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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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进入专栏)  

丝绸之路的概念

  

   谈到“丝绸之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历史事实,同时需要了解古代产生这么一条“丝绸之路”的原因,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关系密切。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包括宗教、政治、科学活动,它的基础都是当时人们的吃喝住穿,即物质条件,特别是在人们的生产水平很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活动都受到当时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不仅是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还要了解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

   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亚、中国西部一带进行地理考察,持续3年多时间,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回去以后,他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公元2世纪,存在着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的商道,这条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这是一条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影响最大的也是丝绸,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此,中国的《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的。

  

多国人民共同开辟丝路

  

   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条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经鉴定是和田玉、昆仑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说明商朝就有这条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没有道路怎么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一看就是白种人,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这也是一个交流。所以,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还是他们自己开辟的路,道路是本身已经存在。

   李希霍芬谈到的“公元2世纪”,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为了输出中国的丝绸,或是为了对外贸易,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西汉开国的时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但是,匈奴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往往顾此失彼。所以,汉武帝想要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他获得情报,原来在祁连山的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叫月氏,在匈奴的压迫下西迁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一带,称为大夏。由于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汉朝在东面,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张骞应募。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一有机会逃脱,他不是逃回他的家乡,逃回汉朝,而是继续他的使命,朝着大夏方向行进。但是,到了大夏,他的政治使命、军事使命都没有完成。因为大夏国王过得很舒服,比他在祁连山那里地方要大,国力要强,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不得要领”,后来形成了“不得要领”这个成语。张骞“不得要领”,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这次他很快逃脱,回到了汉朝。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但是他的亲身经历以及见闻,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那时,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荡荡几百人,带了很多副手。他知道,靠他一个人,是到不了西域各国。到了西域后,他分别让副使到各个国家去,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汉武帝认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就需要带很多礼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丝绸。随着张骞和副使们的出使,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丝绸的美丽,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西亚的贸易。所以,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丝路建设要考虑外界因素

  

   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要考虑外界因素。比如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往,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相同的积极性、愿望和利益,值得考虑。不要以为,因为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去看历史,就可能产生误读。考虑怎样使对方能够积极响应,并且有持续的动力,对此要有相应的对策。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联合签了协议,建立中哈边贸城。我们这边都建好了,那边基本还没有动。为什么?我们从喀什到边境,到了我们界碑的地方已经海拔3400米高了,一过界碑,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口,过去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全是高山峻岭。那让我们怎么进行边境贸易呢?另外,他们可以进行贸易的货品较少。2003年,我看到,开过去的货车都装得满满当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电,甚至还包括家具。但是,从那边回来的车上没有什么货物。即使是哈萨克斯坦盛产棉花,他也会按照市场规律,谁出价高卖给谁,不一定就全卖给中国。所以,要激发人家的积极性,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

  

我国是丝路畅通的保障

历史上丝路通少断多

  

   历史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畅通,甚至中断的时间比畅通的时间长。对于中亚来说,什么时候中原政权能够牢牢地控制中亚,这条路的畅通才有保证。否则的话,它往往只能成为区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根据史料的记载,公元前60年,西汉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大概2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新疆归属于中国的第一个标志。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西汉拥有了这个地方的主权,但是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建立郡、县等常规性的行政管辖制度。原因是从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线太长,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汉朝派个官员到今天新疆的焉耆(西域都护府常设地),路途遥远,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信息传播的手段,等到大事报回来,可能事情早就过去了。所以,西汉只能实行一种监护式的统治。那么大地方,汉朝在那里只派几千个士兵和一批官员。

   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没有办法实行像内地那样层级很明显的行政管理。当时西域有36国,后来有50~60国。为什么会分那么多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完全不相联系的绿洲。绿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几万人,小的只有一两百人。西域最大的国“乌孙”有30万人口,最小的国只有100多人。各国之间的距离非常远,中间全是无人区。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国力衰退,加上派去的官员无能,维护西域稳定的局面就难以为继。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西域都护府撤销。东汉建立后,平定了内部割据势力,稳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更换了名字。东汉两百年内,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三通三绝,东汉之后,也是断断续续。

   如果汉朝能够控制住西域,那么这条路线是畅通。比如说北魏,统一了北方后,又从平城迁都洛阳,一直控制着西域,所以外贸很发达,来自大秦国的商人可以带着大批货物到这里来。但是,如果战乱重起,那么不仅洛阳衰弱,这条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亚。当时唐朝在中亚这一带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就是碎叶城。这是唐朝当时在西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一个司令部常设点。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军队东撤去对付安禄山、史思明,造成西域空虚。最早,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扩张,占了今天新疆这一带,连河西走廊都占了。接下来,原来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西迁,迁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回鹘人与当地民族结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而吐蕃人又从新疆、河西走廊退出,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区。以后阿拉伯东扩,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这种情况下早就不存在从内地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了。

  

海运承载了主要贸易


   到了九世纪,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一直绕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通过海上,运费便宜,且以前陆路只有丝绸值得长途贩运,到了海上开通,尽管我们还是用丝绸之路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了。中国的陶瓷产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运输的不但有丝绸,还有其他商品,例如,较粗的纺织品、工艺品、陶瓷、茶叶等。到了唐朝,陆上的丝绸之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产生了一个西夏,西面过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陆上还有什么必要过去呢?到了南宋,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宋朝只到秦岭淮河。元朝时,交通比较发达,除了海上以外,陆上也通,毕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统治下。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可·波罗外,还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都有记录留下来。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进来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哪个地方方便,就从哪里进来,有的海上,有的陆上。这说明当时的人际交流以及当时的物资交流都很发达。元朝时已经多元了,不是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关,西面是吐鲁番和其他一些政权,出嘉峪关都要得到批准,一般商人根本无法出去,那时更多的是一种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

  

“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国家整体利益


   古代没有什么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平等,完全凭实力说话。要保证一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必须由主导作用的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我们要建“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它的总体安全,必须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稳定对我们建丝绸之路,建丝路经济带,仍然至关重要。

   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项叫互不干涉内政。当时中国提出这个,我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别人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当时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五十年代我们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客观上消除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这么多华人的顾虑。要么归化入籍,要么保留中国国籍,两选一,这样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到了今天,如果他国的内部变化是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或者甚至会损害我们利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完全不干涉,还是要积极的影响?总而言之,一定要预先考虑,怎么保障好“一带一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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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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