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3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8:50

进入专题: 国家规模   族群构成   价值体系   人力资本   国家定位   元实力  

李怀印  

   【内容提要】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力迅速提升的终极动力何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潜力如何?不同于既往研究之侧重于市场、产权和微观激励机制等具体而直接的经济因素,作者转而从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视角,聚焦于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等较为间接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认为这五个因素汇聚于一起,形成了超乎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影响力之上的“元实力”,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国家竞争优势。相对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可变性和短暂性,它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也必将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成功驱动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本文首先检视了支撑元实力的五个要素,继而分析了元实力释放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最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关键词】 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国家定位,元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0年起,中国经济总体实力的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现象。以中国经济总量(GDP)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间的排名而论,1990年中国仅居第11位,不仅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也低于伊朗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到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排名第六;2002年,超过法国,排名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排名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崛起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另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弗格尔(Robert Fogel)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的40%,而美国的GDP仅占14%(Fogel, 2010)。在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Ronald Coase)和他的合作者王宁看来,这样的估计可能太高了,但也“可能太低了”,因为中国的经济生产率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Coase and Wang, 2012:180)。

   如何解读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稳步提升的地位和影响力?迄今为止,海内外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往往集中在经济层面,聚焦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显而易见的直接因素。例如,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库珀(Richard Cooper)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变革历程时,把市场机制的引入、外资的引进、外资的引进、外贸的扩大、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加等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Cooper, 2018)。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及其合作者,除了指出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所形成的微观激励机制之外,特别强调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参与国际分工所起的驱动作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科斯和王宁在解读中国的经济起飞时,则特别强调“市场化转型”的重要性,即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经过80年代国营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1992年的价格改革、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1997年以后的大规模股份制改造,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Coase and Wang, 2012)。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市场化转型,给中国带来了经济自由和私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作为市场经济的推崇者,科斯热情洋溢地声称“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并且呼应《时代周刊》的说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Coase and Wang, 2012:153)。

   所有这些解读,当然都是正确的,却又是不充分的,甚至没有抓住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说它们正确,是因为相对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和增长速度而言,80年代以来在农业、工业和其他各部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确克服了原有体制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我们不再是从纵向的角度寻找中国经济迅速成长的原因,而是从横向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的崛起现象,那么上述经济学家所提供的解释,一下子会显得苍白无力。先看农业领域。以家庭为主体的个体生产方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并非为中国所独有;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之前,家庭农耕在中国也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改革初期从集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最多只能说一时释放了原来在集体制下被束缚的潜能。同样道理,改革以来的一系列市场化和非国有化的举措,也只能说释放了原来在企业依靠国家计划的所谓“大锅饭”和劳动者依靠企业的“铁饭碗”体制下受到限制的潜能;如果跟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同样不具说服力。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以及非国有企业在经济总量和就业人口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早已存在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方面都超过了中国,却并没有出现中国这样连续几十年快速增长的过程。

   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和国力迅速上升的终极力量到底何在?

   为了回答此一问题,本文将撇开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由以往的经济学视角,转换至社会人文视角,专注于那些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若干因素,从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前景,提出与以往不同的解读。

   具体而言,下文将集中讨论这样五个因素,即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全文的主体将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讨论这五个因素。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在这五个方面享有巨大优势。第一,中国的巨大规模,尤其是占世界最大份额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发展升级;第二,中国人口虽然规模庞大,却在族群和文化上高度同质,为商品和信息交流、社会整合和秩序稳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中国社会对教育和智力开发的高度重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享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为各行各业生产率的提高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四,中国社会主体的非宗教性质和价值取向的世俗主义,为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第五,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引领作用。

   上述五个因素,如果单个地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也并非为中国所独有。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五个因素同时存在,汇聚在一起,产生了某种乘法效应,远远大于单个因素简单相加对一国经济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的五位一体,共同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五个因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所蕴育的产物,都是内在的和具有传承性的。相对于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显性的制度及其对经济的直接作用,上述五个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成长所起的作用大都是隐性的、间接的;相对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可变性和短暂性,它们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比起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经济制度,也更为持久和更为根本。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不妨把这五个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相连的隐形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终极驱动作用,界定为一种超乎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影响力之上的“元实力”(meta-power)(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界定,见本文第六部分)。

  

一、大国的优势

  

   这里所谓的国家大小,并非仅指领土面积,甚至主要不是国土大小,而是主要指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相乘所产生的经济总量及相应的市场规模。

   有关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交换产生分工,分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分工的程度本身又受制于市场的规模(Smith, 1994:19);换言之,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越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规模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渐受关注。研究者多认为人口规模与经济成长成正比关系;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生产专业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也越快(Khalaf,1979;Simon and Gobin, 1980; Firebaugh, 1983)。

   迄今为止,对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勒西纳(Alberto Alesina)及其合作者。他们总结了规模(就人口和生产总值而言)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一是公共产品生产和维持的人均成本较低,纳税人口越多,人均负担越轻;二是大国不易遭受外来侵略,国家越大,安全越有保障;三是大国可以协调、减缓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加强跨地区整合;四是大国的部分地区一旦受灾,可获全国支援;五是大国内部的贫富地区之间,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手段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六是市场规模最重要,虽然在国际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市场本身并不完全受国境的限制,但国与国之间的各种障碍依然存在,总体而言,市场规模越大,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通障碍越少,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Alesina and Spolaore, 1997,2003; Alesina, 2003; Alesina, Spolaore, and Wacziarg, 2005:1503-1504)。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公共产品方面的低人均成本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以国防为例,2016年中国的军费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9%,无论跟周边国家或地区,还是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比,几乎是最低的(美国为3.3%,俄国为5.3%,法国为2.3%,英国为1.9%,印度为2.5%,韩国为2.7%,越南为2.4%;日本例外,受其“和平宪法”限制,仅为1%)。①同样,中国人均国防开支仅为153美元,与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比也是最低的(美国为1886美元,俄国为481美元,法国为858美元,英国为731美元)。②再以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率为例,中国为1.6‰,也低于周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低(美国为4.2‰,俄国为7.1‰,法国为3.0‰,英国为2.4‰)。③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可以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民用生产和建设方面。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相对于经济总量或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国防开支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但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意味着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额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2016年达到215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6111亿美元),④从而确保中国的国防拥有足够的军事科技和装备实力,保障国土安全。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地区和平反过来又有助于经济建设。事实上,中国自从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已经近四十年没有介入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战争。这样和平安宁的局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仅见的,同时也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本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内部系统的、细密的分工成为可能;借助业已形成的高度发达的运输和通讯网络,在几无贸易障碍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和交换,从而有效降低了成本,形成了在全球各经济体中少见的高度竞争环境。以制造业为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40个大类工业行业,200多个中类行业和500多个小类行业(董志凯,2009)。各行业经过几十年的竞争、组合,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数以千计大小不等、技术含量各异的产业或贸易集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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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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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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