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斌:社会抗争何以可能

——以反支配的权力为视角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0 次 更新时间:2016-10-31 16: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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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斌  

   [摘要]社会抗争过程在本质上表现为权力的生产与运用过程。社会抗争者所塑造的权力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支配性权力,而是反支配的权力。社会抗争之所以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抗争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其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体现为反支配权力的生产和运用过程。在反支配权力的运用过程中,社会抗争者会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不断地触探权力关系网络,运用各种反支配的策略以实现自身诉求。

   [关键词] 社会抗争 权力 支配性的权力 反支配的权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呈现上升趋势,移民上访、土地维权、环境抗争、业主维权和工人抗争等问题不断增多。批判性地考察现有的社会抗争问题研究,可以发现,既有的分析基本上未曾以权力为核心来解释社会抗争现象。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的权力分析往往将权力等同于支配,将权力主体等同于支配者,因而不太可能从权力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抗争现象。事实上,现实社会中不仅存在支配性的权力,也存在反支配的权力(power as anti-domination)。从反支配的权力角度分析,社会抗争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导致的,其本质是抗争者通过生产或激活反支配的权力以实现自身诉求,其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生产或激活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体现为反支配权力的生产与运用过程。本文依据相关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案例,在简要阐释反支配权力的意蕴基础上,重新探讨社会抗争何以可能的根本原因与动力机制,分析反支配权力的生产机制和运用策略,以期为社会抗争问题研究提出一种具有概括性、解释力与综合性的阐释。

  

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再审视

   在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基本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抗争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在物质或伦理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损导致的,是他们在外部力量压迫下采取的自我救济行为。于建嵘就曾指出,集体维权抗争的原动力在于某些人受到“集团”外部的“压迫”,使他们采取各种“压迫性反应”的方式实施抗争:“这种基于共同压力完成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正是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决定性条件。”①然而,需要追问的是,那种“压迫”某些行动者的外部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某些行动者实施抗争的根本原因与动力机制究竟何在呢?

   在社会抗争事件中,抗争者所针对的对象既可能是那些实施征地、拆迁、排污等行为的企业及其员工,也可能是地方政府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具体而言,社会抗争对象往往通过决策制定、议程控制或偏好塑造等方式损害某些行动者在物质或伦理方面的合法权益,因而引起社会抗争。

   第一,在决策制定的情形中,社会抗争者和抗争对象往往会在某项或某些关键议题的决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存在冲突行为,并且由此导致权益受损。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抗争者能够参与决策制定,然而,他们却往往会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压制。其原因在于,社会抗争对象通常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能够通过决策制定实现自身利益,而社会抗争者则往往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其权益会被抗争对象的决策制定所损害。在吴毅考察的某石场纠纷案例中,抗争者就曾对镇政府在决策制定中的支配行为表示不满:“听说一个场子只补偿三五万,政府这样干,我们就亏大了。我们准备上访,要么提高赔偿标准,要么让我们再生产一段时间,把本钱弄回来。”②

   第二,在议程控制的情形下,社会抗争对象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限制决策制定参与者的范围,将其他行动者可能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或议题排斥在议程之外,使各种不符合其需要的方案或议题根本不可能进入决策过程;社会抗争者则被排斥在决策制定过程之外,他们根本无法使那些符合自身诉求的方案或议题被纳入决策议程。闫丽娟和王瑞芳在调查农村征地抗争时指出:“S村的征地事情始于2008年,即移民安置之时。作为县政府安排的任务,镇政府与村干部合力为之,他们想以一种私相授受的行为强行征地,而不顾及普通村民的利益。当村民得知事情的时候,尤其知道征地价格之后,自然就会抵触。这根源于农民最痛恨最担心的暗箱操作。”③在这里,所谓的“暗箱操作”事实上就是通过议程控制将某些利益相关者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

   第三,社会抗争对象也可能试图通过塑造偏好的方式构建某些行动者的态度、情感与价值判断,甚至使他们形成自我贬损、自我蔑视的心理认知与行为倾向。应星描述道:“下午,县政府一个副县长带着县政府工作组赶到现场。这个副县长一来就训斥群众:‘把你们江边人喂肥了,不听话了?’结果他这话激怒了众人,众人要去追打他。副县长情急之下,居然被逼得跳到江里,后被当地的派出所所长救上来。”④从本质上讲,上述副县长认为群众应当“听话”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将群众比作被“喂肥”的家禽家畜,将他们看作处于依附地位的被支配者。也就是说,副县长实际上是想影响群众的意愿和判断,塑造和强化他们的依附观念,提醒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份,使他们接受自身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境况,其结果必然会使群众感到蔑视、侮辱和屈辱,因而采取抗争行动。

   在社会抗争过程中,无论是运用决策制定与议程控制的方式约束他人,还是通过塑造偏好的方式影响他人,上述社会抗争对象都运用了各种“限制他人选择的能力”⑤,都“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要“贯彻自己意志”⑥。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压迫”抗争者的外部力量实际上就是某些行动者所运用的支配性权力。因此,那种具有支配性的权力是抗争者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而社会抗争则是抗争者针对那些实施支配行为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支配是抗争的开始”⑦。然而,无论是行动者遭受支配性权力的外部“压迫”还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受损,都仅仅是社会抗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针对支配性权力的“压迫”,社会行动者可能具有抗争的意愿,也可能不具有抗争的意愿;可能具备实施抗争的能力,也可能不具备实施抗争的能力;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抗争,也可能选择妥协、退让、忍受或顺从。由此可见,即使某些行动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而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他们也不一定会采取抗争行为,而是可能通过妥协、退让、忍受或顺从等方式接受现实。

   从根本上讲,由于行动者是针对各种支配性权力的压迫而实施抗争的,所以,社会抗争在本质上就是抵制或反抗支配性的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⑧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塑造出相应的权力,社会抗争者才可能抵制、反抗甚至颠覆抗争对象所运用的支配性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权力不可能被某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完全垄断,而是不均衡地、弥散性地分布于所有行动者中间。实际上,尽管不同行动者掌握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存在差异,但是,无论是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还是工人、农民或小商贩,任何行动者都会掌握某些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都可以通过动员某些资源获得权力。也就是说,那些由于支配性权力的作用而导致合法权益受损的抗争者并非完全被动的服从者,他们也是拥有资源动员能力的行动者,可以在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动员各种资源塑造出权力。社会抗争者的目标不是支配他人,而是影响、干预、抵制或反抗特定支配性权力的运作,使其受到约束,挫败支配者的预期目标,改变既定的事态或事件进程,削弱或颠覆自身在物质或伦理领域中受到的剥削、压迫或蔑视,甚至变革既定的具有支配性的社会资源配置规则。社会抗争者所塑造的权力就是反支配的权力。反支配的权力既表明某些行动者具有反支配的意愿,也意味着他们具有反支配的能力,能够动员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实施反支配的行动⑨。

  

反支配权力的生产机制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抗争之所以存在,其原因在于某些行动者不仅具有抗争的意愿,而且具有抗争的能力,可以生产出反支配的权力。那么,反支配的权力是如何生产的呢?它的生产机制是怎么样的呢?在既定社会中,任何权力都是由某些行动者的共同行动生产出来的。权力“所对应的人类能力不仅仅是行动的能力,而且是共同行动的能力。权力绝对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所有物;它属于某个群体并且只有在这个群体聚集在一起的情形下才能维持其存在。”⑩反支配的权力亦不例外。下面,本文将结合相关学者的田野调查经验分析反支配权力的生产机制。

   在社会抗争过程中,反支配的权力是那些受支配性权力压迫的行动者通过凝聚共同力量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其能否成功生产则取决于抗争者彼此间的团结。潘毅等在调查建筑工地农民工为拿到应得的工资而抗争时指出,“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已成为建筑工人的基本共识。“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成长,他们知道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11)在抗争过程中,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12)在这里,建筑工人所具有的“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的共识,既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社会抗争成功的基础在于“力量”,又表明他们对凝聚“力量”的方式具有深刻的认识,即“力量”来源于工人们的集体行动与团结。由此可见,在社会抗争过程中,那些受到压迫的建筑工人是通过共同行动凝聚“力量”来抵制、对抗甚至颠覆各种支配性权力,他们的“团结”是生产反支配权力的基础。

   上述建筑工人的经验表明,社会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权力的强弱是决定抗争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越强,其抗争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越弱,其抗争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支配权力的强弱依赖于抗争者的数量和意愿,也就是依赖于抗争者动员资源的能力:抗争者数量越多,抗争意愿越强烈,他们抗争的能力就越大,所能生产的反支配权力就越强。黄振辉在分析“表演式抗争”时指出,“表演者的数量越多越可能被定义为‘人民群众’,越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政治问题,越有可能被纳入政策议程。……无论是道德势能还是身份势能都不足以左右表演式抗争的实际效果,对表演式抗争的实际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表演本身的政治势能。……抗争者的数量越大越有可能被定义为‘人民群众’,问题被解决的概率越高。”(13)从权力的角度分析,“表演者的数量”之所以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其直接原因是有关“人民群众”界定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那些实施抗争的“表演者”数量越多,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就越大,也就越可能影响政府部门以实现其诉求。这也就是有学者所分析的社会抗争者“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14)。

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反支配的权力与支配性的权力存在着冲突,所以,社会抗争者需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他们需要凝聚内部共识,化解各种内部分歧,尽可能塑造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抵御各种外部压力,抵制或反抗那些运用支配性权力的行动者。在这种情形下,抗争者面临的困境在于,他们既要“安内”,又要“御外”:“安内”是基础,抗争者只有实现内部团结才可能生产更加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御外”是目的,抗争者生产出反支配权力的目标就在于抵制与反抗外来压迫。如果抗争者内部分歧太大,缺乏凝聚力,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生产出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如果他们面临的外部支配性力量过于强大,那么,他们也可能在外部力量的操纵、诱导、威慑或直接压制下分化瓦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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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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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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