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论世界正义的主体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6 次 更新时间:2006-07-12 08: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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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 (进入专栏)  

                              

  世界正义的规定

  

  为了使本文的诠证清楚和明确,这里我首先做出如下规定。关涉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国家2之间关系的正义,我一般地称之为世界正义。世界正义在本文的语境之中乃是一个现代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世界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所包含的整体意义所规定的,因此这一问题不可能在尚有未明地区在人们视野之外的时候以其完整的意义发生;另一方面正是在现代国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因而一切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以主权独立的国家为自为者的情形之下它表现为一种迫切的现实要求和凸现出面向未来的重要意义。自然,这并不等于认为世界正义的问题是在现代突然产生的,而是强调本文正是在这样一种立足点上来考察世界正义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这一点对下面进一步的规定非常重要。

  在世界正义之下,因正义主体的不同而又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种正义,而正义主体的区别实际上承带世界正义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所谓两种正义在这里也就是指明两个不同阶段中程度不同的正义。第一,国际正义。此种正义的主体是社会-国家,而不是个人。在这样一种世界正义的秩序之下,事关个人的正义一般属于国内的问题,比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都将其正义理论严格限制在某个社会-国家内部。于是,事关一个社会内部个人之间关系的正义我们一般称之为社会正义或国家正义,而与国际正义相区别。在国际正义阶段,一个社会-国家为自己内部而制定的正义原则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只适用于这个范围,而并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整个世界,或者适用于包括若干社会-国家的地区。社会正义或国家正义即事关个人之间关系的正义的责任和负担主要由特定的社会-国家来承担,这就是说由这个社会-国家内部的所有人民在一定的正义原则支配之下来共同承担。当然,在这个阶段,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存在着一些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共识,比如联合国的人权公约。然而,这些共识并不具有普遍的制度保证,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愿意或能够就此承担相关的全部责任,或者将之视为自己的完全义务。联合国或者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为这些人权共识和他们自己的人权信誓进行某种监督和干预,但是由于它们并不能够也不愿意承担由此而来的全部责任,所以,这些共识、公约和干预等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正义乃属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这样一种状况,尽管某些改变确实正在发生。

  第二,世界大同主义正义(cosmopolitan justice)。这一类世界正义以个人为主体,这就是说,事关个人关系之间的正义原则不仅构成一切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同时也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在这样一种正义秩序之下,现行的国家和社会形式和体系将不复存在,人类尽管依然是通过某种或某些共同体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它们构成的原则、方式以及领土都将有其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新形式和新内容,比如它们应当是人们自由加入和组成的共同体。这样一种世界正义的构想的基本元素,是由康德首先提出的,并且只有康德才有意识地从总体上考虑过它的一些基本原则。然而,在探索世界正义的各种理论中,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这样一种理想的许多层面。因此,将这样一种构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建立起来,其意义并不会仅仅在于为人类的前景提出另一个乌托邦,而既是深入探讨世界正义的理论所必需的,同时对构成和讨论具有现实性的世界正义的理论和秩序也有重要的参照和均衡作用。

  在对关于世界正义的诸种学说的方法论讨论3之中,世界正义的主体问题已经突现了其作为任何一种世界正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础的意义。如果这个核心是不清楚的而其作为基础又是游移不定的,那么任何一种世界正义的学说要成为内在一致的理论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那样一种世界正义理论里面正义原则就既会缺乏得以产生的基础,亦会失去其指向的对象和施行的领域。由此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倘若正义主体是不确定的,那么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正当性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明,因为就一种实践的理论而言证明必然要依赖于主体的某种共性;又如,如果正义主体是未得到明确规定的,那么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正当性的理由也就会是游移不定的,无法具备合理性——人们纵然不承认某种原则,却也可以因其合理性而理解那种原则,或者以之为权宜之计。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存在过各种形式和性质各异的社会实体,从个人、家庭、家族、部落、城邦、郡县制国家、封建国家、城市共和国、现代国家、国家联盟,如此等等。所谓社会实体就是指社会所由以构成的基本单位,比如,中国传统社会所由以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实体,不论其结合的根据如何,在任何社会里面都不可能成为唯一和最终的实体,个人总是会在某种场合、某种情况下充任社会实体的角色。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在政治、法律等层面往往构成事实上的社会实体。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这一点对世界正义及其主体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上述诸种社会实体相应,历史上人所制定、采纳和施行的正义原则也分别以相应的社会实体为其主体。在现代世界,社会实体已经演化为不同层次的两种,这就是个人和国家。以契约为基础条件的现代经济、法律和政治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各种制度巩固和确保了这两者作为实体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法人当属于个人实体。与此相应,现代的正义理论一般区分为国内的和国际的两个层次——后者在本文中属于世界正义的范围。如此划分的根据在于,在原初的意义上,正义乃是指规定社会实体之间的一种理性而正当的关系,正义原则乃是这种关系之中那些理性而正当的一般规范。不同的正义原则源于不同的价值观念。正义原则并不承带处于此种关系之中的所有社会实体的平等地位,比如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和西方的等级制,皆是如此。一般而言,自然公正的观念倾向于某种等级制的正义秩序。将正义视为由彼此平等而合作的实体以某种形式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秩序,乃是社会契约论的立场和理论构想,尽管在现实情形里面一些甚至多数社会实体可能无非只是接受那些原则而已。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之中,正义原则只有通过各种制度才能够有其现实性,这就是说,正义原则始终体现为具体的社会制度,而现代社会制度抽象地说就是社会实体相互之间的合作活动的稳定框架,起调节和规矩的作用。为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平等观念就是确立作为社会个体的所有个人的同等的资籍,康德为此提出的哲学诠证就是确认每个人都是一个理性存在者,在政治上乃是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而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就是自由而平等的个人。在自由主义以及以现代启蒙为渊源的其他理性主义者看来,正义原则内在一致性的基本要求就是其来所自的实体和其用所施的实体当是同一的,他们构成了正义的主体;而在一个更其广泛、更其抽象因而仅仅程序的意义上,正义原则的内在一致性也被确定为一视同仁,这就是说虽然不问正义原则的来源,但对于其所适用的对象即主体必须予以同等和同样的对待。*

  在现代关于正义理论的种种争论之中,一些重大的分歧关涉正义主体的规定。比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点之一就是,社会的基本规范除了以个人为主体的内容之外,是否还有以某种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共同体(社群)为主体的价值?更具体地说,在自由主义坚持的个人权利诸项之外,是否应当维持某些共同体的价值,并且当个人权利与这些共同体的价值可能相互冲突时后者是否应当具有某种优先性?如果我们将基本规范视为正义的原则,那么问题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是否同时既有施于个人的正义原则,又存在着施于共同体并且可能与前者冲突的正义原则?这里的一个关键之点在于,社群主义所谓的社群价值并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共同体的,而是为每个特定的共同体所特有的,这就是说,不同的共同体有其不同的社群价值。由于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的价值对于个人权利具有优先性,或者较弱的社群主义观点主张至少共同体的价值对某些个人权利具有优先性,个人权利因此而就变成了特殊的东西,它取决于个人所在的共同体的特殊的价值规范。社群主义主张的主要说服力在于如下一点:即便在现代世界,人都是从一定的家庭、文化和群体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也通过这样的社会联系生活下去,这些环境、文化和联系形成了个人的独特性;既然如此,那么这些社群得以维持的价值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优先于个人的某些权利,如果不是所有权利的话。毫无疑问,任何特定的社群主义都有其具体的价值观念。然而,这里的吊诡在于,那些基本上生活于西方社会并且主要生活在北美的社群主义者,在这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均以自由主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里,对于如何具体地维持既有的共同体却感到无能为力,而且更没有勇气提出大规模地重建共同体的要求。4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在那类社会里面制度是以个人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个人乃社会生活中的自为者,因而在人们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即家庭关系中的一切决定性的规范都是由法律规定了的,因而属于国家可以干涉的领域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就意谓家庭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仅是一种选择,其中内在的和外在的必然性仅仅剩下了血缘的和情感的因素。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西方社会,像种族、宗教、文化、社区乃至兴趣一类的共同体不复存在,或者唯在衰退,其实相反,那些共同体不仅存在,并且有些正在迅速地发展。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所谓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原有一个确实的界限,这就是局限于现代国家的范围。一旦超出国家的界限,这个问题就会具有全新的意义。

  于是,在一个国家之内,个人作为正义原则的主体,亦是一个自为者,他具有在同等条件下进行自愿选择的资籍,包括他居住在此处或彼此,他加入或退出某个共同体,他工作或者甚至不工作,他发表言论或不发表言论,他参加投票或不参加,只要是在正义原则所体现的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范围之内,并且受到国家保护的情况之下。在现代世界,一些国家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或者在罗尔斯看来比较接近于政治正义的社会或人民社会,就在于使每一个自为者拥有能够不受限制地如此行动的空间。

  除了康德世界公民理论,上述其他三种世界正义学说都承带如下一个要求:在现行的现代国家制度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国际秩序之下,将包含个人享有这些权利和资籍的原则推行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简略而论,并且让人略觉吊诡的是,这个要求在罗尔斯的万民法那里最弱,而在新保守主义帝国主义那里最强。这里所谓强弱是就其所要推行的权利和资籍的内容的多寡而论,而不是就其是否主张借助强力以及此种主张的强弱而说的。因此,这样,它们实际上就将个人设置为世界正义的主体,这就是说,正义的原则是普遍的,并不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应当因国家、文化与价值观念、种族、环境和历史等等的因素而有不同,正义原则的普遍推行也并不应当受到国家的主权、边界以及其他体现现代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的主要特征的限制。国家如果在某种意义上尚保持为世界正义的主体的话,那么它的规定和义务就是在于保证这些权利和资籍——仅就本文讨论所及的内容而言——的实现。

    

  世界正义主体与自由迁徙

    

  倘若这一推论没有什么罅隙,那么国家的作用显然就被侵消至十分有限,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和优先性既然已经让位于个人的权利和资籍,这种权利和资籍又是普遍的,而在世界上已经有了维护此类权利和资籍的国家、国家联盟或者其他形式的共同体,无论它们是罗尔斯的人民社会也罢,是库普的后现代国家联盟也罢,或者是新保守主义的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也罢,那么在这里就可以提出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推论和要求:世界上的所有人民在享有那些权利和资籍这一点上,不应当存在着任何限制,倘若一些人民在其现居之地,无论它是祖居之地,还是所侨居之乡,无法享受到这种权利和资籍,他们就应当与已经享有它们的人民一样,有资籍可以到能够享有它的那些共同体中去生活,或者直白地说,他们应当具有自由迁徙到罗尔斯的人民社会或者自由民主国家的权利。毫无疑问,这就意谓,既然世界正义的主体直接就是个人,那么就像在罗尔斯的人民社会,库普的后现代国家,或者新保守主义的美国,说一位正常的公民只能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而不能移居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甚至这位公民被禁止如此行动,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并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违反人的基本权利一样,一个现在并不生活在上述那些社会-国家中的个人应当同样可以移居到这里去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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