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就美国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与崔之元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16-11-01 23: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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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进入专栏)  

   读过崔之元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第192到194期上的《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一文,觉得其文对一些西方经济前沿理论(特别是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随意解释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崔文断言:追求个人利益(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帕累托效率)是矛盾的;市场经济与民有(私有)产权也是矛盾的;美国公司法的变革说明了美国正在进行非私有化的变革。笔者对这些结论和观点,以及作者根据一个实例导出一个一般性结论的思维方式实在无法苟同。考虑到崔文对经济学前沿理论的一些严重曲解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问题,且《经济学消息报》读者面广泛,不指出其缪误,可能会对经济学界和理论界产生误导。于是写下此文,指出其中一些问题,供作者和读者参考,同时也为了维护学术的严肃性和尊严。

   崔教授本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最近却对一些法学和经济学问题发生了兴趣,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与这两方面有关的心得及介绍性文章。如作者自己指出的那样,他的文章旨在通过介绍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的变革来介绍西方经济学和法学的若干新进展,以此对我国的体制转型提出政策性建议。由于我本人不是法学方面的专家而是学和教经济学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经济理论特别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并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故主要对崔文中涉及到经济学的部份进行评论。


一、 关于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效率的“矛盾”

   崔文一开头就宣称美国大多数州正在进行非私有化的变革,正在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耸人听闻的说法,他试图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找出其理论背景。于是他将美国经济学教授赫姆斯特姆(Holmstrom)1982年发表在贝尔经济学杂志(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上一篇文章中的一个不可能性定理(定理 1)作为理论根据。崔文称:“证明‘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相互矛盾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它打破了股东利润最大化自动导致‘帕累托最优’的神话。从而为公司法的变革提出了经济学的依据。”“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一般来说真的是矛盾的吗?

   答案不见得如此。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让笔者先给出对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的完整描述。此定理说的是:在具有外部性的团队(合伙制)中,满足预算平衡条件的任何直接显示机制的纳什均衡和萨缪尔逊社会福利最优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这里,“预算平衡”指团队联合生产的产出将全部由团队成员分享,“直接显示机制”是指策略空间只是由参与者的经济特徵集合组成(在此定理中它指的是参与者生产效率投入集合,即每人可以在真实地发挥他的生产效率和实行各种不同程度偷懒的决策中进行选择),而萨缪尔逊社会福利最优被定义为最大化了的全体成员收益之和。需要指出的是,赫姆斯特姆在陈述此定理时并没有明确提到外部性假设(但在文中其他地方提到),也没有指出他所考虑的激励机制类型只是直接显示机制类型。此外,赫姆斯特姆将“萨缪尔逊社会福利最优”称之为“帕累托最优(有效)”,但这不是帕累托最优的通常定义。崔文称:“‘帕累托有效率’是指它使某些人情况更好,而又不使任何人处境更坏”。这一定义有误,恰恰相反,这其实是帕累托不有效的定义。一个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有效”(也称经济有效率)应是指:在给定现有资源条件下,不存在任何其他配置结果使某些人情况更好,而又不使任何其他人处境更坏“。由于预算平衡和萨缪尔逊社会福利最大意味着帕累托最优(有效),因此赫姆斯特姆的不可能性定理也可陈述为:在具有外部性的团队(合伙制)中,任何直接显示机制的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有效)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需要提到的是,如赫姆斯特姆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这个结果并不是什么新结果,经济学文献中早就论证了在具有外部性市场经济环境下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会导致非帕累托最优配置这样的结论。维克雷(Vickrey),赫维茨(Hurwicz),戈林(Green),瓦克(Walker)等人早在60、70年代就对公共财或信息不完全的情形证明了不存在任何直接显示激励机制,它的纳什均衡导致了帕累托有效配置。(由于维克雷在激励机制设计和信息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他获得了1996经济学诺贝尔奖。)赫姆斯特姆在文中之所以陈述这个不可能性定理主要是为了随后方便地讨论如何解决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有效配置这种不一致性问题。

   由于“纳什均衡”描述了个人的自利行为(也称为个人理性──追求个人利益(利润)最大),而“帕累托最优”描述了社会福利效益(集体理性),于是崔文论断:“‘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证明了预算平衡的团队不可能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效率是“矛盾的”这一现象呢?是否能象崔文所认为的那样应否定利润最大化或帕类托有效标准?答案并非如此简单。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及所有其他不可能性定理的成立都是有具体条件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些不可能性定理成立的具体条件限制,就会错误地理解这些定理的结论,从而得出个人利益或帕累托有效一般是矛盾的这种错误结论。事实上,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及所有其他不可能性定理的本意根本不是为了否定个人理性或经济效率,而是为了探讨在什么样情况下市场机制会“失灵”从而找出替补方法或激励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考虑不同的经济环境类,选择不同的自利行为假设,设计不同激励机制,允许剩余产出、或将精确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一理想境界放宽为任意接近帕累托最优都可使这些不可能性结果变为可能性结果。下面对这些可能性分别作一简单讨论。

   首先,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中的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效率的不一致性结论主要是由于团队的生产活动存在着外部性及信息不完备造成的。崔文在陈述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时忽略了所讨论的经济活动(团队问题)存在着外部性这一重要隐含假设。所谓外部性,就是个人或企业的行为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利益而不需要为这种影响付出代价或给予补偿,从而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搭便车”(free-ride)或“败德”(moral hazard)的现象。由于团队中每个人投入(努力工作的程度的投入)影响总产出从而影响其他队员的收益,从而团队的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

   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点基础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研究最优资源配置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对理想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即,假定商品是完全可分的,消费者偏好是连续的、单调的及凸的,生产集是闭的,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外部性)完全竞争的(私有产权)市场机制导致了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然而,象任何经济制度一样,市场机制也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不可能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能导致帕累托有效配置(事实上,经济学中的杰巴德(Gibbard)不可能性定理已证明:当经济环境类充份大时,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经济机制使得个人理性和任何“非独裁”(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理性能同时被达到)。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如不完全竞争市场,生产的外部性,公共商品,不完全信息市场,或不可分商品等),私有产权(市场)不能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但这与完全地否定私有产权或市场机制是两回事。人们不应由于市场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如存在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发生故障就否定市场机制或私有产权的存在价值,就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也会导致非帕累托有效配置,就认为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有效是矛盾的从而否定个人利益或否定追求帕累托有效这一理想境界。客观的看法应该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市场机制能将个人利益(自利)和社会利益(互利)很好地协调起来,但在许多情形下(如存在生产外部性),它协调得不是很好。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着一种事或物,指望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看到市场机制局限性时,就简单地否定它,这绝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是需要寻找其他方法或机制替代或改进市场的作用。

   其次,放宽直接显示机制的要求为非直接显示机制的要求也可使得这些不可能性结果变为可能性结果。在所有这些不可能性定理中,所考虑的激励机制都假定是直接显示机制,即策略空间由个人经济特徵环境集合组成。由于每个参与者有可能不真实地显示自己的真正生产能力(效率),策略空间可假定是由所有可能的生产函数组成,其中不仅包括他自己的真实生产效率也包括那些给出较低生产效率的生产函数(意味着偷懒)。但直接显示机制是一种限制性非常强的激励机制。尽管纳什均衡对描述人的利己行为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假设, 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把别人的策略视为给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但激励机制理论中的“显示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真实显示策略是一个直接显示机制的纳什均衡,则它也是一个占优均衡。这意味着直接显示机制的真实显示纳什均衡是等价于真实显示占优策略均衡。所谓占优均衡是指每个人的最优决策是独立于任何其他人的决策,即每个人所作出的决定对自己都是最有利的而不管其他人的决定如何。但占优均衡是对个人自利行为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因为在现实中一个人的决策多半也取决于其他人的决策。由于直接显示机制的真实显示纳什均衡是等价于占优策略均衡,设计直接显示激励机制的要求是一个非常强的限制。如果人们用非直接显示机制(即,策略空间不只是由参与者生产决策投入组成)并且假定人们的自利行为是按纳什均衡原则行事,则个人收益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配置可同时达到。这样一来,即使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只要我们用一定的规则(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去引导,对一般的经济环境类,都可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样,所谓的个人自利和帕累托最优的“矛盾”一般来说就不存在了。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罗夫斯(Groves)和利加德(Ledyard)在1977年首先给出了这样的非直接显示经济激励机制,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对各种具体经济环境给出了相应的机制。笔者在西方经济学刊物上也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有兴趣想较详细地了解这方面结果,可参考笔者为国内读者写的一些有关经济激励机制理论方面的介绍性文章及其后的参考文献。笔者的这些介绍文章收集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由商务出版社出版)。

   再其次,即使人们一定要坚持采用直接显示激励机制,通过将平衡预算要求或精确达到帕累托最优标准要求放宽为任意接近帕累托最优标准,个人自利和帕累托最优的“矛盾”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赫姆斯特姆在1982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及许多其他文献就是讨论如何通过放宽预算平衡或近似逼近这类方式设计具体激励机制以用来解决这种矛盾问题的。

如果人们并不要求团队联合生产的产出将全部由团队成员分享而允许剩余,则个人理性和萨缪尔逊社会福利最大这种集体理性可同时达到。维克雷──格罗夫斯──克拉克(Vickrey-Groves──Clark)在60、70年首先给出这样的直接显示机制:所有参与者都有激励真实地显示自己的生产效率(即,真实显示是占优均衡),并且所导致的配置是萨缪尔逊社会福利最优(最大化了的个人收入之和)。经济学教科书和文献将这种机制称之为格罗夫斯──克拉克机制。赫姆斯特姆在1982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结果。在定理 2中,他讨论了如何决定分享函数使得直接显示机制的纳什均衡导致了个人收入之和最大。当然,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剩余。多下来的产出给谁呢?一种办法是“委托──代理人”处理法。将剩余给与委托人──机制设计者(他可能是企业主,管理企业的经理,或政府管理人员等),原有的生产参与者称之为代理人。崔之元批评这种方式有逻辑上的毛病。崔文称:“若设原来团队有n个人,那么加上‘剩余索取者’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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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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