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制度与发展:中国制度自信的政治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6 次 更新时间:2016-11-30 13: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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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制度自信是国家得以成长和巩固的精神基础与政治基础,决定着国家的内聚力与竞争力,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命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制度选择、制度建构和制度建设,以制度的有效性来促进制度的合理性,在制度创造发展中逐步确立起人们对制度的自信。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合理的制度才能形成相应的制度自信,而合理的制度不是基于价值的设定,而是基于制度与发展长期互动中实现的内在协调与统一。

   关 键 词:制度/发展/制度自信/有效性/合理性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这样写到:“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向往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实现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1]在此,亚里士多德点出了政治制度建构的最基本原则:立足现实,建构适合国情的政体。两百多年前,美国的立国者在建构美国宪法和制度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2]他们的实践选择了前者,其背后的精神就是世界各国应该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和建构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二十多年前,邓小平确立了评判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三条基本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这三条基本标准的核心,就是看政治体制是否对促进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有用和有效。显然,对制度的思考贯彻人类发展始终,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智者会有不同的回答,但其精神是一致的:即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合理的制度。合理的制度一定基于国家对制度的自主选择,一定基于选择的制度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一定基于现实的制度拥有促进国家进步与发展的能力。合理的制度才能形成相应的制度自信,而合理的制度不是基于价值的设定,而是基于制度与发展长期互动中实现内在协调与统一。本文将从这个维度探讨中国形成制度自信的政治逻辑。

  

   一、自主制造:中国创造自己发展需要的制度

   中国从传统迈入现代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直接体现就是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更替,即要用一套全新的制度来重新整合旧制度崩解之后的中国社会。所以,国家建设始终伴随着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制度选择与制度设计又直接决定着国家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并得到人民广泛认同的信念是:民主共和是中国制度选择和设计的合法性基础。中国的制度自信就源于此,坚信民主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中国只有实行了民主,才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历程中,这种制度自信首先体现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自主地定位、设计和建构中国的现代民主制度。这种实践过程是从中国共产党自觉放弃国家政权建设中的简单模仿和概念化的实践开始的,具体体现为:用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替代工农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国家政权建设实践出现在江西瑞金的工农革命根据地,当时模仿俄国革命经验,进行建设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实践,并提出了未来要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建国主张。然而,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使命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融合在一起,1935年12月,刚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中国国家建设方向的重大政治选择:即将建设“工农共和国”的主张改为建设“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强调这种改变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大范围地凝聚人民的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和国家建设[4]。由此,“人民共和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主张,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与新国家的自主性与自信心。1940年,毛泽东在设计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时明确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安排,既不能采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也不能采用苏联所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模式,而应该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正因为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和合理的国家建设设计,中国共产党此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三三制”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创造性实践,并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规律中,提高自主设计与建构中国现代民主制度的智慧与能力。

   中国的制度自信不仅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而且将中国的民主建设与国家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始终强调民主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是中国彻底告别传统政治的关键所在。1945年,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对谈中就明确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使国家与社会摆脱黄炎培先生所担心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方法,这就是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毛泽东的回答是正确的,但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仅仅看到人民监督与负责的力量,没有看到这种监督与负责的常态化,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达成,而不是通过定期的人民运动来实现。因而,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更多地通过群众的“大鸣大放”式的民主来发展人民监督,结果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一方面彻底终结“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另一方面将尊重每个人的权益,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保障每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的建设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强调民主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对“文革”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的根本原则:把制度问题作为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来抓。他说:“文革”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6-1]。为此,他明确了民主建设的方向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1]由此,中国的民主建设就逐步进入到制度化、法制化时代,民主与法制的相互促进与有机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强化其内在的制度自信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与实践基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所建构的制度是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展开的,但同时又力图实践社会主义原则,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因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所有制度建设都必须体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形成的内在规定性。然而,由于这种内在规定性与流行世界的西方民主对国家制度建设所提出的规定性有本质差异,所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所秉持的制度自信就不得不面对西方民主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制度确定了三大底线:其一,坚持党的领导,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其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其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制。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要在全球社会中发挥作用,不仅要守住这三大底线,而且要将其所坚持的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公有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努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完善其所坚持的制度,并努力将这种改革与创造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使得所有的体制变革和发展,既有保障有合理的价值追求,但同时更关注如何从创造发展的角度来完善和提升相应的制度,追求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效能,从而逐渐走出一条以不断提升制度的有效性来增强制度的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和发展道路[8]。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制度自信分别来自其制度建构的自主性、制度性质的民主性以及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制度自信的背后是理论的坚定性与发展的有效性,而其现实根基就是全社会对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所形成的基本认同。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所有的制度认同都是建立在制度所创造的效能与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追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基础上的[9]。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既定制度的坚持和维护,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苏联的教训提醒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建构的任何含糊和犹豫,都将可能带给国家以毁灭性的打击。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既定制度的坚持与维护,不是从守住政权出发的,而是从完善和巩固制度出发的,强调通过改革来健全和完善制度本身,使其得以巩固和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条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领导制度、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绝不动摇,但健全和完善制度所需要的体制改革却应该贯穿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全过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制度自信,不是来自盲目的制度自恋,而是来自有效的制度建设与发展。

  

   二、内在一体:坚守制度精神以整合制度体系

   任何制度都蕴含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一定是围绕着这两者的协调与统一展开的。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都要靠各种制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等,每一个具体的制度都有自己特定的价值追求与工具使命,但这丝毫不能动摇政治共同体对支撑其存在与发展的所有制度形成统一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政治共同体才能保持其内在的真正一体化。这个统一要求源于国家制度背后所蕴含的制度精神。

   一个国家的制度精神,既是特定政治哲学的精神表达,同时也是源于相关民族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同时也被所选择的制度所决定,因而,实际上是人与制度、民族与国家互动的结果,凝聚着组成一定政治共同体的人们对国家和制度最本质的诉求。显然,这种诉求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成长而凝聚起来的,并逐渐走向成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来组织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共同体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分化组合。对政治共同体的每一次重构和定型,都是组成这个共同体的人民与民族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重新把握和选择,因而,既决定于其内在的精神文化,也决定于其对国家和民主未来发展的理想与期待。千年历史的中国迈向现代、建构现代国家的历程,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力图通过建构一套全新的制度来实现自我重新组织和安排的过程。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现代制度虽然是外来的,但对现代制度的选择与建构是自觉和自主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将现代制度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内在诉求有机统一起来,赋予全新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制度以自己的精神特质,这就是人民性,其内涵的精神原则有两条:其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决定制度,不是制度决定人民,因而,制度的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制度运行的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其二,制度运行立足于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有机统一,其根本使命在于创造人民的团结、幸福与发展。

人民性的精神品质,使得中国制度既能包容现代制度的所有品质,也能承载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它也使得中国的制度建设、运行与发展必须以人民利益至上。在人民主体地位得以确认和保障的前提下,对人民利益的现实追求就自然会聚焦于两个重大利益点上:一是人民团结以创造国家稳定;二是社会发展以创造人民福祉。对现代化国家来说,这两大利益点,既是人民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追求,也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最大追求。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实践表明,人民性的制度精神赋予了中国制度的自我完善以鲜明的特征:即不是简单地从本本、教条和模式出发,而是紧紧围绕增进人民福祉和巩固国家制度这个根本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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