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1-12-21 2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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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进入专栏)  

  

   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了多个重要信号,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媒体、业界、学界有许多解读,被认为是“解放思想、政策纠偏、重塑共识”的会议。会议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决策,明确了2022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些为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给出了短期应对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指导方针。不久前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当前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加上一些其他现状问题,让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一些政府部门管制不断加强的所谓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没有把握好时度效,力度过大、过急、过频、过激,导致监管、整顿过度,叠加共振,市场主体活力及其预期下降,及企业信心不稳,承载了中国绝大部分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经营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和困难,运行复苏缓慢,乃至一些中型、大型企业也出现经营困难加剧趋势,投资增速也有回落风险。此外,也出现了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落实不到位的空心化现象,使中央部署、改革大政方针无法完全落地。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辅助、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一出现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想走回头路。这些是导致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减弱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破解经济发展面对的“三重压力”,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创新驱动呢?“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认为,这需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历史视野、实践探索和理论高度三个维度来得到答案,同时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有一般均衡分析系统思维的综合治理理念和全局观念,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也要基于世界上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来处理好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改革治理、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性和特色性以及市场化改革和加强管制的改革这四大辩证关系,从而稳中求进,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不仅要有决策的科学性,更要有谋划的艺术性。并且,这样的决策和谋划应经受得住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印证、检验及逻辑推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表明,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之下要素资源在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引入后的自由流动、优化重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过去更注重量的增长速度转向更注重质的提升和增长的持续性,并且更强调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同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条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紧约束、硬约束。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的改变,意味着过去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要素驱动型粗放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向创新驱动型集约发展模式转变。

   202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30周年,重温1992年邓小平在谈话中所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观点,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面向未来,我们要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营造有利于市场导向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和舆论环境,从系统思维出发建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框架,统筹解决周期性、外部性问题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总体政策上保持相对宽松、稳定,避免政策调整过大、过频引发叠加共振效应,同时进一步向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和全方位、制度型开放要增长红利与发展动力,将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一、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短期风险和中长期瓶颈

   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短期下行风险和中长期的瓶颈制约。从外部环境看,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封锁持续加码,并开始与日本、欧盟形成联合对华阵线,加上新冠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反复已使得许多国家意识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开始进行在地化、多元化的布局,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在2022年全面放开疫情防控,加上中国全面清零等严格管控措施,有可能会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外移调整。从国内来看,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不足,叠加疫情防控期的延长,消费需求的恢复增长有不确定性,再加上前面提及的管制不断加强的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力度过大、过频、过激,导致监管过度,叠加共振,市场主体活力下降,企业经营困难。供给侧的冲击和需求侧的收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转弱和市场主体信心不足,预期下降。

   面对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的下行压力,跨周期调节政策要考虑的不只是短期经济波动,更要着眼于中长期,向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要红利。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有周期性、外部性因素,但更关键的还是制度性、结构性因素。这反映到社会舆论环境上,就是诸多反市场化改革、反开放、反民企的论调时有出现。殊不知,中国改革之所以在过去4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之外,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较大程度上的经济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下才取得的。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不深入、不彻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瓶颈制约。具体来看,对应五大新发展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驱动的创新度。目前,我国整体上还处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半途之中,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创新要素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尚未实现自由、充分的流动和组合,使得创新资源配置面临分散、重复和低效的问题。政产学研在基础科学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中存在角色分工定位不清,导致产出效益不高、成果转化滞后、价值创造低下。反映到经济领域,就是尽管中国产业门类齐整,但是大而不强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和核心基础零部件等方面的对外依存度比较大,一旦外部环境收紧,就面临“卡脖子”的现象。

   第二,发展过程的协调性。无论从城乡、区域、产业、收入等经济结构关系来看,还是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发展的协调性、全局均衡性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部分是过去所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导致,也是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其中,在区域经济结构上,国家已经注意到区域经济的分化,陆续提出了多个区域经济振兴计划,但综合治理不足,内生动力不强,效果并不明显。这就涉及到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基于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的一般均衡综合治理来统筹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定,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第三,发展模式的生态性。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是一味追求GDP指标。如果这个观念不真正树立起来,就会出现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牺牲后代人乃至当代人的生活质量来追逐官员的短期政绩,一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并且,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也依然非常高,单位GDP能耗差不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当然,这与中国具有让其他国家受益的相当完整供给链,为世界提供了相当比例实物,是一个实体经济的出口大国有关。作为人均GDP还较低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需要防止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的控制影响经济发展、自缚手脚。

   第四,发展格局的开放度。改善外部环境,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加入WTO,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使得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相比,中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当然,这也与中国经济尚未实现向创新驱动转型、核心竞争力不足有关。过去,中国一直处于“要我开放”的被动开放状态,需要加快向“我要开放”的主动开放状态转变,利用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参与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用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

   第五,发展成果的共享度。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吃大锅饭分配模式,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带来了国民财富的急剧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当前中国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均处于较高水平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看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而且社会流动性也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高低收入阶层均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未得到很好保障,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持续发展壮大。当然,这些问题也与发展成果的衡量标准没有多元化有一定的关系。现在一个常用标准就是用平均或人均来表达发展成效,这当然是一个度量经济发展的进步指标,但也有很大的问题,一大问题就是没有注重平等,使贫富差别巨大问题被平均掩盖掉了。这些都是与共同富裕的中长期国家目标不兼容的。

   二、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弄清楚改革与发展、稳定和创新的内在辩证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内在关系。鉴于中国经济短期内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在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上还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基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稳健。财政政策需要出台面向基本民生的收入补贴措施和减税降费政策,提振消费需求,同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疫情严控或时不时熔断的情形下,仍需延续中小微企业税费减免政策和加大就业稳岗补贴,扭转中小微企业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对中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进行定向扶持,防止经济进一步分化,同时用好绿色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绿色经济投资的支持,启动经济新增长点,对冲经济下行趋势。此外,针对一些行业的调整,也应该采取渐进而不是急剧式、一刀切的不断加强管制和结构调整的政策,要防止出现政策叠加共振效应,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困境及其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潜在冲击需要正视。

   当然,以上政策应对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的最有效对策。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因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一些偏差,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必要条件还需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将事情做成。导致的结果就是将必要性和充分性混为一谈的倾向,许多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本来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综合治理的改革不到位,辅助、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一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想走回头路。这也是导致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和谐气氛和良好的营商大环境以及具体措施,避免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空心化,使得中央部署、改革大政方针无法落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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