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钢:桐城派文论中的“求实”与“通变”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17-03-22 17: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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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钢  

  

   [摘 要]桐城派通常被文学史视作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本文将对“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以及被视作桐城派奠基人的戴名世的文集做文本的细致研究,力图从初创者们不限文体范围的文章中广泛搜寻贯彻桐城派始终的文人创作精神和作品风格内核。“求实”和“通变”是研究后对桐城派文论的总体性概括,它们最早反映在早期桐城派文人那里,又凭借师承的传统影响到后代文人。“求实”和“通变”是文论的具体体现,这两个层面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共同筑成桐城派的理论核心。这两个层面也是本文将探讨的。首先是对文人创作的要求,具体地说是对成文的内容、形式,和谋篇布局的章法的要求。文有文的道义,文有文的辞章尺度。文也是对文人品格的反应,桐城派文论认为它应当是对以儒学理想状态为目标的理学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第二个层面,它与第一个层面交叠成形,互为道义两面。往前说,桐城派捕捉到了儒学历史中先秦儒学家和宋代理学家两个支点;往后说,“求实”和“通变”的理论核心是活动的,它不断被文人演绎,并对中晚清文人精神状态影响深远。因此,研究作为桥梁起连结与传递作用的桐城派和它特殊的历史地位也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关键词] 桐城派  求实  通变

  

   引子

  

   桐城派兴于清代康熙年间(1661-1722)安徽桐城(今桐城、枞阳、安庆)一带,至雍正(1723-1735)、乾隆时期(1736-1795)到达鼎盛,它的文学创作理论和美学思想对清代中晚期文人产生过深远影响。曾国藩(1811-1872)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率先将桐城文人以文派称,他说“乾隆末年,桐城姚姬传先生姚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又说“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1]据清末民初学者刘声木(1876-1959)《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考证,广义的桐城派文人包括早期桐城鼻祖及受其师而承者,包括往后数百年受桐城派文化影响的在地文人,共计一千两百人余。[2]因而,桐城文派是清代自盛朝到衰败影响时间最长、文人数目最多的学派。因桐城派而兴起的桐城派古文运动同样影响深远,桐城派的文学及美学思想正袭着这一次运动传播开来,尤其是他们的散文理论。尽管和唐代古文运动相比,桐城派文风不如那样宏博。文人自身也不居朝廷要职,无法像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那样带动整个文坛风潮的改变。然则,因循师承自成一派且留传久远的创作主张却独树一帜。

  

   桐城派的创作文体广泛,除了针砭时弊、记叙说事、人物描摹、寄情山水的散文,也有墓铭表碑记。自被称为“桐城三祖”的桐城文学思想奠基者方苞(1668-1749)、刘大櫆(1698-1780)、姚鼐(1731-1815)往后,桐城派文士创作诸文体的文风都不脱关联地继承和发扬了三人的思想。桐城派文风既重绳墨,又尽量避免浮词浪藻,文字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方苞揭橥“义法说”,影响了桐城“四大弟子”管同(1780-1831)、梅增亮(1786-1856)、方东树(1772-1851)、姚莹(1785-1853)及往后文人的创作,由规矩衍发流畅简洁的散文风格。刘大櫆是姚鼐的老师,是传承的一环。他的思想在桐城派早期以承接方苞为要,这给姚鼐“御精遗粗”的思想以启发。总之,贯穿桐城派始终的创作思想有二,“求实”和“通变”。本文将探讨隐没在桐城派创作下的这两个关键词于戴名世(1653-1713)与“桐城三祖”处显露的端倪,亦即对桐城派在从无到有中,由式微到鼎盛间,始终遵循的创作精要的寻觅,讨论其缘起、发展、递变的过程和细节问题。

  

   一、义与法

  

   “义法说”被视作桐城派创作理论的总纲,发端于“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3]可概括为“言之有物”与“言之有序”两点。方苞认为此二点为成文之根、立论之本,脱离了它们文就不成文了。从《又书货殖传后》文末:“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4]看出,方苞认为《左传》和韩愈(768-824)的文章最成文成体。义法是成文的途径和策略,“义”与“法”的讨论可转变为对古体散文“内容”与“形式”的讨论。同时,方苞限定了内容与形式的讨论范围,因为他对文体本身提出过要求。他认为写作须落实,反对玄想空谈。他还认为义法源于“经史子集”中的“经”和“史”,宋代理学和先秦以降日趋成熟的汉学原典,包括《春秋》、《国语》和汉代《史记》应成为当世文人效法的前鉴。本节将讨论在桐城派文人创作的具体情境下,因义与法的配合而生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还将讨论文人对严格的遵古尺度的解读和生发,以及义法的通变在文学史、思想史中的定位问题。

  

   1义与法的关系

  

   方苞在《史记评语》中评《秦始皇本纪》时说:

  

   后世碑铭有序,本此。此载群臣之语故系后,后世序列时君事迹故以冠于前。而私家之碑铭亦式焉;皆法以义起,而不可易者。泰山刻石无后语,封祠祀天,不敢列群臣名爵也。下诸铭无后语,举一以例其余也,备载则赘矣。

  

   与李斯传异;盖传闻不一,无所据以征其信,故并存而不废也。[5]

  

   方苞在《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中又说: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

  

   ……

  

   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邪![6]

  

   这两段文字除了再次把《左传》和《史记》提到很高的地位外,方苞还提出义与法的关系的两种情况。一是“法以义起”。方苞认为义与法的配合是一个内容与结构的约束整体,“法以义起”的关系不能倒置。文章所言之物决定了言说规则,这是铺排事物、论点以成文的秩序。内容主旨的变化决定了写作规范的变化,议论与叙事的文章须采用不同的写作规范。[7]比如方苞点评《史记》中伯夷、孟子、荀子、屈原列传时说,不应混淆议论和叙事:“《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8]如果按照叙事文体的写法写伯夷、孟子、寻子和屈原“四君子”,将难以将有关“道德节义”的片段述说成篇。

  

   义与法的关系的第二种情况是“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方苞认为欧阳修(1007-1072)的文章虽然学着《史记》的规矩,但是盲目效“法”,致使内容有生搬硬套的嫌疑,给后世效法欧阳修的人也带去不好的影响。《史记》中一些篇章的夹叙夹议出于司马迁(BC139-BC86)的意愿,借古事比拟当下事,积怨发愤不得已为之。欧阳修忽视了这一点,误以为《史记》的所有篇目所著都出自通用的文法手段,于是不解义与法的微妙关系而套用成文。方苞在此强调的是作者构思的过程,这与文体无关,但与作者计划用何种文法讲述或议论有关。他分析了《左传》中各种写作方式,进而对作者对不同内容和主旨的每一篇文章做出还原,还原出整个谋篇布局的过程。不仅叙事对象和议论论点与方法影响文章的表现力,合理的结构和形式安排也会让文章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并间接影响到作者叙事和议论的表达。因此,义法的交错相通直接体现在文辞的表达效果和文章的成就上面。

  

   2“诸体之文,各有义法”

  

   说无论是叙事、议论或夹叙夹议,散文的成文方式须文法有序,遵循“义法说”的创作标准的时候,是某一文体内部的讨论范畴。但除了议论和叙事的散文,还有其它文体类型。不同文体间的义法各不相同,而处理不同文体类型义法的办法也各不相同。方苞把各文体的义法提练为两个关键要素:材料和篇幅。

  

   蒙谕:为贤尊侍讲公作表志或家传。以鄙意裁之,第可记开海口始末,而以侍讲公奏对车逻河事及四不可之议附焉,传志非所宜也。盖诸体之文,各有义法,表志尺幅甚狭,而详载本议,则拥肿而不绳墨;若约略剪裁,俾情事不详,则后之人无所取鉴,而当日忘身家以排廷议之义,亦不可得而见矣。[9]

  

   方苞认为表和志有“尺幅狭小”的特点,因此文人作表志时须对材料做出取舍。并且,文人决定动笔时,还要考虑材料的详略。总之,对于篇幅较小的文体,文人应当取舍材料、剪裁材料,才不至于累赘。此外,方苞还指出同为史书的《左传》和《国语》也能细分成两种体例。记述史实时,《左传》对某些情节以一两言总提,《国语》却因国别体的原因,对细节书写较多。[10]方苞对节制材料的要求还体现在人物刻画上。无论是什么文体,在刻画人物特点,突出人物性格时都要依这种文体的写法去写,不能让内容和章法脱节。在《与孙以宁书》中,方苞批评了各家对一位身份不明的孙以宁所作的传记都未抓住其主要特征,无法凸显人物的内在精神: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宋元诸史,若市肆簿籍,使览者不能终篇,坐此义不讲耳。[11]

  

   因此,只有把握材料的取舍、词句的节制,并将内容安排详略得当,桐城派散文才能避免文辞杂殳与空疏流弊。选材完成后,作者应注重文体的整体布局。方苞像教科书一般解读了组织材料的办法,使“义”成为一个周严的整体,达到期冀的表达效果。其间不乏方苞朴素的辩证法的文论思想。

  

   其一,如前文引述的方苞《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所言,组织材料完成谋篇布局的重点在于“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有的文体需要在叙述中途止住,插入议论,这是许多文人能够做到的。困难之处在于议论完毕后,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不露声色地衔接上先前的叙述。不同的作者、不一样的创作背景所写作的不同文体将直接影响到这一成文策略。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的《韩之战》篇列举了《左传》中对“韩之战”的刻画,他认为这是叙事材料选择得当的典范,不仅符合详略得当、虚实有致的原则,对人物的正面和侧面描写也能融为一体,没有瑕疵。

  

其二,“因时作文”的文体对探索不同的义法策略提出要求。依照方苞的论点,不管是先秦做国别体史书的论者,还是汉代史学家、经学家,抑或宋代理学家,他们的写作都没有朝着某一标准化路径靠拢的考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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