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契约-产权假说与制度补贴:新中国农民合作组织演进研究[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7-06-25 10: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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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一、问题的提出:新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长期演进及其解释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提高生产的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和边际收益、联合抵御系统性农业风险的重要载体。新中国农民合作化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到1956年中国农村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达到1008000个,入社农户

   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2]。初级农业合作化的迅猛推进大大超过了政府的预期,促使其由谨慎和渐进式的态度转向采取更为大胆和激进的推动措施。1955年底,高级农业合作社仅有500个,1956年底达到540000个,1957年冬季这个数目猛增到753000个,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已经达到全国农户87.8%,而初级社的农户比例仅有8.5%[3]。1958年的“大跃进”政策更是加速了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仅1958年8月末到11月,就有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为26000个人民公社,囊括了12000万户农户,占全国农户总量的99%以上[4]。然而,1959-1961年中国遭遇严重农业危机,1959年粮食产量猛降15%,农业总产值猛降14%,1960年粮食产量再降10%,农业产值再降12%,致使中国出现历史上罕见的非正常人口锐减[5]。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三十年中间,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所遭遇的空前困境,对于今日中国农村体制变迁与微观经营模式演进仍有巨大的参考意义,而从全球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视角来看,中国合作化运动的独特历程也是一笔值得珍视的制度遗产。对1952-1961年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的变化进行解释的文献在国内外已经大量出现,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假说有政府政策失误和公社管理不良假说、激励不足假说和退出权假说[6]。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农村经营体制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人们通常的印象相反,这场变革是渐进性的,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最终从中央政策和法律上确立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7]。农民家庭责任制的推行并没有否定农民合作的合法性,在中国官方的文件中,一直称农村经营体制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农民合作组织以迥异于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全新型态得以渐进发展,出现了农民自办型合作组织、社区型合作组织、供销合作社主导型合作组织、政府主导型合作组织、公司领办型合作组织等多种合作社多元并举的局面[8]。2007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历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标志着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真正进入了一个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可以对农民合作社长达60年的长期演进进行经济学解释的理论假说,即“契约—产权假说”。这个假说,既可以解释1952-1958年间农业合作化早期农业绩效迅速提升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解释1959-1961年间农业部门出现的危机以及在1962年直到改革开放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徘徊;同时这个理论假说也可以用于描述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演进特征和结构特征。本文第二部分用“契约—产权假说”解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试图对“激励不足假说”和“退出权假说”进行理论上的拓展与深化;第三部分从契约—产权视角探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特征和发展趋势,并以契约理论为基本研究范式,对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与制度特征进行经济学解释;第四部分对新中国农民合作组织长期演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制度补贴”的概念,强调政府在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行为合宜性。

   二、“契约-产权假说”与农业合作化绩效:争议和经验(1949-1978)[9]

   从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的抗日战争时期开始,解放区农村就开始大范围开展农业生产合作和劳动互助,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和合作化经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农业绩效基本呈现出渐进增长的态势,但1958年之后农业产出的急剧下降和随之而来的非正常人口锐减,迫使政府不得不调整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体制、收入分配核算体制并取消公共食堂。从图1可以看出,总要素生产率指数和农业产出(以1952年为100)在1952-1958年间是明显上升的,1959-1962年这两个指标剧烈下降并达到谷底;1963-1978年农业产出虽有增长但波动性明显,在1979年之后才出现快速增长;而总要素生产率指数这个指标在1963-1978年一直在很低的水平上徘徊,一直到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总要素生产率指数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对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农民合作组织绩效骤变,最有影响的是林毅夫提出的退出权假说。林毅夫认为,农业生产中的有效监督成本过于高昂,这就使得农业集体组织的成功不可避免地要依靠集体成员建立的自律协议,但是只有当集体组织成员在其他成员不履行协议就有权退出集体组织时,自我实施的协议才会维持。在合作化运动的开始阶段,退出权一般是受到充分尊重的,相应的,自我实施的协议在绝大多数集体里得以维持,整个农业绩效得以改进。成员实施退出权导致部分集体组织解体,恰好扮演了集体化运动的安全阀的角色。但是农民合作化运动后期农民退出权被剥夺,导致集体化从自愿的运动变成强迫运动,安全阀的丧失使得合作化运动后期出现了农业绩效的大规模下降和农业危机。

图1 中国总要素生产率指数和农业产出趋势图(1952-1984,1952=100)

   数据来源:Wen, Guanzhong Jam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 1952-198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2, No.1, pp1-41, October 1993; 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 6(1990):1228-1252.

  

   尽管林毅夫的退出权假说受到很多学者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质疑[10],但是退出权本身确实是理解农业合作化绩效及后期农业危机的重要视角;同时,正是由于退出权假说中可能存在的理论和实证困难,恰恰为拓展和深化这个假说提供了基础。本文提出的“契约-产权假说”并不是对“退出权假说”的简单否定,退出权对农业合作社的有效激励结构诚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退出权的有效实施需要严格的制度条件。对于一个有效运作的集体组织,退出权和内部激励都是要件之一,但是成员之间平等自主的契约关系和受到严格保护的财产权利比退出权和内部激励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

   本文提出的“契约-产权假说”的第一个命题是:从产权视角来说,退出权实施的前提是合作社成员受到完整保障的财产权利,在成员的合法产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法律文本意义上的退出权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尽管在中央颁布的正式文件中都明确表明农民加入合作社应该遵循自愿的原则并享有自由退出权,但是在执行层面上并没有按照合作社有关法律与章程实施完全的退出权。在农民的完整产权得不到保障的条件下,即使农民都知道法律中规定了退出权,也难于实施,因为实施退出权的代价极高[11]。由于1958年之后农业集体化的急速推进,导致农民的产权完整性受到损害,产权缺失使得退出权的实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一旦实施退出权,农民将很难带走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也很难将集体在土地上的投入及其收益扣除以实现对集体的补偿[12]。这些都构成退出权执行的高昂成本。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农民意识到加入合作社之后退出权难以保障且退出的成本极高,则有可能以快速扩大当期消费而不是增大积累作为预防性手段,避免在加入合作社之后产权缺失带来的损失,这导致农业积累和投资的降低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人为破坏。在合作化运动的早期,合作社社员的产权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尚可得到保障,因此农业绩效再最初的几年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合作化后期社员的财产权利越来越难以保障,农民实施退出权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在合作社中的激励不足导致农业产出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

   “契约-产权假说”的第二个命题是,退出权实施的另一个制度前提是契约缔结过程中缔约双方平等自主的缔约关系,当缔约关系非平等自主的时候,表面上的退出权是不可能被实施的,一方实施退出权对另一个缔约方难以形成可信威胁。在合作化运动的前期,平均农户规模在10-20户的初级农业互助组织基本上是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平等契约关系(尽管局部区域在合作化早期即暴露出行政化强迫的苗头),因此在合作化运动最初的5-7年中,农业生产绩效和粮食产量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正是由于早期合作社中成员之间较为平等自主的契约关系,使得合作社的规模可以保持在较合理的水平,从而保证了合作社内部信息对称的可能性较大、合作社监督和惩罚等管理成本较低、合作社内部核算和激励制度能够有效实施。而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户之间基本平等的有效契约关系被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缔约关系所取代,这种缔约关系的核心是国家通过地方执政者强制推行国家意志,农民失去了自由缔约的可能性。同时,在农民与国家缔结的契约关系中,国家及其地方执政者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任意剥夺农民的财产所有权[13]。在国家与农户之间出现不平等缔约关系之后,农民加入合作社和退出合作社都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执政者的严格控制,而不是农户出于成本收益计算而做出的自主行为;在1955年左右中央决定紧缩合作社的时期,不仅农户退出合作社的权利难以保障,甚至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权利也难以保障,导致很多愿意保持合作互助的农户被迫退出了合作社[14]。所以尽管我们在统计资料中可以观察到退社农户的规模有时达到很高的数量,但这些实证数据决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农户自由地实施了退出权,而要在数据背后考察农户退出的真正根源。

“契约-产权假说”对1952-58年间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农业绩效递增进行了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但是本文并不否认这个时期的农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提升还包含着其他重要的政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成功的土地改革带来的土地制度大规模变迁、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尤其是农业科研方面的投资大量增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田可灌溉面积的增加、长期战争的结束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等。同时,尽管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农业绩效出现了下滑,但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整体的作用,应该有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判断。从更长的历史视角观察,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该被视为中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所构造的高度计划化的微观经营机制,使得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机制才能够有效实施,从而才能为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提供必要的大规模农业剩余[15]。所以,农业合作化这一制度变迁不仅是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需要,而且是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发展与赶超、实现超常速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灌溉水利设施的进步、现代耕作技术和农业机械化及其他农业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社队企业的大规模发展[16]、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等成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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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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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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