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的宪法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17-05-06 02:02:57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宪法实践   宪法实施   宪法监督  

杨凡  

   摘要:  历史地看,现行宪法的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随之出台的现行宪法则是对这一新的历史开始的法理确认和法制记录。世易时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仍是认识和理解“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时代主题的出发点和切入点。然而学界论宪法实施,多以西方宪法实施制度为脚本;又或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对“宪政”一词口诛笔伐。一直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理论同国法实践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当代中国政治的某种理论分离,甚至人为割裂。该文希望宪法学的研究,能够留意到新中国后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执政伦理同法制实践的历史共时性与内在统一性;希望能在某种理论程度上弥合二者之间的价值断裂。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人文价值;宪法实践;宪法实施;宪法监督

  

问题的由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至此,中国社会开始了革故鼎新的伟大征程。随后的1982年12月4日,现行宪法即获通过。诚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是以新的宪法精神浇筑新的治国伦理,此一新精神与新伦理间的历史关系与时代意义岂可分而视之?反观我国宪法学界,无论是对现行宪法价值取向上的研判,还是对现行宪法实践功能上的研讨。要么以西方宪政历程为参照坐标,言必称英美德日;要么认定“宪政”为所谓“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派”所独有,而将当代中国的宪政诉求喝斥为西方反华思想的利器。二者今日之分裂几使今日之宪法难言自尊,二者今日之撕裂几使今日之中国难言自立,二者今日之决裂更使今日之中国人难言自信。其实,操戈的同室恰恰同源于一种“心眼”的自卑,不能客观地看待新中国6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30年来的制度经验积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时代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政法制度的主体独立性,更开拓实践了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制度创生道路;既与西方宪政模式划清了界限,也彻底挥别了唯一社会主义的教条义理。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着同传统中华文明遥相呼应的精神共性,不独是对新中国前30年政治伦理的自我扬弃,还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要义的打并打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文价值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价值多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角度来予以强调和论证。而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文价值才是其理论光辉真正闪耀的地方。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抚今追昔,我们更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文义在于,尽管周朝是一个承袭了以往国家主权、领土、人民与文化传统的旧邦,但它有自己新的使命、新的命制(制度)、新的命名,以及新的治国理念与治国逻辑。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以人文品格与人间秩序的塑造为文化极则的文明形态。它强调文以人传又人以文传,强调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精神与民族品性。一以贯之之下,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号召新中国的人民,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脉相承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特别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其中。这无不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旧邦”无疑;但其使命、命制又总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说“特色社会主义”的命制又是“新命”的代表。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以仁爱亲民为最高文化精神的人文国家,那么今日中国则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诉求的现代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一个有着巨大理论与制度包容性的概念。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同时更注意“拿来”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和制度成果。这便是“特色”二字的精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现行宪法的实践

  

   从法的规范意义来看,现行宪法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①而隶属于“思想建设”之首的马列毛邓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则又统领着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因此,我们可以说现行宪法的理论核心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命题,即都是在以上这些思想理论的指引下成型和完善的。与此同时,现行宪法的起草、审议、出台,以及此后的四次修改又无不贯穿了人民民主思想,而这一思想正是“民为邦本”这一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理念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传承和发扬。

   (一)现行宪法的出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结果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参与了现行宪法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过程。据他事后回忆:“宪法的起草和通过,都坚持了发扬民主这一重要原则。” [1]从起草到群众座谈,从征求意见到社会调研,从草拟几十稿草案到整理研究几百万份的全民讨论意见,无不凝结着一代宪法学人的赤诚与心血。可以说,人民民主思想的贯彻本身就是对我国现行宪法最大的实践。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现行宪法内容的又一主要特点。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权力均属于人民。这是设立我国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为了落实这项根本原则,不仅强化了民意代表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的法律地位,还明确规定一切国家事务、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最终管理者为全国人民。其次,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以此突出公民在国家法律秩序中的优位。甚至通过对村委会和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将人民自主的理念推行到了地方最基层。而为落实以上这些文本规定,现行宪法首先在序言当中宣告了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效力,又在第5条明确这种地位和效力的基本内涵,即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种统一和尊严又首先表现在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均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其次是任何机关、政党、社团、企事业组织及武装力量都必须遵守宪法,以及经由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秩序。而一切违宪和违法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不存在任何可以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除此以外,现行宪法还明确规定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秩序。不仅如此,现行宪法还特别规定有针对少数民族人民和港澳台民众的保障性制度,从最为广泛的角度保证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些都从宪法制度的层面,为宪法的广泛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现行宪法的修改是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主题的成果

   此后,现行宪法又先后历经4次局部修改。第1次修改不仅提高了私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放宽了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渠道,激活了社会的活力;且增加“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迈出了重视和保护私有财产的第一步。第2次修改则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使之成为指导新时期整个宪法实践的核心法理。另外这次修宪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国策。其相关制度措施则有根据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原则,而将原来条文中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又将“联产承包责任制”入宪。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权力逐渐退出私人经济生活领域。此次修宪还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3年延长为5年,进一步稳定了基层政权的建制,以此确保基层群众拥有更为稳固的参政议政权。

   现行宪法的第3次修改则首先完善了整部宪法的指导思想。即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国民经济“松绑放权”:一是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作出调整。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为共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将这一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确定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特别强调了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及国家义务。二是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模式。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探索并成熟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及时写入宪法。三是在社会治安领域,将过去所谓的“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将人民民主专政落实到社会秩序综合治理的层面。当然,此次修宪最为重要的举措当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文本。从“法制”到“法治”,从“以法治国”再到“依法治国”,其实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指明了制度方向。

   第4次修改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之下,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巨大变化。如在序言当中增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把“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更有利于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伦理贯穿到现代国家建设的法理逻辑当中。即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同现代国家建设的参加者之间是一体同生的关系。领导者从参加者而来,同时集中代表参加者的意志、集中参加者的力量。也因此而成为“民主集中制”的又一理论根源。而将“有中国特色”修改为“中国特色”,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决心。同时也在法的规范意义上,使得我们对有关“道路问题”的回答更加明确。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法规范本身的规范和严谨。不过此次修宪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还在于宪法对人民主体性的最新表述。不仅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样的具体制度上的增补;也有“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民生战略;还有合法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以及国家须依法定理由,并依法定程序才能对其征收、征用的开创性规定;更有新增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成为现行宪法又一价值坐标。不但成为整个“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价值导向,也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之最终目的的回答。至此,现行宪法已基本完成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文明的建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评价其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2]。

   (三)现行宪法的实施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

有学者曾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四个角度分别论述了现行宪法的实施情况:就现行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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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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