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8 次 更新时间:2017-05-26 11:02:22

程美宝  

   人类学家萧凤霞与历史学共舞多年,在华南走过了四十载田野之路。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TracingChina为书名,与其说是”追踪”或”追溯”中国,不如说更像踏雪寻梅,细觅中国或隐或现的踪迹与轨迹。

  

   当人类学家遇上历史学,她会变成怎样的人类学家?那要看产生何种的感情,是真爱还是假爱,是爱上与人类学心心相印的新史学,还是貌合神离的旧史学;是爱上是事实也是神话的”历史”,还是被政治家认定为信史的”历史”。若是真的爱上了史学,则人类学家走近历史学,与历史的对话,当如电影《贝隆夫人》(Evita,1996)中贝隆夫人与那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男士共舞一样,他总是在观看着她,也反照着她,让她从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而从她把手递给他蹬脚起舞的一刻开始,便很清楚他一直在观照着她,也观照着别人。她因此没有被披着”历史事实”的外衣的历史神话领得晕头转向,而尽可能看清缔造神话的过程,踏着她自己的舞步,与这位历史先生共舞,共同掰开层层的过去,重构一个可理解的当下。

  

   从《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TracingChina:AForty-YearEthnographicJourney,引用只注章节或页码)可见,萧凤霞大抵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类学家”(页358)。她与历史学共舞多年,在华南走过了四十载田野之路。她没有用浓墨重彩泼染出一个庞然的中国,而是用一根2B铅笔,在一张薄薄的描摹纸上,轻轻地、层层地擦涂,让中国从纸背或深或浅地逐渐浮现。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TracingChina为书名,与其说是”追踪”或”追溯”中国,不如说更像踏雪寻梅,细觅中国或隐或现的踪迹与轨迹,中文书名也大抵因此译为”踏迹寻中”,取其轻描淡写,步履轻盈之语感。

  

   至于书的副题——AForty-YearEthnographicJourney,在人类学的概念与词汇已经过许多反省与更替的今天,当我们看到“ethnographic”(”民族志”)一词的时候,应该明白到其涵义的复杂性。事实上,一部”民族志”,已经不是”一部”民族志,也不是对一个被划定为某一个”共同体”或”社区”的群体所做的”全方位”描写。研究者不再自以为可以像上帝般鸟瞰众生,而是非常清楚身处田野中的自己也是需要不时作出检讨的。他们的学术训练,让他们用撰写民族志的方法,不断地为别人、也为自己撰写民族志,甚至为这些民族志再写一部民族志。换句话说,研究对象、研究者自己及其言说与书写,统统都可用”民族志”的方式予以批判和检视。四十年的田野经验,廿多年的出版成果,足以串成一条时间长链,让一个学者有距离地观照自己。我们作为读者,因此也得戴着一副渐进眼镜来阅读这部文集,尽管不易对焦,但应该会比较容易看清不同阶段作品的貌相。

  

   萧凤霞多年来持续运用的最为核心的基础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都有所讨论和发挥。第一组包括”人的能动性”、”结构过程”和”过程”这三个概念;另一组是中国社会的”国家内卷化”、”细胞化”,以及这些过程中各种能动者所起的”共谋”作用。

  

   一、两组核心概念

  

   如上所说,人类学家自有其舞步,即使她与历史学共舞,也总是遵循人类学的步法,着意对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反覆思量,批判应用,逐步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由是站稳脚步,举重若轻。萧凤霞多年来持续运用的几个最为核心的基础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导言)都有所讨论和发挥。为明晰起见,我们或可将之分为两组概念去理解。

  

   正如通过理解”过程”把”结构化”和”人的能动性”两者的张力松解得更为动态一样,用上”共谋”的视角,也有助于把”国家内卷化”和”细胞化”这两个概念达致辩证统一。”细胞化”是萧凤霞建基于四十年实证研究对中国农村社会作出的判语。

  

   第一组属较为抽象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层面,包括”人的能动性”(humanagency)、”结构过程”(structuring)和从语义上看来无甚特别的”过程”(process)这三个概念。”人的能动性”这个概念,早在她1989年出版的专著《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AgentsandVictimsinSouthChina:AccomplicesinRuralRevolution)中,便有非常透彻的发挥。这部以她二十世纪70、80年代在广东新会开展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专著,以”能动者与牺牲品”为书名,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人的能动性”的悖论性——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会逐步产生”结构化”的后果(结构),而”结构(化)”在人们运用主观能动性时,又会对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发生作用和限制。强调”过程”的重要性,有助于我们把”结构化”与”人的能动性”两者的张力松绑,理解结构与”结构过程”间的动态关系。

  

   读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如果萧凤霞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会以为她不过是重复着十九世纪古典社会学大师的论述。然而,她的研究并没有只是停留于人在既定社会条件下的能动性,而是更着重于能动者对自己所处的结构的创造——既在能动者的行为与变动中的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把握和认识社会结构,又从这个”结构过程”了解作为能动者自身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命运,探求社会结构性变迁(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轨迹。从这种以”结构过程”、”人的能动性”和”过程”鼎足而立的理论框架出发,萧凤霞基于自己在中国乡村的田野研究形成的认识,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引出了另一组相当重要的概念——中国社会的”国家内卷化”(stateinvolution)、”细胞化”(cellularisation),以及这些过程中各种能动者所起的”共谋”(complicity)作用。

  

   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在结构上成为一个俨如细胞的单元。这个”结构”,是”革命”的过程。这场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干部深度参与和合作(共谋)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

  

   “内卷化”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J.Geertz)在1960年代用于研究印尼爪哇劳动密集型水稻耕作农业模式的一个概念。所谓”内卷”,是指某种经济、社会或文化模式持续发展一段时间并达致某种决定性的状态时,无法自身转型到一种新的模式,推动进一步的发展。杜赞奇在1980年代采用了这个概念,分析民国时期国家缔造的过程,指出民国政府在地方社会扩张到一定阶段时无法前进,不得不依赖一些非形式的结构(informalstructures)作为国家代理,其后这些结构变得尾大不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方治理机制。

  

   萧凤霞的研究,尤其是有关民国时期华南农村社会”大天二”的分析,呼应的也是二十世纪许多现代国家缔造过程中出现”内卷”现象的讨论。不过,她似乎要进一步将”内卷化”再往”内”推进,借鉴唐尼索恩(AudreyDonnithorne)用”细胞型经济”(cellulareconomy)来形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地方和国营企业发展趋向的分析3,采用了更接近生物学意义的”细胞化”这个概念,把”国家内卷”的意象由外在的社会推衍到个人的身心。

  

   在这里,正如上述通过理解”过程”把”结构化”和”人的能动性”两者的张力松解得更为动态一样,用上”共谋”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把”国家内卷化”和”细胞化”这两个看来一外一内的概念,达致辩证统一。换句话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由外而内彻彻底底的”内卷”,是因为这并非单方面来自外在的国家机器强压的结果,而是每个个人都共同参与,最终被国家的语言内化身心,让自己也”成为国家”的共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运作也从外而内,由硬而软,个人被权力操控,也共同行使着权力。

  

   我认为,中国农村的”细胞化”是《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一书最重要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一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正如萧凤霞在文集第三部分的导言所说,在该书中,她叙述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华南乡村社会如何发展出充满活力的商品交易市场、根植地方的宗族组织、丰富多姿的宗教仪式与习俗,以及超越本地的身份认同。然而,时至二十世纪70年代,当她踏进这些乡村时,看到的却是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后果——市场被遏制、社会组织被铲平、宗教仪式和民间习俗被取缔,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跟外界有机的联系和互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此时,华南的乡村变成”内向的‘农村’细胞”(inward-looking“rural”cells),自我收缩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既与外界绝缘,也不能离开”国家”这个身体而独立存在。

  

   如果我们用”结构过程”这个概念去思考这个结果,则可以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在结构上成为一个俨如细胞的单元。这个”结构”,是”革命”的过程。本来,革命的终极,是砸碎旧世界,是”人的能动性”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能动者与牺牲品”、”共谋”这几个概念又提醒了我们,这场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干部深度参与和合作(共谋)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乡民不错是受害人,但也是行动者,而最深刻的受害,莫过于每个人的身份和前途皆由阶级和革命的语言所定义,且逐渐无法用另一套语言取代。正如福柯(MichelFoucault)所强调的,在这个过程中僵化的不只是外在的社会结构,还有人们的语言和思维结构。

  

   尽管在写作《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一书时,萧凤霞还没有很明确地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但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读,她对共和国成立前的华南乡村的认识,有别于许多社会科学家把中国农村想象为”停滞、封闭和孤立”状态的前设。

  

   这个”结构过程”,早在1949年前便逐步发生。萧凤霞有关新会天马乡、中山小榄镇和番禺沙湾镇的研究更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已见端倪。二十世纪上半叶,乡村城镇军阀横行,紧随着的是国民政府企图通过社会和政治运动达致各种”现代化”的目标。抗战期间,多处地方沦陷,贸易往来以及跟外部社会的联系中断。未几内战爆发,时至1949年,华南不少乡村为”大天二”把持,粗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则,取代了原来以宗族语言表达的权力秩序。紧接着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使得原来层次繁多的社会与人际网络难以恢复(第13章、页69、119)。

  

   “细胞化”可说是萧凤霞建基于自己四十年实证研究对中国农村社会作出的判语。这个在历史中发生的”结构过程”的结果,是改变”过程”的方向,成为看起来相对僵化的结构。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构?研究者需要提出一个哪怕是临时性的答案,以突出足以达致结构性变迁的历史转折点。在这里,历史的观照给了萧凤霞有别于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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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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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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