题在于政府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在具有不确定的创新活动中积极有为,但由于社会和公众不能容忍政府的失败,更有可能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存在不廉洁的行为所以政府有为也无法让人接受。而当没有高效廉洁的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积极有关的企业家精神,中国将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我的发言,谢谢。

郎丽华:龚教授在有限时间内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三去一降一补”是短期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沾边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与新常态联系在一起的,是长期问题,新常态这个词不是政治词,是有经济理论基础的。而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为自主研发技术进步结构升级提供制度保障,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政府行为,那就是政府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教授,题目是国家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结构性改革。

张晓晶:我最近做资产负债表比较多,今天围绕国家资产负债表谈改革。下午我听了大家的演讲,我发现尽管题目不太一样,但其实主题是非常收敛的,都是跟改革有关系,跟供给侧有关系,跟市场化有关系,跟国企有关系。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围绕这方面的内容来进行我的分析,而且尽管是叫国家资产负债表,因为时间关系主要围绕资产的角度,特别是社会存量资产结构的角度来看一看应该怎么改。

首先做一点点广告,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出了两本专著,现在来看这两本专著没有英文版,但是很多学者和部门已经翻译过去了,今年要出第三本。在座包括许局长还有IMF的Olivier Frecaut教授对我们的研究都比较了解。这是我们研究在国际上的引用,第一个是IMF的,第二个是沈联涛一本英文的书,还有经济草案杂志,这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学术杂志,今年第一期一个文章。下面是一些列表,不详细说了。最后一个是大家知道21世纪资本论,作者叫托马斯·皮凯蒂,他们有一个最新的论文,中文的微信好像在国内也很流行,讲到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我们是上周刚刚从他们那里回来,进行了很详细的讨论。大家可以看到,包括OECD,就是和Piketty团队进行讨论,下面这个图是统计部门的讨论都是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

重点讲一下在整个财富分配中有企业、居民、政府,主要是这些实体部门。当然包括金融部门。这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改革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广义还是政府部门、公共部门,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这里面不需要做很详细的区分。去年的时候有这么一本书,新国富论,讲的是不仅仅是新兴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公共部门有很多的财富,其实在发达经济体他们也有很多的公共的财富,公共资产,但是他们的管理利用的质量很低。如果提高他们的管理运行效率就会撬动新的财富杠杆,产生新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国富论。这里面有几组数据。

首先是全球公共性商业型资产达到75万亿美金,我们发现的数都可以自己想办法来估算,并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给我们一个概念。第二是2011年的时候,是来自福布斯2000家全球上市公司里,央企占到公司的总市值11%。2014年财富500强企业里金砖国家的企业有三分之二都是国有企业,剩下的多数也或多或少享受政府资助或者支持。刚才谈到的都是经营型的,政府还有非经营型的,比如科教文卫其实有很多还是公共的资产,有政府在管制,很多事业单位都还没有改。所以提高公共财富的利用效率是新国富论的重要来源。

下面我们给出一些数,就是我们自己估算的,当然有商榷的地方,因为毕竟不同地方对于财富的估算都有自己的不完全一样的方法,特别是和OECD讨论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大体的图像其实不会有多大的差别,这是我们算出来的广义政府的净资产。(图)紫色的柱子基本上是四分之一左右,接近25%。我们同样的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对比,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居民部门的财富,居民部门的财富最高的蓝色的柱子,发达国家基本上是40到90之间,中国是40、50。但这次和国外专家讨论,他们如果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那么划分他们就把企业部门,因为我们这里面广义政府是把国有企业搁进去,剩下企业部门的份额全部搁到了私人部门,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私人部门就是居民加上了企业,为什么要加企业?他认为这些企业的股份最终是由私人持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后面有估算可能会作一定的调整。

(图)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大家会看到最上面的图,如果我们往前推,推到50年代是什么样,90%、100%吗?其实不是,是不符合大家直觉的。那个时候很低的,刚建国的时候公有资产没有那么多,78年以来是从70%下降到现在的30%,我们给的结果是24%、25%左右,他们是30%,这里面有一些估算方法的问题。可能在这里面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是最多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大家再去看这个图,这是IMF的估算。我们会看到比较有意思的,大家仔细去看会有什么规律?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芬兰、俄罗斯这些国家政府的净资产都是正的,有些国家非常高,而发达经济体,英美日德基本都是负的,因为我们估算日德不到1%,英美基本都是负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前面这些国家很有是资源型国家,国家掌握了很多资源,或者说这些资源在政府手里,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高的比例,就是正的资产。

通过前面这些分析和发达国家和其他很多国家相对比,中国的公共部门,广义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是最多的,这个改革的含义非常之明显。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最关键的改革,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希望所在,就是对社会存量的资产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为解决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价格扭曲、效率低、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方向都指出来了,我们想一下政府掌握了这么多资源,主要是哪几种资源?其实建议里就有一个区分。第一个是大量自然资源,土地、森林,还有矿产。还有就是非经营的国有资产,事业型单位、科教文卫很多。再就是经营型国有资产,国企是很典型的。其实就是这三类。改革的方向其实已经指出来了,我们经常会说中国的改革文本其实是做的最好的,已经把很多问题讲的很到位了。对于自然资源主要应该怎么办?建立产权制度为基础,实现资源有偿获得和使用。自然资源的利用所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煤矿开采和其他的金矿开采里面的腐败,包括还有环境的问题,还有可持续的问题。非经营国有资产这里面其实要强调一个,就是科教文卫这些东西过去是由政府提供的,想一想是不是这些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显然不是。这里面也讲到要引入竞争机制。就是很多的公共服务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采取政府购买的形式,让市场来提供,包括教育很多方面。我觉得这是都非常重要的方向,这里面很多方向不是我个人提出来的,是政府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是可能没有做。国企刚才几位老师在这个问题,但是怎么改重要的是去试点。深改组35次会议关于试点讲的非常之多,就是还是要基层来创新,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去搞。杨瑞龙老师提了二十年前怎么说,其实不是理论上重复什么话,而是在实践上怎么创出新的路子,这才是关键。包括最简单,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怎么管。管资产就是看到那些东西,是可见的东西,具体是哪个行业都要管。管资本就不是了,管资本的角度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形态已经不重要了,最后你都资本化了。但是这个会不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所有权要产生交易了。刚才杨瑞龙老师提到了说这是没有解,说是不可以交易,我不这么认为,可以交易,为什么不可以交易?国有企业是可以卖的,为什么不可以卖?关键时刻卖它还能起到很大作用。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跟国企公有制相关的,前面是从大面上社会存量资产范围内重新进行结构性的优化。(图)这还是讲国有企业的重要性。这是前十大是指这些国家,38个国家你们国家最大的十个企业找出来,这里面国有企业占比不是数量,是把产值、销售额、利润率、资产,把这些所有指标综合一下,按照相同的权重最后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指标,我们也可以估算。第一的还是中国,基本上90%多,国企在这里面占了很大的比重。

(图)这个是我们估算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部门的国有资产到底是多少,我们先不说整个国家,整个国家刚才算过了,今天讲国有制的时候会说在企业里面,国有企业到底有多少,我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非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加上金融企业的净资产,相加来看看国有的份额到底是多少。我们经过估算发现,在非金融企业,国有占比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下跌,跌到不到三分之一,大概31%左右,最近上升到四成左右。而金融企业总资产的国有占比,则从10多年前的8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60%多一点的水平。通过这两个数我们可以进行估算,最后发现整个的总的数据是到现在我们的企业部门国有占比不到40%,39.5%。公有制为主体还能不能保得住,这是非常关键的数,还要算其他的数,比如GDP的贡献、税收的贡献、就业的贡献、投资的贡献,我想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贡献都比这个数值还要低。之所以算这个数就是想看看如果从资产的角度是不是会好一点,其实也没有更好,不到40%。而且大家看得很明显,2011年以来国进民退非常明显,上得很快。那个时候大概不到32%多一点,现在39.5%,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结论。

我们算跟人家算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算的是现在大概的共有是50%左右,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把一些不是上市公司的企业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到底占多少,他们也做了区分和估算,当然在讨论的时候说都可以以后再进一步的来调整,也没有说哪个是更准确的,我想我们的这个数据和他们也有接近的地方。40%、50%左右,他们可能估的更高一些。

国有企业,经常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但经常看到学术文章说国有企业特能赚钱,别瞎说利润低了。看看国有企业怎么赚的,这是一篇学术论文讲了一个事,现在垂直一体化以后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国有企业主要占据了上游,而非国有占据了下游,加入WTO以后下游的生产越多出口越多,挣的钱越多,对不起分给国有企业部门的也会越多。这个逻辑非常重要,我不能说这是唯一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能挣钱,很大程度上依赖它的垄断地位,或者是政府给的你是老大地位,所以它在蛋糕中间分的多。完全通过这个是不能得出来国有企业的效率超级高的,这是有问题的。

最后,面对现在的情况,大家想想我们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不要改?这可能提的有点太过分了。现在十九大报告在起草,我觉得很多问题可以拿出公开讨论,这不是我首次提出来,其实已经有一些看到个别的专家也在提出来,特别是在内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首先公有制为主体,是跟什么有关系?我认为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密切关系,怎么来解释?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公有制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扣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搞社会主义,我们需要有公有制这样的制度特点。当然现在说大家有新的总结,据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特色是共产党领导,当然这也是重要特色。公有制是扣社会主义,什么扣初级阶段呢?就是多有所有制共同发展,初级阶段就得多元发展,生产力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是要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是第一个要理解的。第二,公有制为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建国初期是公有制为主导,大家可以去查。建国初期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公有制占的份额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后来慢慢资本的尾巴都割掉了才那么大。今天回来说能不能以公有制为主导,公有制很好,能体现社会主义特色,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国计民生的产业,还有公益性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起到健康引导作用。我觉得后面也是要扣后面的初级阶段,要多种所有制平等保护和公平竞争。刚才说的国有企业上游和下游的非国有企业我认为不是平等竞争,还有共同发展。

这是我一个简单想法,并不是想改变根本性的东西,只是完全从刚才的数据和理论分析,我们有可能能推出来未来所谓的结构性的改革、制度性的改革朝着哪个方向,到最后就是我们希望是这样,国有企业就不应拘泥于数量比例上占优,因为我们都已经估算过了你的占优不成立,如果你要专门强调这一点,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我们现在搞的公有制,所以做优做强和引领方向。如果国有企业的份额不是说我非得50%以上,什么能保证国有制?这一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们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这是对公有制最根本的保证。有了这样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方向一定能坚持下去。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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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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