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略 叶自成:“攘夷”与“徕外”传统社稷安全观的对象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5 次 更新时间:2017-02-17 12: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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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略   叶自成 (进入专栏)  

   作者分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讲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用国家安全概念描摹古代的王朝安全,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将古代中国的安全观念解析为"社稷安全观"可部分避免这一问题。从具体的对象上看,社稷安全观的对象可分为"四夷"与"外国"。四夷是指空间上与中原王朝混居,具有相通的血亲关系与相通的族别起源认同,但享有不同价值观念与文化特征,可自觉转换文化形态的群落;而外国是指空间上与中原王朝分隔,在血亲、族别、价值观念与文化特征上都迥异于中原,不可转换文化形态的群落。与此相应,"攘夷"与"徕外"分别指向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动机与不同的手段。从政治思想上看,古代中国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守中治夷"的上古时期、"以夏变夷"的拟古时期、"柔远徕外"的中古时期与"宽宏相济"的近古时期。每个时期的政策或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分别贯穿了攘夷与徕外两种思想,既包括了趋于保守的安全观念,也包含了更为积极的建设方针。两者综合起来,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社稷安全;外国;四夷;治道;儒家文明圈

  

  

一、引言

   在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中,作为经典问题的国家安全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研究热度。然而现实不同于理论推演。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周边关系既有现实利益的冲突,又有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与当下的利益冲突相关,也与中国政治社会中长期潜移默化的观念有着逻辑上的相承关系。古代的政治经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参考的经验和教训。古代中国,自先秦始,便奠定了家国同构的基本结构特征与家国一体的政治理想。而这种家与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造就了古代安全思想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应当说,国家安全这一概念难以恰如其分地反映王朝安全与王权安全的交叉与冲突,也难以凸显古代安全思想对内患与外患的针对性思考。故此,我们拟从传统的政治语境入手,将古代中国的王朝安全理念定名为“社稷安全观”。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古代安全思想及其蕴含的当代价值。

  

   当然,在传统安全思想的研究领域,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安全思想的精神传承与价值导向。这一方面,黄朴民著有《简论中国历史上的安全观念及其战略》,从基本认识、具体战略与核心特色三个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安全观念做了概述。因循既有的路径,杨发喜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新安全观》主要以“天下为公”“互相尊重”和“和谐世界”作为价值导向,这一研究路径试图从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入手,回顾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核心。应当说,上述研究确实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古代安全思想的价值基石,但是,从其具体的论述来看,虽然对于“尚和”“重御”的传统安全观念做出了准确概括,但并没有界定古代国家安全举措的具体内容,也没有细致地分析传统安全观的具体对象与性质,譬如历史大分裂时期的南北冲突与大一统时期的华夷冲突当如何区分,这就使得安全研究在制度建设的具体方面力度不足。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安全思想的当代价值。尹朝晖的《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借鉴价值》从国家安全观理论出发,寻求与传统安全战略在内容与思想上的对接,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设想。然而,由于古代政治与当代政治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异,由古代抽绎的安全观念难以被当代国家安全策略直接吸收消化,需要适当的重组。譬如,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古代王朝所重视的核心利益是否与当代中国重视的核心利益一致同理,穆伯祥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中国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律规制与现代启示》对古代刑律的谋反、谋逆、通外等罪做了概括。不过,由于王朝利益与国家安全两者不尽一致,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制,其总结略有偏颇。譬如明成祖朱棣之篡位本为谋大逆,但成祖及后继仁宣两朝励精图治,使明国力大增,这种王朝利益与国家利益间的矛盾,难以依靠刑律规制加以归纳。这一研究路径敏锐地捕捉到了传统的政治智慧与当今政治理论的对接,深入挖掘了古代政治经验的当代运用。但是这一类研究在概念的界定上仍有一定盲区 臂如对国家利益、王朝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社稷安全等相关概念仍有混淆。第三个层次是从国际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入手,以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为线索来梳理传统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刘跃进在《当代国家安全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中,眼光独到地指出政治安全是古代国家安全的内容,并归纳了诸子视域中的安全威胁,但将自然灾害、政治动荡与外敌人侵等危害社稷的事件等量观之模糊了国家安全与灾害管理的边界。薛小荣在《华夷秩序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理念特征》《华夷秩序与中国古代国防》两篇文章中,尝试从华夷关系入手,解析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理论特征,并以此重新界定了“王朝”与“国家”的关系,路径可喜。这一研究路径的视角独特,是一条可以充分借鉴的路径。整体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家安全观念的研究上,学界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亦可知相较于国家安全观的概念研究,对中国传统安全思想的研究力度还很薄弱。整体来看 有三类需要澄清的问题:第一,在学界对传统安全思想的研究中,对王权利益和国家利益、王权安全与国家安全等核心概念上认识不清;第二 在具体的安全思想理路上,何为“安内”,何为“攘外”第三,传统安全思想是否仅停留在宏观的政治价值观念上,具体的措施为何。

  

   二、天下与社稷:社稷安全的理路与朝向

  

   在中国政治的原生语境中,本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无“世界”的思想。天下始见于五经,也与诸侯层次的“国”形成了紧密的呼应关系。相较“宇宙”与“世界”概念“天下”是一个政治观念。它所指的是作为最高政治权力主体的“天子”所统御的疆域,具有“九州”的版图、统一的制度与分封的诸侯国。在《诗经》中,“天下”仅出现了2次,一次见于《大雅文王之什》,另一次见于《小雅北山》即著名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除此之外,“天下”在《尚书》中出现17次、《礼记》118次、《周礼》18次、《仪礼》1次、《左传》28次、《公羊传》28次、《谷梁传》19次,《周易》中没有“天下”的说法,但《易传》非常看重“天下”,一共使用了66次。而在同时而稍后的子学时期,“天下”也是热词:《论语》21次、《老子》57次、《庄子》275次、《孙子兵法》4次、《孟子》162次、《管子》441次、《韩非子》228次、《墨子》483次。

   社稷”对应着“诸侯”,是诸侯固守的以宗庙为符号的诸侯国的代称。从范畴史的角度上看,社稷一词与天下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但从频次上看明显少于天下一词。在经学系统中社稷一词在《春秋公羊传》中出现了4次、《谷梁传》4次、《左传》79次、《尚书》1次《周礼》9次、《易传》1次。而在子学系统中,社稷一词在《论语》中出现2次、《孟子》3次、《庄子》3次、《管子》37次、《吕氏春秋》3次、《荀子》12次、《韩非子》26次、《墨子》16次《国语》20次、《战国策》46次。词频的分布也呈现出历史演进的色彩。从时间上看,天下一词在战国时期的运用明显要多于三代和春秋 从内容上看,子学系统对于天下的关注要明显高于经学系统;但在《左传》这一国别史系统中,对于社稷的讨论则明显多于天下。数据统计既为我们展现了关于社稷和天下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的特征,并且表示了三代时期两个概念间的优先级排序。

  

   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看,社稷与天下之间同时存在着相异关系 从属关系与集合关系。揭示了在“社稷安全”视域下复杂而多变的角色定位与政策偏好。

  

   (一)天下与社稷的相异关系

  

   天下与社稷二者是不同内涵、不同外延的概念。天下是与权力相对应的概念,用来描摹天子拥有管辖权的疆域,这个概念是对权力要素的反馈。与此相对,社稷是一个与合法性相对应的概念。“社”表土神,“稷”主农神,而且“稷”也是周人的祖先。因此,社稷与周人的宗庙是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对社稷的祭祀意味着肯定自己在群族与文化上同周王室的亲缘关系,从而将自己有机地纳入天下体系之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从历史上看,诸夏与诸夏之间的战争可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它是否对社稷安全也起到了同等的破坏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四夷”对中原的安全与诸夏对诸夏的威胁虽能等量齐观,却不能一视同仁。在社稷安全观看来,由于社稷的内生逻辑,异族/异质文明间的冲突比同族/同质文明间的冲突更符合社稷安全观对“外在威胁”的定义。至于诸夏之间的兼并战争、宗亲的谋逆、权臣的谋反与流民的起义,都被归为社稷安全观的内生威胁,遵循另一套处理逻辑。“四夷”与“外国”则成为社稷安全观关注的主要外部威胁。

  

   (二)天下与社稷的从属关系

  

   社稷安全观需要兼顾两个层面的政治利益,即社稷的安全与天下的权威。社稷本位与天下本位必须达成平衡,否则民族主义的高扬或无节制的绥靖都会破坏社稷安全。然而,天下与社稷在实际的政治利益上往往会有所冲突:以天下为本位的秩序可能在顾全最大利益的前提下牺牲社稷的利益,然而,对社稷的安全诉求,如果不加考虑,则会滑入绥靖,从而破坏天下的道义诉求。那么应当如何理解社稷安全观念呢依据从属关系中的层次性特征,我们可以认为,社稷安全观应当以社稷的安全为主体,以对社稷而非天下的威胁作为主要对象;在这个过程中 理论的重点既是对内部和外来威胁的抵御更是对良性的国际结构的构建。以社稷为本位、天下为目标的社稷安全观,由于上述特点,自然地倾向于以防御性、建构性与和平为主要特征的安全方针。这种方针无疑也较传统国家安全观更为周全。

  

   (三)天下与社稷的集合关系

  

天下的外延甚广,在其中有文明制度相同与身份认同相一致的“诸夏”,也有源流一致,但已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政治风俗与价值取向的“四夷”。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两者都包含于天下体系,特别是以“五服”为代表的朝贡制度之内。从微观的角度看,社稷这一概念特指“诸夏”而非蛮夷。这说明“诸夏”虽然是天下概念的核心环节,但并不能等同于天下。故此,何者为“国家安全”观念,何者为“社稷安全”思想,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国家安全观倾向于将国家理解为结构性的政治主体,即拥有主权的政治单元;社稷安全观念则更为重视政治习俗、身份认同与实际政治利益三者的综合。这种思路一方面容易刺激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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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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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zbwt9y 2017-03-02 22:55:35

  学者教授也很无奈呀,还要借古讽今,借外讽中。

张志恒 2017-02-19 19:20:33

  自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一样,先后进入“新时代”,也就是中国有识之士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无论你愿不愿意,必然要跌落到“现代政治”中,拿中国古代政治说事,实在没有什么可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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