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第三代”中国研究者的历史视野

——从费正清、列文森到周锡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3 次 更新时间:2016-10-28 21: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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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   周翔  

  

   引言

   作为美国的“第三代”中国研究者,在周锡瑞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个学科范式转向的痕迹——1960年代以来从制度和上层精英的历史转向考察更广泛的群体和社会变迁;也可以窥见他自身的方法与偏好——将考察压缩于某个焦点的努力,以及由地方史进而构建出一个整体性理解的抱负。“我确信关于中国社会的宽泛的一般性描述不如细致的地方化研究。中国的地理、经济、社会结构、地方文化是如此多元,不可能概括在一个简单陈述里。”他在访谈中说道。

  

   三联生活周刊:首先想请您讲一讲自己的经历,您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形成的?

  

   周锡瑞:我对中国的兴趣几乎是偶然的。我在哈佛读本科时对研究外国产生了兴趣。那是在1960年代早期,肯尼迪当政的年代,许多美国人开始突破冷战范式来观察世界,尤其是在哈佛。我当然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我那时年轻,想象力有限,只有大国在我的考虑中:印度、苏联、中国。

  

   我本来的专业是经济学,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Galbraith)论经济发展的系列讲课曾令我深受启发,也激起了我对印度的兴趣。可是加尔布雷思旋即就任驻印度大使,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研究印度历史和政治的专家(他们是一对夫妻档)也转去了芝加哥大学。哈佛的印度学,以及开展南亚研究的机会可以说就此完结。

  

   于是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专攻苏联研究还是中国研究。无论哪个都涉及学习一门生疏困难的外语,我知道自己必须有所抉择。当时我一面在费正清门下学习中国历史,一面听苏联政治科学专家比如梅勒·费因索德(MerleFainsod)的课(我当时的专业又转到政治科学)。这些课程的学术氛围和教师们的态度迥然有别,令我震惊。苏联问题专家们明显不喜欢俄国。他们当然反对共产制度,但不仅如此,他们也不喜欢俄国的文化、饮食、生活,乃至不喜欢俄国人。唯一喜欢的是人人赞颂的俄罗斯文学。他们彼此也不那么友好——他们的课上充斥着对其他苏联问题专家的批评。与之相反,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显然相互之间更友善,也更喜爱中国。三四十年代他们在中国生活过,喜欢中国人,赞赏中国文化,喜爱中餐,期待有朝一日中美能够恢复外交、文化和学术的往来。对我来说,研究一个自己对之抱有一定同情的国家要更说得通一些,所以我选择了中国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您先后做过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的学生,能否评述一下他们各自的学术风格,以及他们对您的启发?

  

   周锡瑞: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和风格。费正清是一个极具权威的人,一个令本科生印象深刻的形象——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学识渊博,令学生们永不会想到有所质疑,而是向他求教并得到解答。然而,在哈佛听了几年费正清讲课以后,我认识到在他所有讲座和他弟子们的全部著述中都是贯穿着那个众所周知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主题。临近毕业时,我感到继续留在哈佛读研究生的“边际效益”不佳。不过,我并非作为一个批评者离开哈佛的。只是在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才写了那篇《哈佛的中国观: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对此,费正清写了一篇尖锐而彬彬有礼的答词。这是他典型的作风:他从未向当了“叛徒”的我这个学生表达过任何憎怨之意,对我一直是友善而公正的。

  

   我是有年春天回加利福尼亚家里考虑读博士的时候,初次在伯克利拜访列文森的。他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学者:更愿意提出新问题,不以权威身份行事,永远有让人预料不到的、创造性的思考,在我想不到的地方看出联系和比较。对于一个年轻的学生,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这是我决定在伯克利读博士学位的主要原因。在加州大学列文森门下求学,当然激发我思考得更广泛,更多地运用比较方法。虽然我并未从事思想史研究,但是认为自己应该从他那里受到更多的教育和启发,只是他英年早逝。

  

   我在伯克利结识了魏斐德。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也正是他当助理教授的第一年。他年轻(只比我年长几岁),充满活力,是一个聪明至极而又十分多产的学者。他刚刚完成他在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即《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是我们所有人期望效仿的榜样——只是他比我们聪慧那么多,我们怎么也不能望其项背。我在台湾做关于辛亥革命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收到一封电报,得知列文森已在一次行舟事故中不幸去世的消息,于是我成了魏斐德的学生。那时,我已经跟随他进入了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领域。不过,在他评议我的论文草稿时,他对我的影响就更大了——他对细节和逻辑的关注,他对相关社会科学文献的广泛了解,都强烈地影响了我。

  

   三联生活周刊:您把自己称为“第三代”美国中国学的学者,这里面除了师生关系之外,有内在的学术思路和方法的师承与差异吗?在许多人看来,您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这一学科“新社会史”的代表人物。您怎么描述自己的学术研究?

  

   周锡瑞:我想“社会史”是描述我工作的一个恰当范畴。一般来说,在历史研究领域,1960年代是一个学科范式转向的时期,从研究制度史,统治精英的历史,分析伟大人物的思想,转向研究广泛的社会变迁和历史舞台上新的社会群体的涌现。那时,我们好好地钻研了一番社会学理论,熟读韦伯、掌握他的范畴术语被看作是绝对必要的。我要强调的是,因为我们是从读韦伯开始的,所以当我们转向马克思著作时,就不像美国学界一般的观点那样将他们看作截然对立的,而是更倾向于欧洲的看法,认为他们之间构成了方法的互补:一方更多唯物主义,另一方则更关注宗教、观念和法国人所称的“心态”(mentalité)所起的作用。因此,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途径并不意味着摈弃诸如“等级”“身份地位”“阶级”等韦伯式的范畴。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认为,相对于费正清那一代而言,包括您在内,下一代的研究者将视野从聚焦于官方的、上层精英的、“外交活动的”层面转向更广大的民众,努力提供一个更综合的历史理解。您认可这种描述吗?

  

   周锡瑞:我觉得这么概括我这代人的学术发展基本成立:我们对外交事务、国家领袖和知识精英等等已经没有研究兴趣了。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人民”。不过我需要马上补充的是:在我本人关于1911年的书(《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里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初期的粗朴特点。如今重读这本书,我有点儿感到难为情——没有基于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和性别的细致区分,而是含糊其辞地讨论“群众”。我们有意于研究人民,可那时我们还正在摸索要怎样去做。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由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这一学科自身“内部”思路发展的结果,还是更多地由于受到其他学科的或者说“外部”的启发,比如年鉴学派的研究的启发?

  

   周锡瑞:我想是两方面并存的。一方面,我们深受欧美史学界转向社会史的整体趋势的影响。(我要强调,在美国,要求研究生广泛地、大量地阅读欧洲史,在中国——我很遗憾——通常不是这样。)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研究领域里社会史的兴起,也和日益增长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兴趣与同情有关。这又相应地和我们反对越南战争,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些运动高度依赖人民的支持,由此我们就希望理解革命运动获得广泛支持的社会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伯克利读书期间曾热心参加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曾说到这段经历让您了解到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大量琐碎切耗时的基础性工作,能否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这段经历对于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周锡瑞:我是1965到1968年之间在伯克利的。当时反战运动正在兴起,我是活跃分子。基本上,这是我最初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是在哈佛时参加游行,抗议学校摈弃拉丁语文凭而代之以英语。这是我的“首次”,一场“反动的运动”。)反战运动是一个高度自下而上的运动:没有起组织作用的中心团体,不同学校各有团体,各校的几个团体间时而合作,时而竞争。这就意味着,对战争采取怎样的方针,开展哪些活动,组织游行的形式,运用媒体的方式,还有和其他团体的关系,我们都得自己决定。决议一旦作出,就有大量常规工作要做:起草和印刷,张贴海报,在学生中分发传单,说服学生和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运动,动员人们参加游行,在队伍里维持纪律,如此等等。要让形形色色的个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行动方向,要负起责任来实现具体的任务,参与这些,让我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组织与参与有多么难。我还得强调,做所有这些工作,是在因特网、手机、微信或者现今其他技术手段出现很久之前。这很花时间和精力,但以这种方式和他人一起工作,可以学会合作和妥协,学会适当而有效地作出决定,对分派给自己的任务负起责任。这些是有益的经验,当我研究中国史上类似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时,我总会想到当时的经历。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观察一下用来描述近现代中国史的那些名词,会发现一个有意味的事实,就是许多这一类名词的构成里都包含“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等。“运动”似乎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现实的一个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部分。“运动”,是区别于别的样式的一种对大众的特殊组织方式,您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动员大众的基本方式有哪些发展和特点?

  

周锡瑞:首先我要指出,“运动”一语在你提及的这几个例子中每一处都有着很不一样的含义。实际上,我怀疑“运动”在这个术语通常的意义上用于“洋务运动”是否真的合适。它实际上是清帝国官员领导实施的一系列自强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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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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