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汉大:中世纪欧洲的法治元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1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1: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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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汉大  

   【内容提要】 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核心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秩序由法律规定,并依法律而运行。这在欧洲历史上主要体现为宪政的多元一体化进程。这一进程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确立于近代欧美。在介于二者之间的中世纪,作为国家体制的宪政文明虽然销声匿迹,但宪政文脉并未泯没中断。除了古典宪政的遗风余韵在一定范围内保存下来之外,在欧洲封建制度、基督教、自治城市和思想领域中,都孕育了大量新的制度性和理念性的法治元素。所以,中世纪不是欧洲宪政史上的断层期,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多元素发展期,也是横亘在古典与现代两次宪政高潮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期。

   【关 键 词】法治元素/封建制度/基督教/自治城市

  

   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核心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秩序由法律规定,并依法律而运行。这在欧洲历史上主要体现为宪政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宪政文明发源于欧洲,历经两次发展高潮。古希腊罗马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立宪主义的试验”,①创建了古典宪政;近代欧美建立了民族国家宪政,揭开了现代宪政的新篇章。介于二者之间的是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在很长时期内,中世纪被误认为是一个“黑暗时代”,与宪政文明自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近一个世纪来的研究证明,作为一种国家体制的宪政文明在中世纪虽然销声匿迹了,但宪政文脉并未泯没中断。除了古典宪政的遗风余韵(如希腊的民主思想和罗马的法律传统)在一定范围内保存下来外,中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还孕育了大量的新生宪政元素。尽管由于那时民族主权国家尚未出现,这些“简朴的、脆弱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②的宪政元素还无从整合一起,形成规模化、成建制的宪政实体,而只是作为分散孤立的元素杂乱无序地存在着、生长着,但元素的孕生和日积月累,既传承了古典宪政传统,又为现代宪政的兴起奠定了雄厚基础和提供了直接资源。英国学者厄尔曼说:“在中世纪占据主导的政府与政治观念已经创造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现代观念、我们的现代制度、我们的政治义务与宪政观念,不是直接起源于中世纪,就是在直接反对中世纪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③

   中世纪的宪政元素主要孕生于权力结构多元化的封建制度、与世俗王权分庭抗礼的基督教会、11世纪以后新兴的自治城市以及政治法律思想领域中。

   一、封建制度中的宪政元素

   封建制度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的氏族部落制度已经过时而新的国家权力尚未充分发展之际,流行于西方的一种以土地分封制和采邑农奴制为基础、以领主-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纽带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封建制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享受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应保持一致;其二,权力与权利的非独享性,无论封君、封臣,都有属于自己的权力与权利。故而内含着诸多宪政理念、原则乃至制度元素。

   首先,具有分权性质的分封制内含着抑制集权专制的政治性能。封建分封制除了封授地产外,还包括附着在土地上的领民以及对他们的政治统治权,诸如行政权、司法权、征税权等,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结合,也即管理权利与使用处分土地的权利的结合”;“采邑和审判完全是一回事”。④因此,在这种制度下,随着土地的层层分封,政治统治权也层层分解和下放,结果导致公共权力系统的多层化和私人化。大贵族是国王的直属封臣,拥有较多领地、领民及封建骑士武装,成为地方统治的实际主宰。⑤其下是中小贵族,底层是只有一块采邑的骑士。“各级封建主因土地占有和人身依附关系而结成封建君臣等级,在上的称‘封君’,在下的称‘封臣’,彼此各尽义务;封君授予封臣采邑及农奴,并提供保护;封臣对封君宣誓效忠,奉召为其服军役,并提供财赋”。⑥在典型的封建制度下,领主只能管辖直属于自己的封臣,不能管辖封臣的封臣。每一级领主都以自己的领地为依托,割据一方,各自为政,俨然一个小国君。国王在理论上是最高统治者,但仅是大贵族“平等者中第一人”(Primus inter pares),他拥有的是无力量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傀儡领袖”,⑦“一个名义上的权力……一个阴影而已”。⑧安德森称这种权力结构为“主权的封建分裂化”。⑨据此,从宪政角度言,封建主义不是一种分裂性和破坏性的政治力量,而是一种有益于防止专制的建设性力量,一如马文•佩里所说:“封建主义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持久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封建传统为限制国王权力和实行议会制政府这一原则奠定了基础。”⑩

   其次,具有契约性质的封建法内含着制约王权的宪法功能。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依靠封建法来调整和维护。封建法是领主-封臣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合意产物,因此,在封建法上,领主-封臣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双方相互承诺的契约关系,“就像一种婚姻契约”。(11)早期封建法主要作为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法而存在,到11~12世纪,国王或大领主封赐采邑的特许状等为封建法提供了新的成文法渊源。写于12世纪上期并被意大利波伦亚大学采用为教科书的《采邑习惯》,是一部较早系统阐述封建法的著作。13和14世纪,在丹麦、法国、英国也出现了有关封建法的专门著作。这些著作说明,中世纪后期的封建法已经发展为一套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逻辑连贯的法律体系,尽管在完整性、精确性上逊色于教会法。

   在封建法下,领主和封臣作为契约双方,分别享有某些确定无疑的权利,同时负有某些相应的确定无疑的义务。尽管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是平等的,“封臣的义务是具体的,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如不完成要受到惩处,而封君的义务却并不具体”,(12)但毕竟是对应的。无论领主还是封臣,都是源于契约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主体。于是,封臣的权利亦即领主的义务便构成一套约束上位统治者的具有宪法功能的法律规范。布洛赫说,“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恰是“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之所在。(13)这种契约性“为欧洲以及欧洲殖民地国家建立立宪政府创造了条件,因为,宪法也是一种规定了政府与公民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契约”。(14)所以梅特兰说,在封建法之下,“每一个君主都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君主”。(15)而且,“封建政府在实践中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预报器和孵化器。今后,具有理论性的人民论或自下而上的政府理论都会在封建政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16)

   再次,以司法为首选的封建解纷方式有利于司法至上法治原则的发育。“由于西欧封建制度主要是通过契约关系形构的,而维持契约关系的主要手段又必然是司法,从而有利于西方社会中司法至上的发展”。(17)无论是领主还是封臣,当自身权利受到侵犯时,首先诉诸封建法庭,寻求司法救济。所以在那时,“司法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形态”。(18)封建法庭由领主或其管家主持,由领主的直属封臣组成,一切诉讼均采用“同侪审判”(trial by peers)原则,由诉讼参与者们(suitors)集体作出判决,而非由领主一人独断。如果法庭判决不公,封臣可以向上一级领主法庭提起上诉,直至最高领主国王的法庭。国王法庭同样由他的直属封臣组成,也采用集体裁决的审判方式。“由于法庭成员联合起来的力量,法庭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而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强制执行甚至可以违背国王的意见”。(19)从这种封建解纷机制中很容易滋生出司法至上的法治原则。其中,“封臣为坚持他对其直属领主提出的某项要求而诉之于更高一级领主法院的权利,虽然不是经常被行使,但它生动地说明了封建法院体系的重要性以及领主和封臣之间权利的互惠原则的重要性”。(20)在此司法体系下,封建贵族内部虽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存在明显的等级划分,但他们都从属于一套共同的法律准则,即使是最底层的骑士“也可以要求一种基本的法律上的平等”。(21)

   最后,封臣对领主的法定反抗权提供了阻止王权滥用的最后手段。封建法规定,当封臣权利受到领主-国王的非法侵害而又无法获得司法救济时,封臣可以“撤回效忠”(diffidatio),解除封建契约关系。弗里德里克•海尔指出,“撤回效忠”权是公民反抗权的母体,它“表明了在欧洲政治、社会和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点。有关反抗权的整个观念就是这种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高贵者和低贱者之间的契约观念所固有的”。(22)如果“撤回效忠”仍不能阻止国王的违法侵害行为,封建法还允许权益受到侵害的封臣采用武力反抗方式,夺取国王的城堡和土地财产,此时唯一的限定条件是不得伤害国王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体。武力反抗权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原则:“人民可以不服从非正义的统治者,因为他违反了契约”。(23)许多西方学者指出,封臣反抗权是“封建制度输入欧洲社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注定会有久远和光荣未来的西方法律观念”。(24)

   二、基督教中的宪政元素

   中世纪初期,欧洲政局混乱,外族侵扰不断,基督教乘机发展,特别是通过11-12世纪的教皇革命,(25)罗马教廷完善了税收、行政和司法组织管理机构,迅速发展成为一支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国际性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基督教对于西方宪政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充分肯定了宗教信仰对于约束人们尤其是君主的违法行为的重要意义,他说:“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不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26)孟氏还比较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佛教的不同特点,得出“基督教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是背道而驰的”结论。(27)孟氏所言虽有高估基督教作用之嫌,但现代多数学者都承认宪政与基督教存在着密切关系,如弗里德里希就指出,“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28)

   首先,基督教会与世俗政权的二元分立格局抑制了国家权力的膨胀,为自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是一个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自成体系的跨国组织,与大小不等的世俗政权构成了一种二元分立格局,“由此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和创造力,类似于一种核裂变的过程”。(29)因为宗教和世俗的两权分立防止了单一至上权力的产生,尤其是排除了国家权力成为终极权力的可能性,这在逻辑上与作为现代宪政基础的社会-国家二元结构是一脉相通的,于是,“通向专制政府的路被堵死了”。(30)陈弘毅指出:“西方中世纪教会和国家的分立与抗衡对后来的宪政发展有关键的作用;世界上不少其他文明在历史上都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局面,因而助长了专制主义,欧洲在中世纪却因国家和教会的权力博弈而使两者都未能掌握绝对的专制权力。”(31)所以伯尔曼总结道,“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相互分离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宪法原则”。(32)

教俗二权分立结构还代表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分离。但凡专制国家,上述两种权威无一不集于最高统治者一人手中,帝师合一,而基督教会从“恺撒的物归恺撒,上帝的物归上帝”的教义出发,主张精神之剑属于教权、世俗之剑属于王权,坚持精神之剑高于世俗之剑原则,自认为占据着道德高地,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道德诠释与评判从外部制约世俗政府的政治权力行为。(33)阿克顿指出,道德与政治的二分原则“是以保护良知的名义,赋予世俗权力它从未拥有过的神圣,也给它加上了它从未承认过的束缚;这是对专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的主不仅颁布律法,而且创造实施的力量。在至高无上的领域保持一个必要空间,将一切政治权威限制在明确的范围以内,不再是耐心的理论家的抱负,它成为世界上哪怕最强大的机构和最广泛的组织的永恒责任与义务”。(34)况且,按照基督教的要求,所有基督信徒都有义务坚守良知,帮助教会执行其道德功能,必要时对国家施加道德压力,“在极端的情形下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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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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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津)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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