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

——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2 次 更新时间:2016-10-27 12: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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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一、有关“民族”一词的用法

  

   关于“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等用语定义和翻译方法的讨论,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

   长期以来,“民族”一词被同时应用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这两个层面上,“民族主义”被同时应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全体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与56个“民族”相关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两个层面上,在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和对外翻译方面都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厘清。2000年我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该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民族’定义”一文中指出,汉文的“民族”一词“在应用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时,在实际内涵方面与英语的‘Ethnicity’或者‘Ethnic groups’较接近”(马戎,2000a:7)。同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的“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于有关术语的使用提出了“两种选择,第一个是从‘国族’的新角度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习惯用语,同时保持56个‘民族’的称呼;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Chinese 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有助于把在使用中相互模糊混淆的词汇明确区分开”(马戎,2000b:135)。

   200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该年第1期发表的“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再次建议我们考虑“在用语上进行一些调整,如采用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把‘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族群’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对应起来,而对56个原来称为‘民族’的群体称为‘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再称‘汉民族’、‘蒙古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的56个族群’”(马戎,2001:149)。

   2004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中重申了这一建议,并列举出“三个理由:一是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含义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少数种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是大致相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可以避免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和下属各‘民族’)使用同一个词汇所造成的概念体系混乱;三是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汇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Regional 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汇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这样的话语调整可以避免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马戎,2004:123)。

   在我提出以上涉及“民族”定义和用词调整的建议后,在一些报刊上引发了讨论和批评。有人认为这将牵涉到我党领导人讲话和许多政府文件中传统用语的调整,有些人担心如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会“矮化”中国的少数民族并危及中国的民族平等,有人担心这将会对当前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合法性带来质疑。也有人认为中国语境中的“民族”既不同于“nation”也不同于“ethnic group”(族群),建议使用汉语拼音“minzu”来解决“民族”的英文翻译问题(郝瑞,2010;纳日碧力戈,2000:121)。考虑到“民族”一词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两个层面同时使用所造成的重复和概念混乱,还有学者认为56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应当废弃“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建议“‘中华民族’一词只在作为复数的‘中华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而在其他场合放弃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改用毫无争议的、与公民共同体涵义重叠的‘中国人’”(都永浩,2010)。假如接受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术语调整所涉及的范围将会更广,连目前的国歌歌词和建国以来的许多重要文件用词都需要从新调整。

   毫无疑问,这些不同意见和批评都是有一定根据的,其根据就是国家官方确认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国内民族理论界长期宣讲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我国中央政府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我认为,在建国初期遵循这些经典理论并采用这些政策,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当说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在当时中央政府所能够做出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建国60多年后的今天,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首先,在“文革”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变化,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革命”;其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就业体制发生了变化;第三,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解体和转型;第四,围堵中国、分化中国的国际反华势力活动日趋猖獗,直接介入我国的民族分裂活动;第五,我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背景的严重的社会事件(如2008年拉萨“3•14”,2009年乌鲁木齐“7•5”),在“民族”认同意识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只是简单引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论述,仅仅重述50年代以来党的历次会议文件,恐怕很难解释当前中国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在这个新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非常有必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对造成这些事件的多种社会原因和民族意识基础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以“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态度,对我国60多年来坚持的传统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制度与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我们提出要“反思”,决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努力“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形势发展的脚步,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避开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二、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近年来出现的这场围绕“中华民族”定义、我国各少数民族是“民族”还是“族群”的学术讨论,经常使我回想起70 多年前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另一场类似的讨论。

   1.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

   在1938年12月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历史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云南昆明创办《益世报》的《边疆周刊》。顾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以现代的政治观念来看,在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人们常说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称作“民族”,而且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之为“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在日本已经建立“伪满洲国”和正在鼓动“内蒙古自治”的严峻形势下,顾先生的担忧决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学术争论。一些学者对顾先生的观点分别表示了支持和商榷,特别是刚从英国学习了西方人类学回国不久的费孝通先生,撰写文章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顾先生为此又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予以作答。

   我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中国民族报》上读到记者赵志研的一篇述评“‘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这篇述评的题目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随后我即找到顾颉刚先生的这篇文章,读后受到很大触动。我不仅同意顾先生的基本观点,也深深地被他的一片爱国热忱所感动。随后,我又读到周文玖、张锦鹏两位先生在《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一文,得知傅斯年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虽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实为一族。他说“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周文玖、张锦鹏,2007:26)。由于傅斯年自1928年起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1937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对当时的学术界和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很大,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傅斯年的观点对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

   与“中华民族”一词相关的是“中国本部”的提法。这在当时也普遍流行,顾先生认为这一概念的流传危害极大。因此顾先生在《益世报》的《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上首先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两篇文章的主题紧密相扣。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们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大家日日在嘴里说,又在笔下写,这几个名词就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仿佛真把土地和人民划成了若干部分,要做团结的功夫就增加了许多困难。这不能不责备我们知识分子的糊涂,以致国家陷于空前的危险”(顾颉刚,1939a)。

   “外人称我们的满洲为Manchuria,称滿人为Manchus,称蒙古为Mongolia,称蒙人为Mongolian,称新疆为East Turkistan,称回民为Mohammadans,而称我们的十八省为China Proper,称汉人Chinese,简直把我国裂成五国,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我们从前的名称是西域,现在的名称是新疆省,他们都不用,偏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很清楚地要使它联接西边的土耳其而疏远东边的本国政府”(顾颉刚,1939c)。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临的是一个“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天朝秩序”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黯然失色,并迅速失去了话语主导权,不仅是对西洋社会和“外交事务”的解读,甚至连涉及中国内部事务的许多概念,人们的观念和用语也受到外国话语体系的影响。所以顾先生说“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清末民初,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开办新式学堂成为风气。而建学校就需要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大多直接译自国外同科目的教材,由于日文教科书中大半是日本汉字,翻译起来快捷简便,所以中小学教材多译自日文。在当时内忧外患汇集交错的危急年代,对于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及用词,又如何可能在短短时间内慎重和仔细地加以审查和推敲呢?所以一些帝国主义用以分化中国的一些名词和概念,便得以借着这些教科书和其他印刷物进入中国并广泛流传。在顾先生最为痛恨的外来概念当中,首推“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竟创始于谁人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钞来的。现在我们把这个杜造的责任加在日本人的身上,决不冤枉。我们只要看他们的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的奏章上说,‘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等尽力研究中国历史,无不以满蒙非中国之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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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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