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封建与郡县之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8 次 更新时间:2016-10-12 23: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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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摘要:讨论周代政制及其经学的原本问题,宗法与服术、礼制与天命皆为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且,其延伸出的道统与政统、王道与霸道、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等双重治理结构的辨析,亦应成为社会学研究传统社会的重要领域。但同时,也必须对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的问题,以及这一本源对于此后中国内地与边疆之关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做出说明。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关 键 词:封建制/郡县制/双轨治理/天命/势变

  

一、引子

   谁也不会否认,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是外来的学问;单凭外来的学问,并不能会通地解释中国。不过,一种学问之外来,自然有其历史上的情势和道理,如当初佛教自西方而来,传入中土,为汉末以来民族杂融、政治摇荡的中古中衰期注入了新的激励因素。佛教之慈悲观与平等观,不仅抚慰了乱世中的人心,“掌握了社会大众的教育权”,亦由一种“反心内观”的思辨精神,径入读书人的内心世界。即使那些有志向学的平民阶层出生的聪秀子弟,只要他们能走进庙宇,便得以摆脱一切兵火盗贼之灾,“既得师友讲习之乐,又获书籍翻阅之便”。由于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待佛教采取的是“纯真理探求与纯学术思辨的新姿态”,讲佛时“偏重在学理而偏轻于信仰”,将宗教转化为教化,将佛法转化为义理,将“无我”转化为“天伦”,遂使“大乘”风靡,后来竟创出如天台、华严乃至禅宗那样的“印度原来没有的新宗派”。故而钱穆总结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掺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钱穆,1994:138-152)

   由是观之,对于社会学之外来,一味地“移植”或是“拒斥”,皆为死路。外来之社会学,需不断通过吸收、融合和转化的工作,才能回到对于今天社会生活经验的完整理解,才能将此种社会解释及其形成的思想积淀,融入到我们自身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而如何吸收、融合和转化外来之社会学,则必需求诸自己的历史传统,努力去确立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分析体系。

   钱穆曾在一篇《略论中国社会学》的小文中提出:“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皆即一社会。一家之中,必有亲有尊。推之一族,仍必有亲有尊。推之国与天下,亦各有亲有尊。最尊者称曰天子,此下则曰王曰君。王者众所归往,君者群也,则亦以亲而尊。人同尊天,故天子乃为普天之下所同尊。”(钱穆,2001:192)此论中国社会之形状,从结构上说,是“身家国天下”;从机制上说,是“亲亲”与“尊尊”;从实践上说,是“修齐治平”。而从形态学上讲,则可分为“城市”、“乡镇”、“山林”、“江湖”这四种类型,城市为政商中心,镇之四围乃为乡村,乡民多聚族而居,山林多为佛僧与高士的隐地,是儒释道的精神寄托,而江湖则是义士任侠的演绎场,山林与江湖之间,一静一动可谓治乱之平衡。钱穆的此番说法,不论讲的是否妥当,想必今天的社会学家一定颇感不适,与习惯上手的分析概念很不搭调。但细致想来,即便我们费了很大的工夫,去考察现实社会生活的肌理,是否也有一种不能尽说的不适感呢?一到现有的知识系统无法对于所谓非制度化的社会现象做出透彻说明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得已,在既定概念的前面添一小“足”,用“非”、“准”、“后”、“去”、“亚”、“半”等等的文字把戏闪烁其词,多有言犹未尽之憾。我们之所以无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及其内生复杂的脉络,究其原因,确是我们对曾经的文明传统生疏了,将历史阻隔得很远,没了有温度的感情,降低了我们认识和想象自身生活的能力。

   几十年前,我们的社会学前辈是做过这种努力的。潘光旦(2000a:181)就曾说过相似的话:“中国以前没有‘社会’这个名词,却未尝没有社会的现象与事实。以前也没有所谓社会学这一门学科,却也未尝没有应付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一些有组织的概念和原则。‘五伦’就是这样的一个。”潘光旦考证孟子“人伦”之本义,①是要说明中国人的社会规范源出一个“伦”字,依此来规定人与人的“类别”与“关系”。五伦之历史演化,既说明了不同时期基本社会关系的界定与变异,亦说明了礼制、伦理和教化系统等社会总体结构的变迁过程,五典、五教、五常、五道乃至五行说交织演绎,形成了自然、人伦与天道之整全世界的关联。费孝通在讲差序格局的时候,也明确说:“伦”是“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一个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费孝通,1999a:336)。俗语说“一表三千里”,说的就是由己外推的这个“伦常”,无外乎是一条“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通路。

   不过,所谓“家国一体”或“家国天下”之说,只是一般原理式的讲法,王国维有关周公之制的讨论,说得很透彻了(王国维,2001a),即便这样,学界也对此提出过不少批评意见(傅斯年,2012a;杜正胜,1992:406;尾形勇,2010;王汎森,1998)。中国历史的变异程度之大,仅靠一般原理的说明是无法予以充分解释的。伦常之变,往往与情势之变、制度之变联系在一起,因而必须要有结构史的视角来分析。费孝通就在讨论中国传统伦常之理的同时,亦曾尝试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提供一种特别的解释,即以“双轨政治”为视角,来探讨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及其具体机制问题(费孝通,1999c)。学界对于此问题的讨论,多带有固化的理解以及价值评判的意味,自然也少不了不同的见解(余英时,2003;龚鹏程,2001)。不过,有学者提出,《乡土重建》所引发的这一设论,其实质问题,却是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所牵连出的理论投射,即绅士的出现与大一统的专制皇权有密切关系(杨清媚,2010:142-144、148-149)。

   在《皇权与绅权》中,费孝通开篇即说,绅士之所以出现,乃因“朕即国家”之专制皇权所确立的结构条件使然:封建制解体,宗法和礼制秩序崩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恰反映了秦汉之际封建体制外的各种权力的兴起,与中央集权系统的形成是一并出现的。不过,秦重用法家的绵密之治术,却顷刻倾覆,说明皇权即便有无上政权,“但是幅员辽阔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经管”,必须通过另一条治理途径,即士大夫的道统来弥补。换言之,“帝王本无种”,正是秦汉以来所施行的“双轨政治”的基本前提(费孝通,1999b:466-467)。从封建到郡县的过渡,奠定的却是一个相互辅成、相互制约的双重治理系统。

   首先,周代封建制下分而治之的治理效果,演化成了汉初的黄老治术,后经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说”,确立儒家一尊之格局,才形成了“道在师儒”与“朕即国家”的二分体系。“事归政统,而理则归道统”,帝王成为了现实政治的核心,而孔子作为素王,分离出了一个专属师儒的知识权力,帮助皇权应奉天命,同时以“教化不立”、“万民不正”的自然灾象来制约皇权。不过,在现实政治的角力中,道统与政统的分立是不容易维持的,所谓“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说明非但道统难以制服政统,反而在师儒渐被纳入到中央集权之官僚体系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揣摩上意、阿谀奉承、沽名钓誉、结党营私的现象。士大夫“降而为官僚”的那一刻,就是“更降而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彩之流”(费孝通,1999b:499)。此段文字正写于1948年,想必在费孝通的眼里,历史不知重演多少遍而如此依然了。

   儒家从周公引出孔子,构成了与政统分离的道统,但由于道统并未转化为有着极端超越性的宗教信条,即西方意义上的教统,而时时冒着被官僚系统收纳的危险。因而师儒便常常守持一种消极的积极姿态,如孔子所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或退隐山林,或行走乡间,由政统与道统的左右分立,逐渐演化成为皇权与绅权的“上下分治”,乡土社会成为了师儒借由“避世”而“入世”的守护天道的政治试验场。费孝通(1999a:364、368)尤看重绅士在乡土中国里的纽带作用和规范价值,常说起“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话题,是要强调皇权所不及的地方社会,才是绅士们实现儒家教化及仁政理想的治理乐土。

   虽这几个文献篇幅不算长,却勾勒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构成的几个双向对张的重要范畴:封建与郡县、道统与政统、礼与法、事与理、官僚与士绅、集权与分权乃至霸道与王道,如此等等,呈现出一种多重复杂并交互变异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不过,费孝通的分析着于意会,而非史辩,见于漫谈,而非严谨的学理疏证。再加上论说本身亦带有一些批判的色彩和人类学的意味,多以民权和自治的角度来提升绅士的历史作用,故对于经学和史学一些基本问题的辩难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尝试进一步引申这一双轨治理体系的讨论,从封建与郡县、内陆与边疆、教化与政治、官吏与士绅以及传统士人的多重品格等几个角度,对一些细致的历史逻辑问题加以考察。


二、封建反郡县

   最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有关双轨政治的设论前提,是封建郡县之变。但在费孝通看来,似乎秦汉以后的历史,就直接在郡县制的既定框架下衍发了,于是出现了皇权与绅权的判别二分,似乎整体上的治理结构是依照上下分治的办法确立下来的。这一论断,与具体的历史并不全然契合。首先,郡县制的由来,虽在西周的封建宗法时代未显端倪,但自东迁以后,“形成数个中央集权之新军国,遂有所谓郡县制度”,“是纪元前六世纪初叶,县之制或已推行颇为普遍矣”(严耕望,2007:1、3),顾炎武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日知录》卷二十二《郡县》)。据此说明,所谓封建向郡县之变,乃先为封建内的郡县之变,两者在义理上大有区别。其次,就制度而言,虽汉托秦制,但封建制的因素并未消弭,而经历有从双轨向单轨之演变过程。“汉朝一切制度承袭秦代,殊少变革,惟于地方之统治政策,恢复秦代所已扬弃之封建制度者,亦事势所迫,不得不尔”(严耕望,2007:14)。汉初分封经历过从异姓到同姓的过渡,“但封王之誓不限亲子,故旁系亲属亦得大国,一再传袭,亲属益疏,弊同异姓”(严耕望,2007:19),随后的变乱由此产生,武帝削藩自是当然。因此,汉代之封建有其形,无其实,所谓封建与郡县的双轨体系并未产生着实的二元治理效果。

上述检讨恰恰说明,封建与郡县虽说是一种权力配置的不同形态,但其实质的涵义却已超出了单纯权力政治的理解。事实上,中国历代有关封建与郡县的争执不绝于耳,其间贯穿着起源之追溯、制度之考辨、义理之疏证等各类论题,在实际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也相互混融,成了每个因流弊丛生而致力变革的历史时刻必牵连出的最重大的议题。究其根本,乃因封建与郡县的争辩,所涉及的绝不仅是政制意义上的权力结构及其利益冲突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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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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