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凡:现代中国的转轨逻辑与复合目标

——从宪法中的“文化”概念与文明结构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17-05-06 02: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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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凡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文化”一词在宪法文本中的运用,概括出“文化”在最高法中的典型涵义,在此基础上勾画出有关文化的制度图谱。进而切入到现代中国的双重任务当中,并承认双重任务前后相续的历史合理性,但终将复合于现代文明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当中。其一例证不仅在于宪法条款在整体谋篇布局上对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的两相安顿,也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宪,及其对于现代文明共同体的回应与理解。

   关键词:  文化;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现代文明共同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从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并重视文化发展与繁荣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标志着文化软实力将正式成为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否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指标。无论如何,作为最高法的宪法都无法回避最高国策的这一历史性转变。那么,宪法当中有哪些关于“文化”的具体规定?又有哪些特殊的规定方式?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这些具体的规定及其特殊的规定方式背后,又有哪些中国特色的法政含义?这不仅对于中国宪法的研究而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也具有根本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因为,作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的意志最终需要落实到国家根本法,亦即宪法的层面才真正具有国家最高法的统帅效力。与此同时,回望百年现代化历程,期间有哪些基本任务?彼此间的历史关系如何理解?其现代化的中国含义与目标在哪里?宪法又是如何体现并反映以上这些问题?正如“当我们从法学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性的问题时,单一视角的和全方位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平面的和立体的、观念的和实证的、归纳的和演绎的、纵向的和横向的,等等,诸多手法等待我们去选择。”[1]本文将对此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

  

一、“文化”在我国现行宪法中的运用


   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对国家制度的专门安排,除了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出规定之外,“建立在此基础上并为此服务的,还有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为特征的文化制度和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制度等。”[2]亦即我国的宪制逻辑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与社会制度为基本条块来展开。与此同时,我国现行宪法又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当中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无论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文化”,还是作为公民自由的“文化”,一旦入宪,它的涵义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宪法的属性。而无论是作为一种法规范意义上的宪法解释,还是作为一种通俗意义上的宪法解读,理解文本的文意(义)又都是一个基本的开始。

   “文化”一词出现于我国现行宪法达22次之多,并散见于从序言到国家机构的各章之中。既有用于宣誓的条款,如序言第一段,应将其理解为“文化成果”的“文化”;也有法规范意义上的规制,如第八十九条第七项,国务院有“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既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如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也附加义务于国家,如第十九条第一款“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而通过对“文化”一词词性的剖析可知,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当中,“文化”有作为名词和形容词这两种用法,前者如“序言”第一段,“……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后者如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但主要用作形容词。

   与此同时,“文化”往往又与其他形容词并列以作重要定语之用。具体而言又多与以下一些词汇相组合:

   第一,与教育、科学等词并列,即为我们惯常所称之“教、科、文、卫”组合,如“序言”第六段中“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一句。

   第二,与经济或物质相对称,似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对称逻辑,如第十四条第三款,“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又如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第三,与“理想”、“道德”、“纪律”、“法制”相并列,似为对“精神文明”具体内涵的阐发。即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所言,“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当然,文本当中的具体规定显然不会迁就任何一种学理上的逻辑概括。正因为如此,规范与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统一”,抑或“统一对立”;也正因为如此,规范和事实才显得同等重要;还因为如此,“文化”一词在我国现行宪法当中的具体运用并不完全遵守以上“并类规则”,而是根据具体的制宪意图予以制宪功能意义上的补充。比如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之所以将“政治”和“技术”、“业务”缀于“教育”之前,显然暗含着制宪者对“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劳动者业务素质的要求。

   另外,“文化”所修饰的名词很多,“事业”、“生活”、“水平”、“工作”、“遗产”、“自由”、“特点”,不一而足,甚至还包括“交流”、“发展”、“教育”、“活动”这类用作名词的动词。由此似乎并无规律可循。

  

二、“文化”在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涵义

  

   (一)狭义“文化”

   前文推论,“文化”与“理想”、“道德”、“纪律”、“法制”相并列,似为对“精神文明”具体内涵的阐发,其原因在于可寻史料的记载。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彭真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以“八个主要问题”系统概括了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个“问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而紧接下来的第五个“问题”则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并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一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二是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接下来的第六个“问题”则进一步说明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缺少的条件。”[3]

   在此之后的11月26日,彭真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报告》特辟“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节来系统阐释支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向度,即“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并将对“文化建设”的讨论置于“思想建设”之前,而有别于此前的《说明》。《报告》指出,“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纲》,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将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文化各自单列一条。这比草案中合为一条,加重了分量,也充实了内容。”[4]由此可知现行宪法当中的“教科文卫”语词组合确定于当时的“全民讨论”,但客观地说,设定这一语词组合“提案”的主体仍然是实际的修宪执笔者。亦由此不可否认的是,修宪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一种政治性的事件。

   总之,现行宪法乃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纲,以“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为目,凸显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诚如许崇德先生所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总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宪法的一个新的内容。我国以前的宪法都未曾出现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世界各国宪法也不多见。1982年宪法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重要内容,是宪法与宪法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5]而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运用,作为修饰语的“文化”在我国现行宪法当中乃更多地指向一种不包括精神、思想等“形而上”内容在内的“形而下”的文化“活动”或“事业”。由此可知“文化”一词在我国宪法文本当中的“狭义”运用如此。

   (二)转型“政法”

   与此同时,《报告》特别指出,“文化建设的条文中没有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是考虑到:第一,作为公民的权利,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写了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就是说,已经用法律的语言,并且从更广的角度,表达了这个方针的内容;第二,科学和文化工作中,除了这项方针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基本方针,不必要也不可能一一写入宪法。”[6]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以来,“双百方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而其精准的比喻又内在地包容了创作自由的核心理念。同时不得不承认,这种通俗、质朴,简洁、生动的语言风格比之于严谨而刻板的法律术语更具“文化”传播的效能。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表明,《报告》体认“作为公民的权利”的“言论、出版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并认为用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概念”来表达政策当中所蕴含的“观念”具有“更广的角度”[7]。

   由此,所谓的“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与“双百方针”之间的关系似可理解为:首先,在我国,作为国家政策的“双百方针”同作为公民权利的“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存在内在精神和义理上的共通性;其次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政治观念对法理逻辑的主动遵从。作为现代“法制”的法,不仅有其特定的逻辑形式,更有其特殊的逻辑要件。那么,有意启用“权利”和“义务”这对法的逻辑要件,并将二者“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运用到法文本的“谋篇布局”当中,进而在一国的思想、精神领域真正实现政治观念向法理逻辑的回归。

   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做一番审视,则即使单从表述的形式上来看,这种政治色彩的又一次有意退隐,及由此带来的政策用语向法律术语的转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型的时代特点。这种转型不仅是“制度性”转型,同时也是“制度的”转型。前者表示新中国开始尝试具有“可预”功能的法律之治;后者则预示着这种法治之“制”将要在中国得以型塑,并进而型塑这个国家。似乎由此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国特定的“宪政时刻”,则对中国宪法的研究又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同时,“这是不是说明,改革的动力早在原体制内部就产生了?”[8]则又或为破解当下的政治命题提供了一种宪政的视角。

当然不管怎样,公民权利和国家义务的“各就各位”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则有不予干预的义务,亦即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宪法的其它条文中,又不仅仅只是允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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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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