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张力的反差:理论先锋与艰难践履

——评杨玉圣新著《小区善治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16-11-25 18:58:03

吴励生 (进入专栏)  

  

   也许先应说些不是题外的题外话,葛剑雄先生近期在《文汇报》发表颇具争议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其针对陈丹青流传广泛的《我们的时代休想出大师》的所谓“民国范”演讲意味明显,之后的《南方快报》发出的一篇《民国学术不如现在?》(作者林建刚)的反弹文章也颇有趣:几乎是马上人家就举出了文史哲的例子,比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成就赶不上民国鲁迅,哲学方面汤一介的贡献也跟他自己的父亲汤用彤不好比,至于历史学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其实所争在于学术自由与不自由,这固然正确,但更重要的忽略,恐怕还是“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的学术方向才是个真问题。

  

   民国学人们还不仅仅是“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关键在于他们那一代人有着明确的学术方向,就是把中国学术和中国本身重新塑造出来。无需讳言,晚清以降学贯中西已是基本要求,而后来真正取得大成就者,也即要不研究西方的学问要不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反而对中国当下的学术方向之奠定少有助益,究其根本则是对中国现实缺乏起码观照,尤其在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领域常常陷于失语状态。即以社会学为例,如所周知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几乎全军覆没,即便经济学、法学的进展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起步,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至今是在原地踏步(假如不算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已经从“地上”转入“地下”的政治学的话)。似乎只有历史学,出于中国传统尚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其扭曲性以及后学们的拨乱反正也是有目共睹。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学术的整体性扭曲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即便是当年吴文藻“门下四狗”中的费孝通、瞿同祖二人,其经典性作品《乡土中国》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深入系统研究,尤其是费氏晚期空泛的“中国文化自觉”说根本无法与早期的学术成就(乃至成名作《江村经济》)相比,遑论费氏后学企图搬运(且不说抄袭)西方时髦理论以刷新中国学术,还能超越费氏?

  

   回到正题,需要特别指出:晚近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科学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根本原因也如所周知,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社会变革和生活世界的变迁。经济学、法学不仅先后成了显学,社会学界空前活跃,历史学界更是跃跃欲试,问题却仍然在于当下一代的学术方向暧昧不明。而杨玉圣新著《小区善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就不仅是上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而且令人欣慰地看到,其对当下一代中国学术的方向感上有着相当明确的定位。

  

   一

  

   杨氏著作《小区善治研究》有点特立独行。这首先就表现在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变革和生活世界的变迁的敏感,之后身体力行致力于社区自治的一线实践(甚至自己担任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多年),然后在作为博士论文完成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则是颇具先锋性的现实考察与理论建构,其间作为论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业主自治与小区善治》等,还曾“引起很大的反响”(江平语,见江平老为杨著所作序文)。最后在专著出版时,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考察显然更臻完备。

  

   具体点说,杨氏的先锋性,确切表现在理论意识的自觉和业主主体的自觉,因此在他的具体研究中基本水到渠成,几乎不需要像许多社会学者或人类学者那样刻意去做社会调查或“田野调查”。由于身体力行,新世纪之后全国范围内的业主维权活动,他就不仅感同身受而且是自觉纳入了社会变革前沿的理论思考。因此这就具备了某种知行合一意义上的先锋性。借此还需着重指出,这种先锋意义还在于避免了传统思想启蒙的重要陷阱,即长期以来批判有余建构乏力,同时也指向了另一种更为重要启蒙,即制度变革的启蒙。这就为中国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方向性认知,任何理论或者社会科学的发展,本来即出自生活世界发生的变迁或者自身社会全方位变革的实践要求。因此,所有理论先行或者未加反思地照搬、复制西方先进理论,乃至为西方理论提供某种中国注脚的做法,不仅遮蔽了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搞乱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

  

   杨氏敏锐发现,三千年来未有的中国人之权利意识,是从城市住房产权者开始的。所谓“‘居住改变中国’‘居住改变法律’,诸如此类的生动说法显示,这一‘居住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的变迁”(除另注外,以下引文出自《小区善治研究》均不加注),便是鲜明生动的具体概括。在传统中国的“三纲五常”和现代中国的“甘当革命机器的螺丝钉”精神的反复感召下,不要说个体意识,个体权利要不淹没在“五伦关系”之中要不就被组织到“国家主义叙事”之中。当下财产权意识的觉醒,甚至还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景观,而是“截止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为75.5%”,从此中国大地亿万人民破天荒地拥有了业主身份,财产权意识由此正式落根。由于国民的财产权意识空前高涨,随之公权力乃至假借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袭和侵犯,就自然引起了人们普遍自觉的“维权”意识。特别可欲的是,政府也并非盲视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是因势利导,适时出台了《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2003年)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这就为国家功能的正面形塑以及重新建构我们的生存秩序提供了极大可能性,所谓“居住改变中国”、“居住改变法律”的先锋意义也即在此。

  

   实际上,杨氏便主要是以《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以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等法律法规为基本根据展开他的理论考察的,问题在于如江平老所一针见血指出:“关于业主自治和小区治理的问题,应该说在立法层面已经基本解决了。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而这恰恰还是杨氏论著特别用心(光是该著“附录一”占有38个页码的从1980-2013年“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治理大事记”,即可见其用心程度)和可圈可点之处。论著第三章《小区善治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第四章《小区善治的当务之急》,颇为详尽地考察了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业主与开发商的矛盾”、“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和“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诸如建筑质量问题、开发商遗留问题、房产证问题,强势开发商与弱势业主、物业服务纠纷、公用服务设施纠纷、物业暴力现象、私搭乱建与违法建设问题、邻里纠纷与业主自律问题,以及业主自主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艰巨性和小区大型维修资金的家底、安全、收益与监管等方方面面,其或抽样或问卷和相关文献搜集,以及亲身实践和体验观察,所涉考察不仅北上广一线城市,而且遍及重庆、深圳、武汉、南京以及全国大中城市,问题普遍而丛生,不乏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复杂……

  

   究其根本,如此大面积、大规模的广泛实践,在古老中国确实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法律法规要落到实处,其艰难乃至举步维艰实属正常。首先是开发商、物业服务公司与政府各部门关系错综,其次是业主在心理上、精神上乃至文化上缺乏起码的准备。这样一来,强势的一方似乎更加强势,如:政府及其代理人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居委会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赖关系,他们之间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关系网络。这些组织共同垄断了对新型社区成员的重要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小区业主私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杨氏以为甚至可以把现行社区体制下商品房住宅小区概括为“单边垄断型关系模式”。弱势的一方则显然更加弱势:“针锋相对辩论,面红耳赤争吵,双方大打出手,撕破脸皮闹到法庭,这是目前大部分住宅小区的业主与物业公司关系的真实写照”,更有甚者:“在北京,不仅小区里发生暴力事件,而且一些小区的业主还不断遭遇断电、断水、断暖气、门眼被堵、门卡消磁、恐吓电话、汽车被砸被划等各种‘非暴力恐怖’。”

  

   更为艰巨而尴尬的是,业主自身对公共利益的淡漠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诸如私自拆建、野蛮装修乃至宠物吵人以及伤人,早已不是新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是屡见不鲜。这当然跟人性有关,在这一点上中西其实并无区别,一如《公共选择理论》所言:“国家在满足社会需要或实施社会规范方面的干预,在心理上会‘解除’个人满足社会需要和维护其规范方面的责任,因而,国家干预会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增加,这又要求更多国家干预,如此循环不已。”(丹尼斯·C.缪勒语)而中国两千多年传统,“‘天人合一’成了公私合一,很难出现真正的个性与个体。于是一方面是打着‘天理’招牌的权力-知识系统的绝对统治,另方面则是一盘散沙式的苟且偷安和自私自利。”(李泽厚语)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苟且偷安和自私自利本来就是一体两面,而且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从来就归政府管,即便出了什么事情个人首先也是想法设法“报官”,同时还得借用种种“关系”呢。费孝通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人们历来耳熟能详,而现代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就不知为何物了。至于社会理想和志士仁人,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只不过那毕竟是个体理想而并非制度德性。而这也是晚清以降的思想启蒙的最大失败处,同时也就是当下包括杨氏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界同仁另一种启蒙努力的重大意义所在。

  

   杨氏论著的主要篇章,所讨论的重点也即小区善治的制度建设,尽管在很多时候也是在社会的理想形态意义上的讨论,用杨氏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愿景”。因为是“愿景”远不是现实,所以才困难才艰难。比如杨氏所说:“业主自治机制、小区公共事务治理是实现小区全体业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两大内在要素;与业主利益和小区公共事务治理相关的市场机制(以物业公司为代表)、社会机制(以居委会为代表)、政治机制(小区办、街道办等政府部门)和法律机制(法院等),是制约和影响小区善治的外在力量。”就是从理论上说的,但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易事。且不说“《物权法》第六章‘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作出了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规定,但并未就其在法律上的性质、地位作出明确的定性和定位;无论是业主大会还是业主委员会,均不具有法人资格。这就在实践上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即便法院也常视业委会为多事乃至“无理取闹”:“在裁定书期限内上诉时,主审法官斥责该小区业委会负责人:‘你们上什么诉?要想上诉以后有你们上诉的!业委会没事别老瞎告,以后就得限制你们业委会的起诉。”但如前所述,形势毕竟比人强,国家也史无前例具备有正面型塑功能,这就自然关涉到理论架构与制度设计的问题了。

  

   二

  

事实上也是如此,无论中西,从社会理论到法律哲学,甚至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性转型的题中之义。比如休谟的《人性论》,即从人的本性出发,研究政治社会建立的可能性。从人的自私到有限的慷慨,从财产权三规则(财产权占有、财产的转移和许诺的践行)到国民经济发展,从法律之治到正义的可能性等等,基本即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出于美国史学研究背景的历史学者,杨氏显然对英美社会的建构和演进有着深入的领会,从而敏锐地观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潮所带来的生活世界的无声变迁,其实是从财产权意识在以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的普遍觉醒中开始的。更为重要的则是,杨氏把握到生活世界的变迁呼唤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再造所可能蕴含着的理论契机,如:“财产权不仅是‘民富国强的法门’,而且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在法治语境和制度安排下,‘对人而言,权利是自由;对物而言,权利就是财产权,因此,权利、财产、自由是相通的”,等等。因此,出于先锋的问题意识,从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乃至政治学给予“小区善治”问题以不同学科观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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