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 姚选民: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 次 更新时间:2017-05-02 15: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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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姚选民  

   摘要:纵观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大体可分为三大阶段。在第一阶段“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国民革命”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但同时亦认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要服务于“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即“国内革命运动”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革命需要解决农民问题,而且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中国社会革命的不断前行,直至最终胜利。在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也走入了某种误区。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及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农民问题;毛泽东;探索

  

   毛泽东关注农民问题,既有主观方面因素,亦有客观方面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毛泽东成长在一个农村富裕家庭,在信佛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对贫弱大众有一种天生的同情情怀①。十四五岁时曾辍学,读书常常到深夜,“有一天忽然想到,小说书里有一点很特别,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②。他青年时在韶山、湘潭、长沙等地游历,见到“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③。这些成长经历让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直观体验。就客观因素而言,投身革命后,毛泽东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的发展及前途命运问题。受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后,毛泽东在冷观当时中国革命现状及对传统农民运动进行反思④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助推革命前进的门径⑤。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毛泽东陈言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①中国革命的后来走向也印证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②关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及探索,本文拟从一种相对宏阔的历史演进视角展开研究。

  

一、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在“国民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以前这一时段),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可概述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③。

   首先,“国民革命”旨在解决农民问题。“国民革命”要为农民这一群体争取利益,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具有一种主体地位和意义。“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④。作为“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体是革命力量的朋友。“国民革命”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农民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⑤,“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⑥。当农民运动受到非议时,毛泽东直率地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这是“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的主要方面。

   其次,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助推中国革命前行。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是有一定现实考量的。“国民革命”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农民这一个群体的问题,还有更高、更多的目标和任务,但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更高、更多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助推中国革命前行。毛泽东说,要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⑦,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⑧。就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而言,毛泽东认为,能够保护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⑨。

   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地找到了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法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而要真正开启“法门”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前进,还须仰赖客观历史条件的演进变化。

  

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可概述为:农民问题的解决要适应“国内革命运动”的新情况。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处境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本身不再是主要目标,保存“革命火种”、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才是主要目标。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惨痛的教训,毛泽东深刻意识到了革命政党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①。“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赴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要迅速集中,不能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能再徘徊观望。同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②。如何才能让革命政党拥有和掌握革命武装呢?毛泽东的回答是,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农民群众要保护他们的革命果实,必踊跃参军,支援革命战争。在“国内革命运动”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及探索主要涉及的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③。这一时期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方面,缘于国共合作的破裂及国民党退化为反动派,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以前“国民革命”时期的分配方案相比,有着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缘于“国内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在该时期内农民土地分配方案也常有变化。

   具体来讲,就对土豪劣绅的态度而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后两个时期,毛泽东都主张,他们的土地要统统没收,“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④。不仅如此,终其一生,毛泽东对土豪劣绅的政治态度都是完全打倒,从没变过。就对地主阶级的态度而言,在“破裂”前的“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不打倒地主”,只进行经济没收,没收一切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给以妥善安置。在“破裂”后的“国内革命运动”时期,1927年毛泽东主张,“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甚至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因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否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要停止工作⑤。并且,“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⑥。就对富农的态度而言,在“破裂”前的“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富农是要没收的⑦。在“破裂”后的“国内革命运动”时期,1928年毛泽东主张,没收一切土地为苏维埃政府所有,平均分给农民(包括富农)①;1929年毛泽东提出,要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②;1933年毛泽东主张,富农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③;1935年毛泽东指出,“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也是不对的”④。就对贫农中农的态度而言,在“破裂”前的“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被没收⑤。在“破裂”后的“国内革命运动”时期,1928年毛泽东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包括中农的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平分给农民(包括贫农、中农)⑥;1930年毛泽东提出,准许实行“新租田制”,“无劳力的人把田租与有劳力的人耕,佃户交租谷与田主”⑦;1935年毛泽东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⑧。在“国内革命运动”时期,亦即在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时期前,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成型观点是:“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⑨。

   历史事实表明,在“国内革命运动”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及其实践,对农民土地分配方案的适时调整,不仅为下一时期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时期农民问题的解决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种,并发展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革命力量。

  

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可概述为: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要有利于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就是说,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对农民问题的解决要服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的需要,服务于中华抗日战争。突出表现是,对地主阶级态度的调整和对农民问题解决力度的调整。之所以如此,毛泽东的解释是:“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能减弱。但在亡国灭种面前,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不妥当。”?瑏瑠“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

   具体来讲,就对地主阶级的态度而言,在“国内革命运动”时期,毛泽东主张,消灭地主,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只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①。而当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1936年毛泽东主张,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使他们能够进行生产,而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并且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②;1937年2月,为激发国民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性,毛泽东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③1940年毛泽东提出,对一切非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土地实行改良政策,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同时不能减得太多,不能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能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这样调整理由是,“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④。

就对富农的态度而言,在“国内革命运动”时期,毛泽东主张剥夺富农,但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1935年毛泽东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⑤。1936年毛泽东主张,富农的土地不被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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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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