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4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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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即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从前近代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以及20世纪上半期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肇建。现代中国国家之最基本特征,是其既“大”且“强”,亦即辽阔疆域及多族群人口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的结合,从而在现代世界诸民族国家中独具特色。本文从宏观的比较历史角度,审视了中国的国家转型的历史实际,对有关近代国家形成的经典文献中所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之规范认识提出质疑,同时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界定和分期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国家转型   地缘战略   财政构造   政治认同


一、问题所在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年,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整个研究范式而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80年代及此前数十年,人们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共产党革命为什么取胜?究竟是长期的结构性趋势还是偶然的人为因素导向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仿效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极权制度,还是受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走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人们对所有具体的历史或现实问题的研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以这些根本问题为出发点。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西方对峙四十多年的冷战,似乎最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告终。在此背景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受东西方对抗所形成的问题意识,以及受对立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在新的地缘对抗和相应的问题意识产生之前,人们的研究兴趣也从过去所关心的重大政治事件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逐渐转移开来,纷纷埋首于过去被边缘化的支离破碎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抛却过去借自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转而拥抱种种后现代的理论和新文化史方法。然而,最近一二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大幅提升,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悄然发生改变,从冷战后的美国独霸,逐渐变成以中、美两强为主导,加上欧、日、俄、印同台唱戏的全新格局。在中国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领域,与新的地缘现实相关的新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导致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以及相应的宏大历史叙事的重构。人们或隐或显地流露的一些根本性关心包括:到底今天和今后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家?她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帝国?她是否具有西方那些“正常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生命力,还是作为一个整合失败的帝国,最终会四分五裂,回归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正常状态?今日中国所呈现的经济政治制度特征,究竟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缺乏生命力的非正常安排,抑或一种形成中的全新发展路径,可以替代欧美历史和现实所体现的现代化模式?人们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并且较多地是从全球史(而非过去的国别史)的视角,重新研究从清代国家形成、晚清近代化转型、国民党国家、共产党革命,到1949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从目前情形看,一种颇有影响的倾向是视清朝国家为征服王朝或帝国,视清朝覆亡后的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为一种非常规路径,进而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合法性提出质疑。

   本文试图在近一二十年国内外学者有关清代和民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检讨与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形成过程相关的若干问题。为此,我们不得不从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认识入手。

   (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在有关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国家形成的种种解读中,一个常见的做法是把帝国与民族国家加以对立,视彼此互为反题。现有的帝国史和民族主义诸多著述,均强调了这两种政治体系之间的反差。在这些文献中,帝国总跟好战、扩张、奴役连在一起。不同于现代国家之由享有共同的族群背景或文化传统的人民所构成,且由其政府直接加以统治,帝国的最基本特征,据经典的解释,是其多族群、跨文化的人口构成,及其对殖民地、属地或朝贡国的间接统治。一个现代民族总是透过弘扬其族群特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来建构内部的认同感,而帝国则倾向于拥抱世界主义,声称其思想和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个现代国家总是以平等的立场界定其与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帝国则总是建立在一种等级秩序之上;相对于其核心地带,那些被征服的土地总处于边缘地位。①

   现有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解释,多以西方国家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强调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在理想状态下,国家的疆土与有着共同传统和认同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②其二,一个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对于其边界明确且固定的领土,拥有排他的各种权利,并且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跟所有其他国家地位平等。③其三,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归其人民而非君主所有,理想的政府形态应当是欧洲十七八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构想的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基础的国家,或者是后来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日渐流行的体现主权在民的代议制民主国家(Morgan, 1988;Yack, 2001;Bourke and Skinner, 2015;Tuck, 2015;Lee, 2016)。

   不用说,民族国家晚至20世纪才在世界上大行其道。随着欧亚大陆旧式帝国的衰亡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人民纷纷效仿 19世纪拉丁美洲之先例,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新兴国家”次第成立。尽管其历史不算久远,但是人们还是将今日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视作理所当然,把现代世界史上的国家形成,等同于一个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直线过渡,认为帝国只不过是一种由征服所造就的前现代世界之遗存,必然走向衰亡并让位于体现人类理性抉择和自由意志的现代民族国家(Emerson, 1960;Mehta, 1999;Muthu, 2003;Pagden, 2003)。

   晚近的研究揭示,关于民族国家的此种目的论预设,很少跟现代世界的国家建造的历史实际相吻合。以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为例,尽管其中的一些主要国家,如英格兰(不列颠)、法兰西以及西班牙,在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通常被视作经典的、界定明确的早期“民族国家”,但是军事征服和殖民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却起到关键作用,其情形跟帝国的形成过程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如果我们把视野转移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会发现英、法、德等列强之间的民族主义对抗,包括它们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和走向全球性帝国的过程,使得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此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究其实质而言,是帝国主义的;尽管所有这些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均视对方为民族国家,但它们都力求在全球扩张,打造海外殖民帝国。历史学家贝利(Christopher Bayly)因此精辟地写道,“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均属于同一现象” (Bayly, 2004:230)。库马尔(Krishan Kumar)也说,“如果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作帝国的话,那么,帝国(尤其是现代帝国)也无非是民族国家的放大而已”(Kumar, 2010:133)。④

   (二)中国的历史实际

   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以及所谓“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不仅不适用于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也不能用来解读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尽管不少研究者视此范式为理所当然。中国在过去数个世纪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历程,在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对“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以及民族国家的目的论构成挑战。

   先就清朝 (1644—1911)的形成而言,自从17世纪40年代取代明朝、控制内地各省之后,直至17世纪90年代后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并未从事领土的扩张。此后几十年中,清朝虽然通过一系列征战,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正式纳入自己的版图,但在18世纪50年代之后,又停止了扩张。此后直至19世纪后半期跟西方及日本发生全面接触和冲突之前,其疆域一直保持稳定,并无领土的重大得失。可以说,战争和扩张在清朝入关之后的漫长历史上,是例外而非通则。所有这些,都跟世界历史上诸如奥斯曼这样的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历史自始至终充满与其竞争者之间的征战,疆域也一直处在不断扩张或收缩状态;这些帝国没有固定的边界,只有前沿地带,亦即“暂时的外在极限,帝国的军队只能在那里停止,无法进一步推进”;这些地带只是“帝国与帝国之外的人民之间一种具有弹性的军事和经济接触地带而已” (Opello, 2004: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要么通过条约或协议,要么透过习惯性的分界,跟周边邻国均有相对固定的边境,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边界地段驻扎军队或有兵力巡防 (孙宏年,2006,2011;Liu, 2010:11)。边疆之外,清朝还对周边的一系列小国维持宗主权;后者定期对清廷朝贡,但它们并不在“中国”的疆界之内,清廷从未视之为其疆域的一部分。

   因此,这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清朝到底是否为一个帝国?它为何在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期间从事扩张?又为何在此之后终止扩张?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清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保守自己的疆域不变,直至欧洲列强的到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清代得以长期在国内维持和平与秩序?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国家,亦即人民共和国,乃是转经民国,间接地建立在清朝的疆域之上。清朝如何奠定并统治自己的疆域,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生命力,十分关键。我们将以此为历史基点,判定“帝国-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

其次,不同于欧洲国家之在国际法架构下相互承认主权,亚洲和非洲的传统国家在达到西方列强加给它们的“文明”标准之前,一直被当做落后、原始的群体,不配享有主权,而被排斥在这一源自欧洲的国家体系之外。它们之被卷入欧洲中心的国家体系,只能意味着遭受西方列强的征服和殖民化,一如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实际经历的那样(Obregón, 2012)。中国在19世纪也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被卷入了全球性的国家体系。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东亚唯一的主导力量,并声称对周边所有国家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中国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尤为困难和漫长。对晚清中国而言,最大挑战是放弃自己一直宣扬的世界中心地位,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并终结与周边附属国的宗藩关系,承认它们的独立。中国当然不愿这样做,除非遭遇到了无法抵抗的外部压力。因此,在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之前,它不得不屈服于那些军事上击败自己的列强的要求,比如治外法权、固定关税、割让土地以及给予列强单边最惠国待遇。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保存大体完好。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清朝之在1911年终结,并没有导致边疆脱离中国;相反,清帝在退位之际,将其版图完整地由新生的中华民国加以继承。因此这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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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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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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