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琴 王嘉渊:以治理为名:福柯治理理论的社会转向及当代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17-02-11 21:35:59

进入专题: 福柯   治理理论   治理术   国家治理  

崔月琴   王嘉渊  

   内容提要:福柯的治理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当下的治理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福柯把治理看作一种政治领域的权力技术,治理术构成其内在合理性。他认为治理是与现代国家的历史相关联的。治理是对人的治理,治理术最初体现为一种国家理性,国家力量的增长是其中心问题。而随着人口成为治理主体,治理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合理性,迎来了自身的社会转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因而有必要从治理本身出发来进一步探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

   关 键 词:福柯  治理理论  治理术  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末端,并很快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和传播。近年来,“治理”不仅成为政府工作部署的重点,学界也给予广泛的关注。詹姆斯•N.罗西瑙(J.N.Rosenau)的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以及罗茨(R.Rhodes)、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的主要思想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治理”的主要依据,治理往往被视作一种新的政府的以及非政府的管理模式和机制。而福柯则是以一种权力技术的视角来细致描绘治理的构成演进和现实图景,立足于人们的实践过程与思考方式来呈现一种具有足够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治理。治理在此既是局部性的,又普遍贯穿于社会肌理之中。因此,福柯对于治理的考察不仅构成了对生发治理主题的历史与社会谱系的梳理与重构,而且有益于我们探讨与反思当前的治理理念与实践,以及展望今后的治理改革与建设。

  

一、治理与治理术

   治理表现为经验层面的结构与行动,同时也具有内在的目标导向与精神内核,这两个层面是相互体现,相互建构的。福柯的治理理论就是在这种治理实践中展开,他并非试图去界定治理这一抽象的权力概念,而是着手分析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治理运作机制,进而探讨治理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一)治理与治理术

   福柯的后期研究转向对于生命政治的讨论,而治理(gouvernement)则构成了生命政治的主要维度。福柯关注的是在治理的维度中建构起来的历史,也就是“关于支配权及自我的知识所编织的历史”①。

   福柯所使用的“治理”是狭义上的,“治理”并非指“存在着的指导人类,引导其行为举止、约束其活动及反应等的各种方式、模式和可能性”,也不涉及“人们的一般理解以及长久以来将其理解为治理子女、治理家庭、治理家务、治理灵魂、治理社群,等等”,而是只作为“政治主权的运转”。②福柯认为,治理作为一种“积极的权力技术”,是在古典时期(l’Age classique)发明的,被用于治理儿童、疯子、穷人以及即将出现的工人。治理在此有三层意思:一种基于转让、出让个人意志的新的权力概念;一种18世纪或者古典时期的国家机器及其延伸与支持的表象;一种治理人们的一般技术,它构成了这种表象中的法律与政治结构的隐藏内核。③福柯认为“在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的层面之间,不存在断裂”,他对于治理权力的考察,立足于“一种相对局部、相对微观的分析”。④而“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就是这种微观权力中的内在合理性。治理术界定“权力关系的战略场域,而权力关系中有着可变动和可颠倒的东西”,⑤治理术并不形成一种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普遍性:其真实性体现在事件上,其可理解性只能实施一种战略逻辑”。⑥

   在治理权力的实践场域中,福柯想要研究的是“治理的艺术”(art de gouverner),它是对可能最好的治理方式,并且同时也是对最好治理的反思方式的反思。治理建立在一种反思性的基础之上,它自身也处在这种反思性之中。通过反思,治理想要达到的是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于治理的权力技术的概念化与调节,另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于治理的实践领域、作用对象、一般规则以及整体目标的建构。

   福柯以一种“问题化”的方式展开他的研究。问题化要求从问题开始,从人们在社会总的“切身体验”开始,而不纠缠于一种主义框架本身。⑦这并非一种“历史主义还原”,而是重新书写一种历史。福柯试图从制度中抽取出权力关系,对它们进行技术分析;从功能中抽取权力关系,对它们进行策略分析;还要抽取出比对象更优先的权力关系,并把对它们加以分析的视角重新置入知识领域和范畴的建构之中。⑧从治理的现实样态出发,从其自身的反思与合理化出发,福柯完成了对“治理”的建构,并由此重新审视和描绘关于国家、社会、君主、臣民这些普遍概念及其关系结构与相互作用的现实图景。

   (二)国家理性的出现⑨

   在17世纪,国家理性作为一种新事物开始进入人们实践和思考的领域。一种关于国家的治理当然不是新鲜话题,作为福柯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对手”⑩,霍布斯预设国家是一种权力的统一体,这种统治权派生出了法律,进而在权力的运转中建构法律与合法性的循环。而福柯把国家置于权力实践的场域内部,国家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类型、一种治理方式,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种种细微、彼此交错地产生影响并逐渐凝结的实践进程之上的。国家由此开始进入人们有意识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认识、分析、规划和发展的对象。国家早已诞生,但在这里,国家并不是指历史中的“冷血巨兽”,一直不停地增长、发展,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与国家理性伴生而来,国家成为了治理实践中横生的枝节。(11)

   在西方社会,治理在16世纪才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并开始被大量提及和讨论。这种对治理概念的最初建构是以一种反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君权观点的方式上展开的。福柯认为这种对人进行管理、人的自我治理的观念的源头可以回溯到基督教中的牧领权力观念。而国家理性的出现,对应的正是牧领权力的危机。牧领权力作为“管理灵魂”“引导灵魂”的制度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引导运动”的抵抗,这种抵抗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一种“牧领制度反叛”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当神圣法则不再成为君主行使权力的指引,君主被迫担负一项新的任务,这就是治理,而君主的治理模式无法既从上帝那里,也无法从自然那里得到。自然建构了自身的理性,形成了一种自然原则,从而拒斥其他理性,与治理主题断绝了关系。治理必须遵循另一套模式,要自己寻找自己的理性,寻找适合自己模式的东西,这就是治理的艺术。

   治理作为一种新的主题,挣脱了历史的束缚,具有了一种不确定的、永久性的时间。这表现在,治理没有起点,没有合法性问题。“治理的艺术和国家理性不再提出来源的问题。已经在治理了,已经在国家理性当中了,已经在国家里面了。”相应地,治理也不存在终点问题。中世纪那种关于耶稣归来的末世帝国的想象不再受到关注,历史时间从此成为不确定的,治理处在一种开放的历史性之中,治理的艺术不再受到历史时间的限制,必须完成自身的重新建构。首先,国家理性将对国家的拯救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并不体现在合法性的语境之中,国家外在于法律,国家具有的是一种高于法律的必要性。所以,“不是具备合法性的治理,而是具备必要性的国家理性”。(12)其次,国家理性把律法建立在一种现实性的基础之上。国家理性面对的不是君主统治权的安危,而是国家内部的日常生活,经济和舆论就是国家理性所关涉的治理对象,它们构成了治理的现实场域。再次,国家理性的真理来自于一种自身形成的关于国家自身的知识。“国家的问题不再是了解整套法律或者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些法律,而是要掌握一整套技术性的知识,后者构成了国家本身的现实。”(13)基于这种知识,国家理性会对人民的意识进行干预,影响人们的舆论、行为方式、社会态度,等等,以此完成对国家理性真理体系建构的补充。

   由此,福柯在一系列的实践过程中完成了国家理性的建构,国家成为一种实践,融入了这个实践场域。事实上,国家也无法脱离这一实践场域,它让国家成为了一种治理方式。国家理性所指的就是“国家,国家的性质及它自身的合理性”。(14)国家理性建构的是国家的自我表现,是国家与自身的关系,其目的不是为了强化君主的权力,而是强化国家本身。因而,在国家理性中,主体是缺位的,国家理性的目的就是国家,是要实现一种没有主体的幸福,一种“国家的幸福”。

   (三)国家作为一种治理方式

   当国家构成一种治理方式,那么它也就成为了这种治理理性的调控理念。国家是一种现实的可理解性原则,也是现实的战略性目标。“国家指挥着治理理性,让人们能够根据需要,理性地治理;国家相对于现实的可理解性作用,让治理成为理性的和必需的。”(15)国家呼唤着治理,国家也成为了治理。

   在最初的国家理性中,国家只为自身而设,国家理性只是向内指向自身,而没有任何外在目标。福柯认为,国家理性因此隐含着一种对于更大的世界背景下国家并存的多样性的肯定。国家的多样性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国家理性,正是在罗马帝国与教会这普世性的两极逐渐消解之后,在一种开放的历史性之中,在众多国家重新组织、建构、结盟的过程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由敌对转变为竞争。国家理性的核心聚焦在一种新的政治理性元素——国家力量之上,国家的治理,就是要在某种力量关系中保护国家。治理,不再是重构和维持一种本质,而是成为了“保护、维持或发展一种力量的动力学”。国家力量的动力学在西方社会中通过两种技术进行运转:通过外交-军事体系来保持一种力量关系,通过公共管理(police)来促进国家各自内在力量的发展,从而维持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与整体的稳定。

   外交-军事体系面对的是与其他国家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国家理性本质上要求的是建构一个平衡的欧洲,这种平衡通过政治来维持,并且在特定时期经由战争而重新建构。“战争是政治的另外延续形式”,而国家理性最为根本的政治框架是外交,外交成为国家间的常态并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持续地和多边地展开,从而共同维系一种稳定的秩序。外交-军事体系维持着欧洲平衡的外在框架,而支撑这种平衡的基础还在于在竞争的实践场域中国家自身力量的发展,这有赖于国家理性中的另一种治理技术——公共管理(police)。(16)福柯认为,公共管理这个词从17世纪开始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指的是“一整套既可以增强国家力量,又能维持国家良好秩序的方法”。(17)公共管理试图建立的,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国家力量增长之间的一种持续性的互动关系,并且通过一整套的技术来把握和控制这种关系,从而更好地发展和运用国家力量。(18)

公共管理表现为一种行政,它同国家、司法和财政一起领导着国家,但公共管理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其他行政部门。公共管理真正的目标是人。具体而言,公共管理所关心的核心是个人的教育与职业化。职业对于公共管理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于国家力量发展的作用与价值。公共管理就是要对人们融入于职业的过程进行引导、刺激和干预,这事实上意味着公共管理所涵盖的内容还要包括人们生存、生活与共处的具体形式。“有了公共管理,就有了一个循环:始于作为针对个人理性的、盘算性干预权力的国家,又回到作为一整套增长的或有待增长的力量的国家,而整个循环会经过个人的生活,现在个人的生活作为简单的生活,对国家而言会显得宝贵。”(19)这里,公共管理涉及福柯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规训”,或者说,规训事实上就是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是这种权力技术的内在肌理。规训渗透到各种权力的运作机制当中,重新组织和扩展了它们的内容与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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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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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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